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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是科學文化的動力
中世紀穆斯林的科學文化,是伊斯蘭思想史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它不僅僅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文化現象,而且更是一種立足現實和實驗的方法論的結晶,人類史上第一次打破離不開腦際和書本的希臘式文化模式,把一種活生生的科學精神帶給了世界。
這一科學文化的興起和繁榮,除了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影響,與伊斯蘭對知識和科學的態度密不可分。
古蘭經號召人們去思考自身和宇宙的一切奧秘,“我將讓他們在天下四方和他們自身中看到我的種種跡象,好讓他們明白古蘭經是真理。”(41:53)“你說:你們觀察天地間的森羅萬象。”(10:101)
指出天地間的一切是為人類服務的,“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嗎?真主為你們制服天地間的一切,並充分地賜給你們顯見的和潛在的恩典。”(31:20)讚美知識和學者,“真主的僕民中只有學者才敬畏真主。”(35:28)拒絕毫無證據的信口開河,“如果你們說得對,就拿來你們的證據。”(2:111)反對主觀臆測,“臆測對真理毫無裨益。”(10:36)
先知把求知定為“主命”或“天職”,“求知是每個穆斯林的主命。”把學者與烈士相提並論,“學者的墨水,在複生日可與烈士的鮮血媲美。”把學者的品級置於修士之上,“學者優越于修士,有如圓月優越於群星。”等等。
通過這些原則和教誨,伊斯蘭為學術和科學的繁榮營造了一種精神的、社會的氛圍,為科學家們的探索提供了自由展翅的空間。
先知所說“求知是每個穆斯林的主命”,蘊含了穆斯林對待知識的特有認知。
“主命”在伊斯蘭法學中的定義是“不完成就會受到懲處(入火獄)”。那麼,求知是“主命”意味著:不學無術、甘願無知是罪過,要受火刑;求知是“主命”,則求知是真主喜悅的行為,是接近真主的一種途徑;求知是“主命”,那麼,穆斯林每學得一點知識,就向真主接近了一步,反之,倘若自暴自棄、甘願無知,則離真主愈來愈遠。
由於求知是主命,則必須把掌握的知識和科學用於主所喜悅的、給人類帶來福利的事業,而不是把它用於塗炭生命、滅絕人性(如二戰中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屠殺行徑、美國在日投下原子彈造成30萬人死亡,等等)。這種獨樹一幟的文化觀和科學觀,使穆斯林的科學文化不僅獨步中古,光芒萬丈,而且,它以信仰為中心,向各個學科領域輻射,從而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科學運動。
此外,中世紀穆斯林科學文化的繁榮,和伊斯蘭關於“代治”的認識論不無關係。根據伊斯蘭的觀點,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真主為人制服了天地間的一切。因此,伊斯蘭把發展科技、提高生產力、開發天地間的一切能源視為人類“代治”使命的組成部分,視為對真主的服從,真主因此而賜予他後世的報酬(儘管人類代治大地的過程其實也是為自身謀幸福的過程)。
同時,根據伊斯蘭的觀點,不發掘大地的寶藏、不利用真主為人預備的宇宙能源、不進行科學探索,是違抗主命、怠忽職守的行為。這樣的人,既失去了今世,也無法得到後世。正是這種認識論,使中世紀穆斯林的宗教活動與科學探索水乳交融,渾然一體。科學家們在探索科學的同時不忘記按時去拜真主,而且即便是在實驗室裡,也把這種科研活動看作是對真主的另一種敬拜,是感謝真主巨集恩的一種表達方式。
先知的教誨“求知是每個穆斯林的主命”,沒有把“求知”限於宗教知識,而是囊括了一切有益於人類社會的知識,自然科學當然被納入其中;古蘭經中“只有學者敬畏真主。” (35:28)的前文描述自然景觀中的跡象,則經文中的“學者”首先指科學家,其次才指其他領域的學者。
這種知識與科學、認主與智慧在伊斯蘭中的密切關係,產生了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作為伊斯蘭文化主要載體的阿拉伯語中,知識(al ilm العلم )和科學(al ilm العلم)是同一個詞;宗教學者(al Wulamai العلماء)和科學家(al Wulamai العلماء)是同一個詞;禮拜寺(Jamia الجامع)和大學(Jamiah الجامعة)是同一個詞源。
無怪乎當代伊斯蘭思想家優素福•格爾達威(1926— ) 說:“在穆斯林看來,宗教便是科學,科學便是宗教。”法國哲學家杜斯塔夫•魯本說:“正是阿拉伯人,讓世界學會怎樣把思想的自由與宗教的虔誠統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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