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禪宗始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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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個推論言之成理，則唯有將道生與達摩擺在一起觀察，「儒釋道」哲學融匯的「幾者動之微」才能浮現出來；以「歷史之幾動」來觀察，人物與典籍分不開，所以《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必須擺在一起觀察，才能探悉弘忍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為《金剛要義》的動機，甚至老子與孔子以降，《老子》與《易傳》也不應分開來敘述，老子與孔子之前的《尚書》與《易經》更要擺在一起觀察，以其間之轉輒必有「幾」，故也。

不止如此，慧能與玄奘也是一對，「不立文字」與「廣譯梵典」也有其歷史因緣，「南禪」的模糊「道統」與「學統」以及玄奘執意回歸「印度佛學」、雄辯天竺「大、小乘」論敵，卻又融不進「中國學術思想」，彼此的轇轕看似無關，但是其實互相影響，恰似老子與孔子會面，看似相談不甚歡暢，但其實惺惺相惜。

這裏面的「歷史之幾」、「因緣之幾」、「文字之幾」全部糾纏在一起，以其「幾者動之微」的內質並無不同故；唯一不同的是，其「幾」有兩種驅動，往上者，「形而上」思想興，所有的哲學理論都往上融匯，直逼「般若」，並可臻《老子》的「虛而不屈」之境，是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更是「儒釋道」思想融匯的根基；往下者，「形而下」思想興，愈演繹愈往下流淌，是曰「動而愈出」，不止離「般若」愈遠，甚至連「形而上」思想也以「形而下」邏輯來詮釋，是謂「把哲學拉下來適應人間」，乃造成了哲學繽紛呈現，各自詮釋，各自為陣，是為當今世界的哲學泯滅現象，尤以「人間佛教」之倡行對「中國哲學思想」之傳衍破壞最大。

《易傳》的「幾」，當真高妙，不止可以用來觀察「崇有論」與「貴無論」之歷史爭論，甚至可觀其「業」之「和合性不和合性」、「進化說創造說」與「萬物流出說」的思想分界、「中觀」與「瑜伽」的分庭抗禮、「虛而不屈」與「動而愈出」在「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的凝動似動狀態，或更深一層來看，「幾」與「業」的思想消長與歷史發展、「文字」的轉輒與「歷史」的偽造，乃至文字的「音韻」與「圖符」，種種色種種相，均以「幾動」而有「事」乃有「理」，天下大動矣。

把這麼一個漫長的思想史擺在一起觀察，暫不論「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是否洞悉「幾者動之微」的奧秘，其「幾動」是否僅為巧合或偶然，甚至是否為訛作，但因其所闡述的虛無思想與中文象形字的「象形無象」相契合，故這個「幾動」得以綿延幾千年，使「進化說、創造說」的思想提升得以在「萬物流出說」的思想奔流裏緩行慢進。何以故？「象形無象」故，「歷史之幾」、「因緣之幾」、「文字之幾」俱融合故。

「道生南渡」與「達摩面壁」亦同，也暫不理會其動機是否洞悉「幾者動之微」的奧秘，但其「善行無轍跡」的行逕俱可上可下，賦予思想的發展無限生機，「幾動」自在其中；但「慧能夜奔」就不同了，固然其利根直逼「幾」之未動景況，但其氛圍之形成，乃至「轍跡」之過顯，都只說明了「不立文字」的對應而生，乃因「法相唯識」的繁瑣，使得知識分子被籠罩在文字的探索裏喘不過氣來，是「動而愈出」的歷史現象，與「老子西出、道生南渡、達摩面壁」的情景不同，故僅能歸屬於「萬物流出」的歷史發展。

以同樣的「幾動」來觀察「印度佛學」的興衰，亦復如是。玄奘於公元六三五年師學戒賢時，「印度佛學」雖已驅向弱勢，「奧義」哲學逐漸復甦，但《楞伽經》作為「瑜伽」與「中觀」的根本經典卻在當時的印度廣為流傳；當時闡述「瑜伽」的重鎮當為那爛陀寺，位於「中天竺摩竭陀國」，但是闡述「中觀」則可能居無定所，故般若多羅「至南天竺香至國，度王之第三子菩提多羅」，而後菩提達摩「歷游諸國，至於中華」，在廣州登岸時，公元五三四年，正值梁武帝當權之時。

這個脈絡理清以後，就可瞭解「瑜伽」與「中觀」所傳承的世代支脈，雖因南天竺「香至國」與中天竺「摩竭陀國」之地區不同，而導致中土所承接的地域繁衍南水北陸、所傳承的經典研讀態度有別、所接受的歷史待遇天壤有別，但對「印度佛學」的傳衍因緣而言，其本土文化脈動的復甦已然勢不可擋，故「佛學外傳」之「幾」已啓動；玄奘在此時進入印度求法，而成為「求法僧」或「學問僧」，與「日本僧人」在唐朝時渡海求法，其實沒有不同，對印度本土的「佛教傳承」也沒有影響，就像「日本僧人」對「中土大乘佛學」根本就絲毫沒有影響一樣，所以實在沒有必要以玄奘雄辯天竺「大、小乘」論敵來模糊焦點。

在這個「印度佛學外傳」的關鍵時期，真正對世界的思想繁衍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有兩人，一為達摩祖師循海路至中土，一為蓮花生大師循陸路至西藏；蓮花生於七世紀初至西藏弘法比達摩至中土大約晚了近一百年，又因蓮花生與戒賢均為那爛陀寺當時的高僧，故可探知玄奘西出天竺時的唐太宗貞觀三年（西元六二九年），很可能與蓮花生大師錯失交臂，否則中土佛學的發展當有另一番景象；兩者走的都是陸路，當無疑問，與劉宋時期求那跋陀羅三藏循南印海道來華，或與梁武時期達摩跨海東渡至廣州，走的路不同，發展也各自不同，但這股「印度佛學外傳」的狂潮卻說明了「奧義哲學」之強烈復甦導致世界兩大「佛學」重鎮就此產生的因緣，中土與西藏是也。

中土與西藏所承接「印度佛學」的不同之處，在於達摩東渡之前的中土，早已歷經老子與道生的兩大思想「幾動」，「儒釋道」的融匯已有基礎，達摩之面壁對中國哲學思想之傳衍產生了「反者道之動」的影響；蓮花生入藏的第七世紀，正值西藏土著的「苯教」盛行之時，「卜筮」資料不多，但是想來公元六四一年，文成公主奉命嫁與松贊幹布所遺留下來的漢文「易學」經典與「苯教」有了印證的機會，所以蓮花生必須先行掃蕩羣魔，以裨益佛教教義的傳播；其時玄奘滯印未歸，文成公主另外攜帶的「三百六十卷佛教經典」，應當都屬「三論、華嚴、天臺」甚至「律、禪、淨土」之類的經典，對後來影響「藏傳佛學」甚深的「唯識學」應無所貢獻，由此或可看出「藏傳佛學」受蓮花生的影響遠勝於文成公主。

這個時候的西藏，藏文未造，故流傳於雪域的經典只有漢文經典；蓮花生固然亦攜帶些許梵文經典，但翻山越嶺至西藏傳法，想來不能像文成公主一樣，「有若干通達這些書籍和製造物品的文士工匠隨從前來」，故知其震赫「苯教」、樹立威權的過程，所仰賴的不是佛法的教義，反倒是法術的威力，甚至一直到十一世紀的密勒日巴，這個法術都是西藏佛教傳衍的重要依據，並且迫使「苯教」的土著巫術與之結合，而有了西藏極為詭譎的佛教儀軌。

據聞蓮花生與密勒日巴的法術可以搬雲祈雨，極為厲害，雖然不知其詳，但想來與六朝時期的石勒石虎麾下大和尚佛圖澄所施之法術並無不同，飛岩走石，聽鈴知凶，與「中土大乘佛學」前奏時期的繁衍亦甚相似，只不過西藏本土的文化不高，所以沒有王弼的「新道學」復興，反倒像鳩摩羅什居於西域涼州學中文一樣，開始探尋一種新的語言。

藏文未造之時，中文與梵文都在西藏流傳；其時，中文已開始有了「唐詩」之璀璨演繹，唐初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已造，一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將中文的委婉與豪邁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反地，梵文隨著「印度佛學」的外傳而漸趨衰敗，但在這個關鍵期，西藏選擇了梵文為藏文之基，就充滿了玄機，想來當非為了擷取梵文之精微，而是因為「印度佛學」的影響，所以從一開始，藏文之造即是為了傳播佛學，庶幾乎可謂「西藏學術思想」除去「佛學」以外，別無其它的支派，這與中土之有「尚書、易經」與印度之有「奧義、吠陀」，是絕然不同的。

也正因為如此，佛學之深植於西藏，非常精純，以其不受其它思想之混雜故，更因藏文與梵文屬同一語言體系，故「梵藏翻譯」的可信度極高；這與「梵中翻譯」不可相提並論，因為中文與梵文屬於兩種不同的語言架構，其轉輒不免失「幾」，故「歷史之幾」、「因緣之幾」、「文字之幾」的融合程度始終不及「藏傳佛學」之密切；以是之故，知「藏傳佛學」與「印度佛學」絲絲入扣，但是「中土佛學」反倒因為《尚書》、《易經》與《老子》三大學統的影響，而逐漸走出「印度佛學」的影響，並發展出來獨特的「中國大乘佛學」。

這與中國四大譯家「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沒有絕對的關係，與「鳩摩羅什、真諦、不空」是印度人也沒有關係，更與玄奘的梵文造詣無關，甚至與「道安傳教，羅什翻譯」發展無關，純粹是本土「思想」與「文字」所交織出來的影響。何以故？「漢、梵語言，相隔甚遠，強使漢語切合梵語，勢必發生格礙」故，其轉輒不免失「幾」，更因「歷史、因緣、文字」等的不融洽，「禪宗」的定祖之說才有可能造肆。

以此觀察歷史上最後兩位影響「中國大乘佛學」的人物「慧能與玄奘」，可知「中國學術思想史」的三大「思想之幾」，雖然為「老子、道生、達摩」，但是承續這股往未來世推衍的力道，反倒為孔子的「幾者動之微」、慧能的「不立文字」與玄奘的「邏輯推衍」，其因至為簡單，以「後現代社會」歷經「理性」洗禮、「二分法」倡盛、「邏輯思維」斥虐、「文言文」崩毀，「互聯網」簡訊造亂，已經回不去「老子、道生、達摩」的時代故。

不過，要從歷史吸取教訓，往未來世傳承，也必須效仿老子以「道」總結《尚書》與《易經》兩大學統的精神，將「幾者動之微」挹注於「不立文字」與「邏輯推衍」裏，「象學」的觀念乃生，直截以哲學回溯文字創始的「類表象」，庶幾乎可以扭轉「後現代社會」直奔而下的「文字幾動」，令「哲學泯滅、文字崩毀」的景象整個沉澱下來，進而產生往上探尋思想的力道，於是就與「老子、道生、達摩」的「幾動」吻合了。

「象學」還有一個功能，可以令國人在影視橫行的今天所養成倚賴「圖象」的習性得以繁衍，並令時人所擅長的「象徵與隱喻」得以發揮，更令時下以「音聲」為「表現性語言」的口語（即所謂的「白話文」）素質得以提升；更有甚者，挹注哲學於中文獨特的「文字學」，將使得「象學」重溯以「思想」改變「文字敘述」的學統，扭轉西方思潮以「文字敘述」影響「思想」之傳衍，稍稍遏阻「文字」對「思想」的迫害，更從思想的根坻處結合「中國大乘佛學」與「中國學術思想」，不再受鈴木大佐之類的語言翻譯轉輒所愚，以語言轉輒必「失幾」，故也。

----節錄自《慧能與玄奘》，《象學無象》第二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