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禪宗始末(一)

binmaulin

中國「禪宗」之傳衍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大概就屬達摩的「面壁九年」與慧能的「不立文字」了，但千萬不要忽略，慧能不識字，卻有一本影響巨大的《六祖壇經》流傳了下來，將「溯自兩晉佛教隆盛以後，士大夫與佛教之關係約有三事：一為玄理之契合，一為文字之因緣，一為死生之恐懼」，輕巧地結合為一種「以生命本身詮釋佛學」的理念，不止「佛的超越性、神秘性」被打破，「佛性人性化」以後，更把「涅槃的境界置於現世」；這麼一來，六朝時期終止「佛教玄學化」的道生所闡述的「涅槃學」就急轉而下，成了一個只要「明心見性」，便可「直了成佛」，甚至「呵佛罵祖」，最後終於「成為一個無宗教意識的宗教」----是為慧能所傳下來的「南禪」。

《六祖壇經》是「語錄」，不是具有方法論、宇宙論、本體論、超本體論的「哲學思想」，其著述與《論語》或《老子》的成書均無不同，不為慧能親自所造，實為其門徒法海根據慧能言行所錄；其流傳之廣之深，也與《論語》或《老子》相同，充分表現中國人的思維「兩頭明，中間暗」，擅述前提做結論，卻往往忽略前提與結論之間的邏輯推衍，是儒家打壓「墨學十綱領」的「邏輯學」語言所遺留下來的思想流毒；最嚴重的是，「語錄」敘述重結論，輕分析，故使得行人「競以頓悟相誇，語多臨機。凡此諸說，雖不必為慧能所自創，然要非達磨（摩）本意也。北宗神秀，稱為漸教，吾人雖不知其詳，想或仍守達磨之法者歟。」

這裏面的「史傳之妄」，「偽史」頻傳，錯綜複雜，「皆六祖以後禪宗各派相爭之出產品也。而且禪宗傳法定宗眾說紛紜，亦表現為其間各派之爭也」，這是「禪宗」為「道統」爭鬥的歷史明證，起碼是「南宗」為了爭取「傳法定宗」的正統而製造出來許多「偽史」；姑且不論「南宗」與「北宗」相爭之歷史因緣，《六祖壇經》的執意「以生命本身詮釋佛學」，卻有消弭「其間各派之爭」所產生「道統」壁壘分明之弊，更因直截與道生的「生命哲學」呼應，而承續了「中國學術思想」的「學統」。

何以故？「南禪」以「傳法定宗」的「道統」觀念來承續「中國學術思想」的「學統」，使得「禪宗」模糊了「學統」與「道統」之界分，上承道生，下續「一華開五葉」，至今持續不衰，成為「以心傳心」之所倚，「徹見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之所憑，「凡夫禪」、「生活禪」更成為「口頭禪」，「行住坐臥不離心」，心卻不知在何處，「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於是「束書不觀」只能是最後的結果。

「中國大乘佛學」發展成這樣，不知是幸，抑或不幸？從志磐的「六宗」來觀察，「中國大乘佛學」的傳衍，「律、禪、天臺、華嚴、法相、真言」深具「歷史時間性」的意義，脈絡分明，但以「涵蓋性」更大一點的「中國學術思想」傳衍來觀察，則唯「天臺、華嚴」與「禪」而已，只不過此「禪」已變質為慧能之「以心印心，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而非道生的「生命哲學」了；事實上，整個「中國學術思想」的「學統」傳入唐朝時，是以佛學思想為主導地位，「律、禪、天臺、華嚴」氣象萬千，然後就出來了玄奘的「法相」、窺基的「唯識」，卻將佛學語言弄得「詰屈聱牙」，思想於焉凝鑄，再然後就是慧能的「南禪」，乾脆「不立文字」，將思想從文字的束縛裏整個解放出來，而逕直述說了中國哲學思想的繁衍一直掙扎於「思想」與「文字」的互緣互生。

這樣的發展使得士大夫與佛教之關係緊繃了起來，「溯自兩晉佛教隆盛以後……之三事」去了兩個，「一為玄理之契合，一為文字之因緣」，剩下的「死生之恐懼」則為「儒學對維護封建倫常與社會秩序，及提出個人修身養性的方法」所取代，於是儒學在中唐時期，以韓愈為主導，重奪學術思想的主流地位，因「南禪」的「無言無說，無示無識」使得「佛之涅槃與儒之成聖，就個人的意境來說，實無大差異」，於是「儒學經吸收佛學內向修為的奧妙哲思後」，果然重奪思想領導地位，庶幾乎可以斷言，「南禪」之傳衍「可能易於推廣佛法，但對佛教本身卻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尷尬的是，「南禪」所傳均為「正法」，其「頓悟」法門雖謂「教外別傳」，但可直溯「靈山會中，如來拈花，迦葉微笑，即是付法」；以「印度道統」來看，「迦葉遂為印度禪宗初祖。秘密相傳，以至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授法於菩提達摩」，但以達摩傳衍至中國所建立的「定祖之說」來看，「菩提達摩於梁武帝時來華，是為中國禪宗初祖。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慧能世稱為禪宗六祖，與其同學神秀身為南北二宗」，禪宗「定祖之說」大略建構而成。

但不要忘了，梁武帝大通八年（五三四年），達摩在廣州登岸，落腳於華林寺時，距離「道生南渡」的四一六年，已悠悠過了一百二十年，其間「攝山三論」復起，由僧朗而僧詮而法朗，「律、禪、天臺、華嚴」甚至「涅槃、淨土」早已散播開來，連譯於四二○年的「六十《華嚴》」譯本也已傳衍了一百多年；「道生一脈」與「達摩一脈」的傳衍交接點為僧詮弟子慧布，「遊北土，見邈禪師及禪宗二祖慧可」，其時間難考，但是應在達摩傳《楞伽經》於慧可之後，故以「中國學統」來看，方東美教授認為禪宗的「定祖之說」應為道生，「是隋唐時代禪宗的初祖，真正是禪宗的先知」，但這個「初祖」是就「學統」而言，與達摩的「道統」傳衍，迥然有異，或換個說法，「南禪」為了建構「達摩傳慧可」的道統傳承，不惜竊取道生為禪宗的「定祖之說」。

何以故？湯用彤教授另有所證：「慧達《肇論疏》中談及道生頓悟義時說：『第一竺道生法師大頓悟云：「夫稱頓者，明理不可分，悟語極照。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釋謂之頓悟。」』後來的禪宗頓悟說雖有所異，然而道生的佛性說與頓悟說，確是開了我國爾後一代禪宗的風氣」；兩位史學大師論點相符，當足以採信，湯教授接著指出「道生仍然主張漸修是不可完全廢棄的」，云「聖人設教，言必有漸」，是以道生傳僧朗，朗傳僧詮，詮傳慧布，「學統」綿延，直至慧布與慧可會面後，「道生一脈」之「學統」漸泯，轉為「慧可一脈」之「道統」續傳，由慧可而僧璨而道信而弘忍而慧能與神秀，南北二宗乃立，「頓漸」之別終成水火。

如此說來，僧詮弟子慧布「遊北土，見邈禪師及禪宗二祖慧可」是個關鍵；這裏的「遊北土」又透露一個歷史訊息，因為南北朝佛學的流傳「是從北方由元魏、東西晉、北周、北齊，傳到南方的長江流域，西邊到荊州，南邊到金陵、杭州。南朝方面則從劉宋起到梁武帝，到陳」，所以「宋齊梁陳」這麼傳下來，到梁武帝將達摩迎至建業，「與語不契」，應該不至意外，因為梁武帝所稟承的是一個憑藉老莊精神去吸收佛學的驅動，與初來乍到的達摩當然不能契合，所以達摩渡江，止於少林。

這段梁武帝、達摩之「與語不契」，歷史多有記載，但為何「不契」，就語焉不詳，大多只說梁武帝以「功德」論佛教事業，為達摩所斥，導致不睦。不過真是如此嗎？南方佛教發展重點在義理方面，宗教形跡不甚重視，所以雕刻遠不如北方佛教的規模巨大，技術精湛，何以梁武帝會捨「佛法義理」之長、而以「佛教事業」之短詢及初入中土的達摩？更令人質疑的是經學在南方的發展以江淮一帶的楚文化為背景，「楚文化的發展，在文學上有屈原，在哲學上有莊子，都是富於藝術的幻想、有空靈的意境，迥異於北方堅忍淳樸的風格」，文化基礎何等深厚？又何至於達摩的「忘言絕慮」與老莊的「清靜無為」如此不能溝通？兩人不能溝通，只能有一個緣由，那就是達摩初來乍到，不諳中文，更不諳老莊的「玄學」語言，所以只能靠著將達摩從廣州迎至建業的翻譯人員進行溝通；這些都是「歷史性」疑問，史料厥無，但不免令人猜疑達摩不似鳩摩羅什，未到中國來先學中文，到了中國再學莊子語言，然後再用最典雅的莊子語言去翻譯佛經，甚至這位達摩可能連《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譯本都讀不懂，但大體觀出所譯為「正法」，故以之傳二祖慧可。

更有甚者，沒有任何史料足以證明達摩有學中文的跡象，雖然他強調「口頭說法，不立文字，不出著述」，但講經說法能夠不擅中文嗎？如果能夠，那就構成了繼羅什以「外國語文」翻譯「本國語文」與玄奘以「本國語文」翻譯「外國語文」以外，第三條的翻譯途逕，曰「一切盡在不言中」，「以心觀心」，或以居中引介之人為翻譯，以他人之譯著傳之，是為四卷《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成為「禪宗傳燈史」的重要經典的因緣，也因此而破了禪宗「秘密相傳，不立文字」的說法。

那麼二祖慧可有無可能是這位中介人物？看來不可能，因史書有「二祖慧可斷臂求法」一說，但是這麼一位重要的中介人物，史料厥無，頓使疑團重重，譬如達摩從天竺坐船來廣州，在建業日理萬機的梁武帝如何得知？這一路相迎，由廣州到建業，究竟由誰促成？擔任梁武帝與達摩面晤的翻譯責任重大，為何反倒成了歷史之謎？在資訊不發達的年代，這不能不說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乃至達摩東渡的因緣都極難察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