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要面子”為何經久不衰？

阿拉布拉

面子很重要，中國人特別在意這一點，遂有了死要面子這一說。
魯迅筆下的孔乙己，落魄得很，但堅持穿長衫。那長衫很髒，很破，也不肯脫下來。因為這件長衫，攸關面子問題。在舊時代，勞動人民都是短打，只有讀書人才著長衫。穿短打，為的是勞動時的方便，外國有“短褲党”“藍領”這一說，工人階級的代名詞。穿長衫，瀟灑是有了，風度是夠了，但要從事體力活的話，會很礙事，動作不能過大，走路不能太快。
孔乙己先生其實相當窮困，那一件長衫不知穿了幾多年頭，可這是他的一張證書，證明他曾經是讀書之人、進學之人、斯文之人，說不定還是曾參加過科舉之人。就像如今很多並不寫作文學作品的人，非要參加作家協會，做一名會員的虛榮心，有點近似。為了這份進過學、讀過書的面子，他說死了也不肯脫下這件長衫，而改著短打的。可他無業，無業也就無錢，無錢就得找點營生，賺兩個小錢糊口。可他什麼也做不了，只能替有錢人家抄書。於是，抄書之餘，免不了偶然做些鼠盜狗竊的事，也就免不了挨打。這也是中國人對於小偷小摸的常規懲罰，而被打者通常也只護著自己的臉。所謂“打人莫打臉”，就是說，你打我哪裡都可以，獨獨別打臉。臉，即臉面，對特別在乎面子的中國人來說，至關重要。
有一次，他腿裹著蒲包，用手扶地，幾乎是爬來酒店沽酒喝，掌櫃見他如此行狀；“你又偷了東西了！”他也不作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掌櫃的反問：“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他低聲解釋：“跌斷，跌，跌……”他的眼神，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這就是民間諺語“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典型寫照。
為了能夠說得過去的一點虛榮心，為了並無實際意義的一點自尊心。中國人常常不得不委屈退讓，忍辱求全，不得不低聲下氣，甘受作踐。
其實，這句“死要面子”的民間諺語，來源於中國封建社會裡的“諡”。這個已經死去的漢字“諡”，這才是真正的“死要面子”的本意。應該說，人死之後，萬事皆空，有面子，或者，沒有面子，與死人無涉，只是活人在爭這份面子而受罪罷了。雖然，“諡”，在古代，是一門學問，還是一門很深的學問，不過，辛亥革命以後，“諡”也隨之消亡，不過，類似的“死要面子”風氣，迄今不衰，便有知往鑒來，稍加涉獵的必要。
若從編年史的《資治通鑒》來看，書中第一位有諡的皇帝，該是東周的威烈王，西元前425年的一位名叫姬午的帝王，在位25年，據《諡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對這位有名無實的君主，夠高看的了。南齊的沈約批評說：“諸複諡，有諡人，無諡法。”從一開始，諡，就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事物。第二位，也按《資治通鑒》的排列，是晉國的智宣子。據《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可元代的胡三省則說：“智氏溢美也。”溢美二字，稱得上是誅心之論，把千古以來所有的諡，也包括所有為死人專寫的訃告，以及追思緬懷的文章，一言戳破。
悼念文章，總是儘量挑好的說，是可以理解的。有的連最起碼的針砭也不存在，也就不必深究。何況上帝讓人們對死者寬容呢？因此從對死者的紀念出發，肯定得強烈一些，褒揚得光輝一些，描畫得燦爛一些，美化得輝煌一些，好像也是正常現象。至於逝者生前美中不足的方面，不無遺憾的方面，難與外人道及的方面，見不得光天化日的方面，按照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大人之過，日月之食的夫子之道，為賢者諱，儘量避之隱之，也屬人情之常。就像孔乙己先生身上穿的那件長衫，也就只好讓他一直穿下去了。
然而，國人之形而上，之絕對化，之矯枉過正，之有過之無不及，弄得這種嗚乎尚饗的文字，效果卻適得其反，令人啼笑皆非。
當然囉，九泉之隔，陰陽之別，生死異途，觸物傷情，難免不能自禁，這是可以理解的。拿點紙巾擦擦眼淚鼻涕，也就算了。用不著化腐朽為神奇，立豐碑于烏有，原是有限之水，怎能潺潺不斷，更不能波瀾壯闊？本是凋零之木，焉會葳蕤常青，更不會繁花似錦！不過一個普通作家，冠以大師頭銜，那是黑色幽默，寫過幾篇普通文章，居然稱作不朽，更是笑話奇談。曾經說過幾句創作經驗，竟成金玉良言。當過兩天文學官員，搖身變成大牌作家，令人“歎為觀止”。其實，大家心裡明鏡似的，不過子虛烏有罷了。可這些悼念文章，把這些離開我們的死者，溢美得一個天花亂墜，吹捧得一個光環四射。功勳光榮之極，人格偉大之極，畢生正確之極，甚至連毛病和缺點也是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白璧微瑕，不足掛齒。
溢美是需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要溢得適度，溢得恰當方好。其實，話說回來，脫掉那件長衫，還孔乙己先生本來面貌，也許更真實，更有益於後來。否則，歷史將是一本糊塗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