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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時造就男女薪資差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破解性別不平等的世代差異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丁(Claudia Goldin)關於性別不平等的研究,我們可以這麼說:每個世代的女性面對的難關並不相同。
「世代」是其中的關鍵詞。在她獲獎後,國內外一些報導和網路貼文,有些只強調她證明「生育會影響薪資」,有些則說她提出性別不平等的「多重成因」,更有不少人轉貼一張著名的圖表,顯示隨著時代推移,美國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並非直線上升,而是先降後升。
這些說法都不完全錯誤,但也都不精確,更沒有掌握戈丁獲得這項殊榮的真正原因──畢竟,只說「有很多原因」並沒有真正回答問題,而「生育會使母親薪資降低」已經是學界的常識,最後,勞參率先降後升也只是基本的統計結果,這些都不足以讓她獲獎。
戈丁之所以獲得學界廣泛肯定,主因在於她看見性別不平等的面貌會隨著世代而有所不同。她的研究橫跨多個世代,對於當前這一代女性,她強調薪資不平等主要已經不是來自男尊女卑的刻板印象,也並不是因為男性雇主中有太多沙豬,刻意不雇用女性或給女性低薪。
她主張,現在職場性別平等面對最大的挑戰,來自許多工作實在「要求太多」。
「貪婪」的工作:長工時、沒彈性才是關鍵
戈丁認為,現在有太多的工作是「貪婪」(greedy)的,這不是指老闆貪得無厭,而是指這些工作要求員工投入很多時間,而且缺乏彈性。這個模式的「基本款」是固定朝九晚五的工作,你的主管、同事、客戶都期待你整天坐在辦公室裡,隨時可以接電話、被找去開會甚至社交。而在基本款之上,還有許多職位進一步要求頻繁加班,加班時間甚至經常無法預測。
如果你身處這樣的職場,想爭取高薪就得遵循這樣的時程安排。如果沒辦法配合,你或許不會馬上被開除,但薪水就會比較低,升遷機會也變少,進而導致薪資更難成長。換言之,這些工作會「處罰」無法配合公司時程的員工,而且會隨著時間越來越嚴重。
當然,對男性來說,缺乏彈性又時常加班也很麻煩,但對於女性、特別是有小孩的女性來說,這經常已經不只是麻煩,而是完全無法照辦。畢竟,如果一對夫妻都要上班,即使將小孩送到托兒所,仍然有一方要去托兒所接小孩,並且確保小孩有飯吃;而即使到了今天,負責打點這些問題的人通常還是媽媽,媽媽們因此連朝九晚五都未必能配合,更不用說長時間、不定期的加班。正因如此,即使從事同一種工作,媽媽們的薪資還是會比條件差不多的男性低。
戈丁認為,這也解釋了科技、科學相關職業中男女薪資差異為何比較小,而商業相關的職業男女薪資則比較大。雖然女性要進入科技、科學相關職業可能比較困難,不過,一旦進入之後,她們通常比較不需要投入很多時間跟客戶、同事維持關係,也更能自主決定工作時間──反正實驗室裡的東西不會不見,只要有做出結果,什麼時候做都可以。相反地,女性如果從商,那些與客戶聯絡、跟同事開會、向主管回報的時間點經常都不是自己能決定的,所以一旦成為媽媽,當個配合的「好」員工就越來越難,跟男性的薪資差異也因此會越來越大。
產業變化意外弭平女藥師的劣勢
關於工時彈性的重要性,戈丁另一份廣受引用的研究特別聚焦在藥師這個行業。她發現,現在美國男女藥師間的薪資很小,但過去並不是這樣。
而她主張,關鍵原因之一,在於藥師的專業訓練和藥品逐漸標準化,讓藥師之間要按照需求安排輪班、代班非常容易,幾乎不會有客人說「不行,我要找我的專屬藥師」。媽媽藥師們即使要為了小孩而減少工作時數,都只是少賺那一兩個小時的錢而已,並不會跟男性的薪資越差越遠,或因為這一兩個小時失去加薪的機會。
另一項關鍵原因,則是美國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少獨立開業的藥房,在連鎖店、超市裡執業的藥師越來越多。藥師自己開藥房需要花比較多時間顧店,即使不站在櫃台,也有其他事情要時時打點,所以通常都是男師當老闆,而女性藥師經常是在藥房當薪資較低的助理職。但現在的美國藥師界,不論男女都是受雇為主,也消弭了這項差異。
因此,戈丁認為當務之急已經不是繼續宣導「破除刻板印象」──很多男性雇主甚至可能會覺得「我真的沒有歧視呀」。相反地,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儘可能增加工作的彈性,具體而言,可能要調整職務內容,並且善用科技工具(比如通訊軟體),讓員工可以互相「替代」,當媽媽員工因為家庭而無法當班時,其他員工可以隨時補上,如此一來,大家各自依照需求彈性排班就會更為容易。
避孕藥助整個世代的女性突破難關,而她們成為模範
性別平等的最大阻礙既然是「看似無關性別」的勞動條件問題,也意味著之前幾個世代的女性已經克服了許多更嚴峻的阻礙,而戈丁也有幾篇研究,具體討論了某些突破難關的歷程。
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關於避孕藥的研究。1960年代末期,避孕藥在美國年輕女性間開始漸漸普及。只要服用避孕藥,女性大學生就可以放心念書,而且在同一時間還是可以去談戀愛、去發生性行為,不用擔心懷孕就前功盡棄。因此,也有越來越多女性在大學畢業後繼續申請專業學位(如法學院、醫學院),甚至進一步計畫在拿到學位後也不急著結婚,至少花幾年發展生涯──不用禁慾,也不用急著結婚,可以花點時間在職涯上。
而這又帶來一個額外的效果:當足夠多的女性大學畢業生服用避孕藥,就連沒有使用避孕藥的年輕女性也會受惠。當她們看向周圍的同齡人,發現「所以我也不用那麼急著結婚嘛!又不是現在不嫁就永遠嫁不掉!」,也敢花更多時間發展職涯,進一步提高這個世代的女性薪資。
值得補充的是,戈丁在另一篇研究中也指出,該世代有大學學歷的女性通常只是晚結婚,但最終還是會步入婚姻,只有大約12%到了50歲仍然未婚,只略高於上一個世代的8%。不過,或許也是由於婚姻年齡延後,加上更多女性投身專業職涯,「能生小孩」的窗口變窄,生育率的降低就相當明顯,到40歲還未生育的比率高達28%,明顯高於前一個世代的17%。
而1970年代受益於避孕藥的這個世代,還進一步為下個世代的女性樹立了榜樣。戈丁主張,這個世代的示範,讓下個世代的女性更相信自己應該更用功讀書,相信她們的努力不會白費,而她們的家長也更有可能贊同。戈丁用三個年度的統計資料證明,1952年和1972年畢業的高中生中,男性念大學的比率高於女性,但這完全不是因為男性書念得比較好。相反地, 1992年畢業的高中生當中,女性念大學的比率已經反超男性,而且確實有一大主因是女性書念得比較好,選修數學、自然的意願也不再低於男性。
換言之,在1972年的美國,第一代能服用避孕藥的女性剛從大學畢業,還有很多人覺得女性就業反正沒什麼前景,就算書念得不比男生差也不用繼續升學;但是,到了1992年的美國,第一代吃避孕藥、大規模攻讀專業學位的女性已經約莫四十歲上下,親自向後輩展示女性在職涯上能多有成就,這鼓勵了女高中生加緊念書,成績開始反超男同學,這也反映在大學升學的結果上。
性別不平等的樣貌隨世代改變
戈丁的學術成就相當豐碩,即使只針對「性別不平等的世代差異」此一主題,她還有許多其他值得參考的論點;在性別不平等之外,她對於美國勞動市場和教育的其他研究也有許多廣受引用,甚至被相關領域學者視為必讀之作。也因此,經濟學界甚至社會學界都有許多人高度肯定她的研究貢獻,認為她獲獎實至名歸。不過,她的研究絕大多數都是針對美國,我們不該預設她的研究發現可以直接套用於台灣或其他國家。
對於非美國讀者而言,戈丁的研究最重要的啟發在於她的分析觀點。從上面研究中可以看出,性別不平等的樣貌在每個世代都不盡相同,不能一概而論。至於要了解每個世代的女性面對哪些重要挑戰,又有哪些機會可以把握、哪些難關已經克服,都在在需要具體的分析,不能隔空抓藥。戈丁的研究發現雖然不能直接套用於台灣,但她的研究卻仍提供我們思考性別不平等問題時的啟發:
比如,參考她對「貪婪工作」的分析,我們可以問,在不同世代、不同職業中,台灣的媽媽們若想「減少加班」或「彈性工作」,會面對怎樣的困難,需要做出多大的犧牲?有什麼制度上、文化上的改革可能會有幫助?又比如,參照她對避孕藥的討論,我們也可以問,這些年來台灣有沒有什麼條件,會影響女性對「繼續升學、發展職涯會有什麼代價」的評估,尤其是「這會不會讓我沒得結婚」?
最後,延伸她對於1992年高中畢業生的研究,我們同樣可以問,台灣有沒有哪些因素,形塑了不同世代女性和她們的家長對於「念書、升學有沒有用」(或「念什麼書才有用」)的想法?
更廣泛來說,戈丁引導我們問的問題是:在工作、學業和家庭等各方面,不同世代女性的期望與挫折,有何相同和相異?此外,戈丁的作品中雖然有討論階級和族群,但不是最大的重點,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她所討論的這些性別趨勢,跟其他種類的社會不平等可能會有怎樣的交互作用?
而延伸到政策、教育和倡議,從戈丁的研究中我們學到最重要的一課,就是即使性別不平等一直存在,但不同世代乃至不同群體面對的問題可能很不一樣。我們當然絕對不能假裝沒看到性別不平等,但如果一看到性別不平等,就直接預設一定是舊有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比如認為「一定是社會上還有許多沙豬老闆抱持歧視心態,關鍵必定在於傳統的男尊女卑」,幫助恐怕也相當有限。若要擬訂出有效的行動策略,我們必須思考在不同世代、不同群體中性別不平等發生的具體原因,並且讓證據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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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女性「同工不同酬」這件事情,應該是所有人納悶的事!明明同職位的女性盡心盡力的工作,但薪資確硬生生的比男性少10~20%!為什麼呢?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丁(Claudia Goldin)關於性別不平等做了極精確的的研究,傳統的認知,如:女性生育影響工作、或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不高、或女性對家庭的社會期待使她們無法專注於工作上…;這些因素或許都是原因之一,卻不夠精確。我們可以這麼說:每個世代的女性面對的難關並不相同。
戈丁引導我們問的問題是:在工作、學業和家庭等各方面,不同世代女性的期望與挫折,有何相同和相異?此外,戈丁的作品中雖然有討論階級和族群,但不是最大的重點,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她所討論的這些性別趨勢,跟其他種類的社會不平等可能會有怎樣的交互作用?
而延伸到政策、教育和倡議,從戈丁的研究中我們學到最重要的一課,就是即使性別不平等一直存在,但不同世代乃至不同群體面對的問題可能很不一樣。
希望戈丁的研究能導正世界對女性不公平的對待,還女性一個更能充分發揮能力及薪酬的環境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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