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案筆錄是關鍵 讓受害童「自己講出來」

雲想

性侵案筆錄是關鍵 讓受害童「自己講出來」

兒童性侵害案件常因前後供詞不一影響司法判決，檢警偵查筆錄成為關鍵之一；近來國內逐步採用美國國家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中心（NICHD）制定的訪談程序，訓練補強筆錄製作方式，最大特色是讓兒童「自己講出來」，以問句取代封閉式問題，不做刪改，減少誤導兒童、供詞矛盾的機會。

受過專業訓練的女警說，處理這種性侵案件要先取得兒童信任，跟他當朋友，再測試他的陳述能力，如「現在是幾點鐘？你剛剛吃什麼？」等語，由兒童平常生活作息相關問題，確認表達能力。

女警指出，兒童敘述與理解力較差，又易被親友影響，會造成有些證詞非真，且兒童反覆陳述可能二度傷害；在「案重初供」原則下，第一次筆錄是關鍵，員警怎麼問很重要。


知名性教育繪本「我的小雞雞」。




資料來源

https://udn.com/news/story/7317/3358357?from=udn-catelistnews_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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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訊筆錄證據能力之影響



根據新法，警訊筆錄原則需排除，只有在以下情況為例外：

（1）        自我矛盾的陳述：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九條之二，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關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的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2）        供述不能：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九條之三，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處於供述不能的狀態，其於司法警察面前所為的陳述，若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得為證據。此條文採取比較詳盡的列舉立法，針對供述不能的情況，包括已死亡者、身心障礙或記憶喪失、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

(3)   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九條之四第一款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亦得作為證據，蓋前開文書性質上固屬傳聞證據，然因該等文書係公務員依其職權所為，與其責任、信譽攸關，若有虛偽錯誤，更須擔負刑事及行政等法律責任，從而正確性高且該等文書經常處於可受公開檢查狀態，倘有錯誤甚易發現而予及時糾正，是以，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其真實之保障甚高，故參酌美日立法例，明訂前開文書得為證據，以資適用。

(4)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者：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九條之五第一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定(指第一五九條之一至第一五九條之四)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認為適當時亦得作為證據，立法理由略謂傳聞法則之重要理念，乃傳聞證據倘未經當事人藉由反對詢問予以核實，即應拒斥，然若當事人放棄反對詢問權而表示傳聞證據可為證據時，基於證據資料越充足越有助於發見真實之理念，法院得承認是項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另外，為強化言詞辯論主義，確保當事人到庭實施攻擊防禦，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當事人對法院之證據調查表示無異議或沒有意見者，同條第二項規定視為當事人同意將前開傳聞證據採為證據。
上述情況，乃為避免傳聞法則的過份嚴格，而在可信性與必要性下，所為的例外設計。

五、結論

台灣的司法實務，向來受到「案重初供」的影響，致相當依賴警訊筆錄，不管是針對證人或者是被告，也因此造成言詞審理的空洞化，而流於書面審理，這也是向來受人詬病之處。在二００三年修法所引入的傳聞法則，以及自白調查方式的改進，已經使得警訊筆錄的重要性遠不如過去，雖然此將使得審理程序更加繁瑣，但卻是保障人權所不可或缺，這也是台灣一步步邁向當事人主義的最重要表徵。



引用資料來源

邱寶弘
台灣大學法律學士
輔仁大學法律碩士
執業律師

吳景欽
輔大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