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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伊斯蘭教的傳播發展與歷史經驗
伊斯蘭教於西元7世紀中葉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唐宋時期的穆斯林先民以“蕃客”的身份留居長安及東南沿海地區,建立清真寺,形成圍寺而居的“蕃坊”,很多人仰慕和學習中華文化,其中就有考取進士者。元代為伊斯蘭教大規模傳入時期,有“元時回回遍天下”之說,加速了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進程。明清以後的伊斯蘭教實現了中國化、本土化,逐漸成為回族、維吾爾族等10個少數民族中大多數人的信仰。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中國穆斯林主動學習中華文化,自覺調整伊斯蘭教中與中國社會、文化不相適應的內容,通過“以儒詮經”運動,開展經堂教育,改革宗教制度,融入中華禮俗和地方民族特色,在融合傳統建築樣式的基礎上形成了極具特色的中國清真寺建築風格,實現了伊斯蘭教的民族化、本土化和中國化,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有機組織部分。中國文化的包容、政府的積極引導和穆斯林積極主動學習主流文化,是伊斯蘭教實現中國化的重要因素。
在長期歷史發展中,中國穆斯林形成了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堅持“愛國是信仰的一部分”,將熱愛自己的祖國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以愛國為信仰中的堅守,視愛國為穆斯林的擔當和責任,正確處理信仰真主與忠於國家的關係,強調“忠於真主,更忠於君父,方為正道”。近代以來,在反抗外來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鬥爭中,中國穆斯林與全國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作出了重要貢獻,譜寫了光輝篇章。堅持“國法大於教法”,自覺擯棄、有選擇地解釋一些不合乎中國國情的教義教規,服從執政者。堅持“中道”思想,主張團結,廣泛分佈全國各地的穆斯林在與各民族的長期交流交往中和諧相處、守望相助。當然,在封建社會時期,統治階級實行民族壓迫和宗教歧視政策,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的宗教信仰並不自由,教派衝突時有發生,封建宗教特權存在,使我國伊斯蘭教問題具有特殊的複雜性。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非常重視伊斯蘭教問題和伊斯蘭教工作。在長征時期,為了團結信教群眾,中共中央明確制訂了“保護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損壞回民經典”等規定。在陝甘寧邊區制定的憲法性檔中,強調充分尊重回民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為了滿足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需要,在邊區還修建了一些清真寺。1940年,毛澤東同志親自給修建落成的延安清真寺題詞。1941年,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起草了《回回民族問題提綱》,對伊斯蘭教的形成、教義以及回族與伊斯蘭教之間的關係、門宦制度、教派之爭及其實質進行了客觀的分析與闡述,同時宣傳了我黨解決伊斯蘭教和回族問題的基本政策,這是我黨系統研究我國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的第一個文獻。新中國成立後,党和政府充分考慮到我國伊斯蘭教的民族性特點,強調對其宗教信仰的尊重就是對這個民族的尊重,必須實行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防止傷害少數民族的宗教感情。經過社會經濟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廢除了伊斯蘭教中的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使伊斯蘭教的狀況發生根本變化,走上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廣大伊斯蘭教界人士成為統一戰線重要力量,中國伊斯蘭教在各方面的發展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黨的宗教政策全面貫徹落實,穆斯林群眾的正常宗教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在党和政府領導下,愛國宗教團體建設得到加強,各級伊協組織積極學習宣傳貫徹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廣泛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團結教育,引導伊斯蘭教界和穆斯林群眾依法依規開展宗教活動,凝聚引導廣大穆斯林群眾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愛國宗教人士隊伍素質不斷提高,建立了10所伊斯蘭教院校培養伊斯蘭教人才,廣大宗教界人士擁護党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自覺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積極開展公益慈善活動,在扶危濟困、抗震救災、助學助老等方面作出了許多努力。在獨立自主、平等友好基礎上開展對外友好交往活動,增進了我國人民與各國人民的瞭解和友誼。近年來,面對“三股勢力”宣揚極端思想和暴力恐怖活動,中國伊斯蘭教界堅決反對,嚴厲譴責,並在黨和政府支持下,積極開展“解經”工作,批駁宗教極端思想,有針對性地幫助穆斯林群眾解疑釋惑,樹立正信,堅守中道,遠離極端,為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祖國統一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伊斯蘭之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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