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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中土禪宗始末(一) [複製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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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3-16 17:01:04 |顯示全部樓層
中國「禪宗」之傳衍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大概就屬達摩的「面壁九年」與慧能的「不立文字」了,但千萬不要忽略,慧能不識字,卻有一本影響巨大的《六祖壇經》流傳了下來,將「溯自兩晉佛教隆盛以後,士大夫與佛教之關係約有三事:一為玄理之契合,一為文字之因緣,一為死生之恐懼」,輕巧地結合為一種「以生命本身詮釋佛學」的理念,不止「佛的超越性、神秘性」被打破,「佛性人性化」以後,更把「涅槃的境界置於現世」;這麼一來,六朝時期終止「佛教玄學化」的道生所闡述的「涅槃學」就急轉而下,成了一個只要「明心見性」,便可「直了成佛」,甚至「呵佛罵祖」,最後終於「成為一個無宗教意識的宗教」----是為慧能所傳下來的「南禪」。

《六祖壇經》是「語錄」,不是具有方法論、宇宙論、本體論、超本體論的「哲學思想」,其著述與《論語》或《老子》的成書均無不同,不為慧能親自所造,實為其門徒法海根據慧能言行所錄;其流傳之廣之深,也與《論語》或《老子》相同,充分表現中國人的思維「兩頭明,中間暗」,擅述前提做結論,卻往往忽略前提與結論之間的邏輯推衍,是儒家打壓「墨學十綱領」的「邏輯學」語言所遺留下來的思想流毒;最嚴重的是,「語錄」敘述重結論,輕分析,故使得行人「競以頓悟相誇,語多臨機。凡此諸說,雖不必為慧能所自創,然要非達磨(摩)本意也。北宗神秀,稱為漸教,吾人雖不知其詳,想或仍守達磨之法者歟。」

這裏面的「史傳之妄」,「偽史」頻傳,錯綜複雜,「皆六祖以後禪宗各派相爭之出產品也。而且禪宗傳法定宗眾說紛紜,亦表現為其間各派之爭也」,這是「禪宗」為「道統」爭鬥的歷史明證,起碼是「南宗」為了爭取「傳法定宗」的正統而製造出來許多「偽史」;姑且不論「南宗」與「北宗」相爭之歷史因緣,《六祖壇經》的執意「以生命本身詮釋佛學」,卻有消弭「其間各派之爭」所產生「道統」壁壘分明之弊,更因直截與道生的「生命哲學」呼應,而承續了「中國學術思想」的「學統」。

何以故?「南禪」以「傳法定宗」的「道統」觀念來承續「中國學術思想」的「學統」,使得「禪宗」模糊了「學統」與「道統」之界分,上承道生,下續「一華開五葉」,至今持續不衰,成為「以心傳心」之所倚,「徹見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之所憑,「凡夫禪」、「生活禪」更成為「口頭禪」,「行住坐臥不離心」,心卻不知在何處,「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於是「束書不觀」只能是最後的結果。

「中國大乘佛學」發展成這樣,不知是幸,抑或不幸?從志磐的「六宗」來觀察,「中國大乘佛學」的傳衍,「律、禪、天臺、華嚴、法相、真言」深具「歷史時間性」的意義,脈絡分明,但以「涵蓋性」更大一點的「中國學術思想」傳衍來觀察,則唯「天臺、華嚴」與「禪」而已,只不過此「禪」已變質為慧能之「以心印心,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而非道生的「生命哲學」了;事實上,整個「中國學術思想」的「學統」傳入唐朝時,是以佛學思想為主導地位,「律、禪、天臺、華嚴」氣象萬千,然後就出來了玄奘的「法相」、窺基的「唯識」,卻將佛學語言弄得「詰屈聱牙」,思想於焉凝鑄,再然後就是慧能的「南禪」,乾脆「不立文字」,將思想從文字的束縛裏整個解放出來,而逕直述說了中國哲學思想的繁衍一直掙扎於「思想」與「文字」的互緣互生。

這樣的發展使得士大夫與佛教之關係緊繃了起來,「溯自兩晉佛教隆盛以後……之三事」去了兩個,「一為玄理之契合,一為文字之因緣」,剩下的「死生之恐懼」則為「儒學對維護封建倫常與社會秩序,及提出個人修身養性的方法」所取代,於是儒學在中唐時期,以韓愈為主導,重奪學術思想的主流地位,因「南禪」的「無言無說,無示無識」使得「佛之涅槃與儒之成聖,就個人的意境來說,實無大差異」,於是「儒學經吸收佛學內向修為的奧妙哲思後」,果然重奪思想領導地位,庶幾乎可以斷言,「南禪」之傳衍「可能易於推廣佛法,但對佛教本身卻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尷尬的是,「南禪」所傳均為「正法」,其「頓悟」法門雖謂「教外別傳」,但可直溯「靈山會中,如來拈花,迦葉微笑,即是付法」;以「印度道統」來看,「迦葉遂為印度禪宗初祖。秘密相傳,以至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授法於菩提達摩」,但以達摩傳衍至中國所建立的「定祖之說」來看,「菩提達摩於梁武帝時來華,是為中國禪宗初祖。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慧能世稱為禪宗六祖,與其同學神秀身為南北二宗」,禪宗「定祖之說」大略建構而成。

但不要忘了,梁武帝大通八年(五三四年),達摩在廣州登岸,落腳於華林寺時,距離「道生南渡」的四一六年,已悠悠過了一百二十年,其間「攝山三論」復起,由僧朗而僧詮而法朗,「律、禪、天臺、華嚴」甚至「涅槃、淨土」早已散播開來,連譯於四二○年的「六十《華嚴》」譯本也已傳衍了一百多年;「道生一脈」與「達摩一脈」的傳衍交接點為僧詮弟子慧布,「遊北土,見邈禪師及禪宗二祖慧可」,其時間難考,但是應在達摩傳《楞伽經》於慧可之後,故以「中國學統」來看,方東美教授認為禪宗的「定祖之說」應為道生,「是隋唐時代禪宗的初祖,真正是禪宗的先知」,但這個「初祖」是就「學統」而言,與達摩的「道統」傳衍,迥然有異,或換個說法,「南禪」為了建構「達摩傳慧可」的道統傳承,不惜竊取道生為禪宗的「定祖之說」。

何以故?湯用彤教授另有所證:「慧達《肇論疏》中談及道生頓悟義時說:『第一竺道生法師大頓悟云:「夫稱頓者,明理不可分,悟語極照。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釋謂之頓悟。」』後來的禪宗頓悟說雖有所異,然而道生的佛性說與頓悟說,確是開了我國爾後一代禪宗的風氣」;兩位史學大師論點相符,當足以採信,湯教授接著指出「道生仍然主張漸修是不可完全廢棄的」,云「聖人設教,言必有漸」,是以道生傳僧朗,朗傳僧詮,詮傳慧布,「學統」綿延,直至慧布與慧可會面後,「道生一脈」之「學統」漸泯,轉為「慧可一脈」之「道統」續傳,由慧可而僧璨而道信而弘忍而慧能與神秀,南北二宗乃立,「頓漸」之別終成水火。

如此說來,僧詮弟子慧布「遊北土,見邈禪師及禪宗二祖慧可」是個關鍵;這裏的「遊北土」又透露一個歷史訊息,因為南北朝佛學的流傳「是從北方由元魏、東西晉、北周、北齊,傳到南方的長江流域,西邊到荊州,南邊到金陵、杭州。南朝方面則從劉宋起到梁武帝,到陳」,所以「宋齊梁陳」這麼傳下來,到梁武帝將達摩迎至建業,「與語不契」,應該不至意外,因為梁武帝所稟承的是一個憑藉老莊精神去吸收佛學的驅動,與初來乍到的達摩當然不能契合,所以達摩渡江,止於少林。

這段梁武帝、達摩之「與語不契」,歷史多有記載,但為何「不契」,就語焉不詳,大多只說梁武帝以「功德」論佛教事業,為達摩所斥,導致不睦。不過真是如此嗎?南方佛教發展重點在義理方面,宗教形跡不甚重視,所以雕刻遠不如北方佛教的規模巨大,技術精湛,何以梁武帝會捨「佛法義理」之長、而以「佛教事業」之短詢及初入中土的達摩?更令人質疑的是經學在南方的發展以江淮一帶的楚文化為背景,「楚文化的發展,在文學上有屈原,在哲學上有莊子,都是富於藝術的幻想、有空靈的意境,迥異於北方堅忍淳樸的風格」,文化基礎何等深厚?又何至於達摩的「忘言絕慮」與老莊的「清靜無為」如此不能溝通?兩人不能溝通,只能有一個緣由,那就是達摩初來乍到,不諳中文,更不諳老莊的「玄學」語言,所以只能靠著將達摩從廣州迎至建業的翻譯人員進行溝通;這些都是「歷史性」疑問,史料厥無,但不免令人猜疑達摩不似鳩摩羅什,未到中國來先學中文,到了中國再學莊子語言,然後再用最典雅的莊子語言去翻譯佛經,甚至這位達摩可能連《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譯本都讀不懂,但大體觀出所譯為「正法」,故以之傳二祖慧可。

更有甚者,沒有任何史料足以證明達摩有學中文的跡象,雖然他強調「口頭說法,不立文字,不出著述」,但講經說法能夠不擅中文嗎?如果能夠,那就構成了繼羅什以「外國語文」翻譯「本國語文」與玄奘以「本國語文」翻譯「外國語文」以外,第三條的翻譯途逕,曰「一切盡在不言中」,「以心觀心」,或以居中引介之人為翻譯,以他人之譯著傳之,是為四卷《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成為「禪宗傳燈史」的重要經典的因緣,也因此而破了禪宗「秘密相傳,不立文字」的說法。

那麼二祖慧可有無可能是這位中介人物?看來不可能,因史書有「二祖慧可斷臂求法」一說,但是這麼一位重要的中介人物,史料厥無,頓使疑團重重,譬如達摩從天竺坐船來廣州,在建業日理萬機的梁武帝如何得知?這一路相迎,由廣州到建業,究竟由誰促成?擔任梁武帝與達摩面晤的翻譯責任重大,為何反倒成了歷史之謎?在資訊不發達的年代,這不能不說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乃至達摩東渡的因緣都極難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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