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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學倫理精神的下落和內化過程中,以「敬天法祖」為基礎的民間信仰寺廟往往是儒家核心的孝道觀念獲得展示的重要載體。一些寺廟通過各種宗教膜拜儀式,將這種孝道觀念灌輸到民眾的集體意識之中。而與風水相關的扶乩儀式,無疑是將這種觀念「神聖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南安詩山鳳山寺主祀廣澤尊王(後唐郭忠福) ,至今在閩台及東南亞地區擁有相當多的信眾。按戴鳳儀《郭山廟誌》及楊浚的《鳳山寺誌略》等載,廣澤尊王自幼因貧而替人牧牛,日必馳歸侍奉雙親。後來一位形者鑒其孝,便點了一塊「蜈蚣形」寶地予他葬父。[17]在當地百姓看來,郭忠福之所以由人成神,其實就是他因至孝而得好風水的福報。[18] 《郭山廟誌》 載有二則清代尊王降乩保護考妣佳城的事跡:
乾隆初年 ,有近塋某姓者,將封塋聖旨碣乘夜埋沒,以為圖占風水計。翼(翌——注)早,聖王即降乩,鳩集里人迅速抵塋,比至,里人尋碣不見,扶乩者忽向塋下深泥中以劍劃之,果獲其碣,遂封豎焉。
同治十一年壬申 ,有某姓貪封塋形勢絕佳,私瘞親骸於塋首。一日,聖王忽降乩指示,私瘞處令里人剷去,以警傚尤。於戲,王之孝思不匱,上天尚且感動,宵小敢如此生心想,聖王律必有以處之也。[19]
據泉州民間的地理先生稱,即便是從專業的堪輿術來看,廣澤尊王祖塋也是一處絕佳的風水寶地。鄉民惑於私利圖占尊王封塋好風水之事,亦很有可能是歷史的真實。然而是否乃尊王顯靈所示,抑或邑人事先知曉,不得而知。郭忠福至孝得風水和降乩護風水的傳說故事,顯然蘊含著雙重的道德象徵意義:一是守孝道是尋獲祖先墓地好風水的一個前提條件,二是保護好祖先墓地風水是對祖先表達孝行的體現。這些觀念也是民間社會在風水實踐中長期形成的共識。
然而,要使這些觀念激起人們更加強烈的情感認同,除要借助可能是莫須有之傳說故事以發揮神妙的功用外,更要借助於一些帶有神聖性的事物或媒介來維護並強化某種權威性。戴鳳儀曰:「尊王一生大節,惟孝為首,其孝以葬塋、祭塋為大,則封塋重焉。」[20]由於郭忠福已被神聖化為崇高的人格神的形象的關係,再加上埋藏祖先的墳塋原本就屬於神秘而危險的場所,郭氏考妣的封塋由此更是變成不可侵犯或混淆的神聖空間的組成部分,成為人們可資敬畏和膜拜的一類宗教聖物。[21]通過每年祭塋的集體性活動,不僅激發了人們對至孝的廣澤尊王的尊崇情感,而且激發了人們對守孝道與得風水、護風水與行孝道等關係的內在聯想。由於扶乩活動能夠真正「與上級之神通聲氣」 [22],自然是神化郭忠福及其考妣墳塋的一種有效手段。
特別是廣澤尊王兩次乩示「孝思」的事件,更加凸顯了神的祖塋及其對像之不可褻瀆的神聖性。宵小破壞聖物(如聖旨碣)或用親骸(世俗之物)盜葬聖塋,其實是故意違犯了神聖的禁忌,突破約定俗成的神聖空間的邊界,「王律必有以處之也」。這種積極而強勢的儀式代表了民間社會鞏固超人(神)的權威、穩定正常的文化秩序的努力,有助於儀式的參與者在心靈深處同時領會和契合到人與神、子孫與祖先的天然的親緣關係。[23]特別是當這種直接的規訓變成共信的「史實」傳播時,它喚起的不僅有文化事件的回憶還有神聖權威的訓導,影響力自然深存人心。
尚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楊浚還記錄了一則廣澤尊王所獲佳城的「喝形」及祭神禁忌的傳說:
神得四正穴,寺為鳳,宮(即龍山宮,神之故居、祖厝)為牛眠,廟為水蛇 (威鎮廟,離封塋不遠) ,先塋為蜈蚣。神寺之鳳與先塋之蜈蚣可相見,每祭,神必親詣。若廟兼祀神之太子,廟為水蛇,與蜈蚣不可相見,故祭太子不往。俗傳如此。 [24]
這種基於風水相互生剋的原因而形成的祭祀禁忌體例,無疑是宗法倫理精神和家族文化意識的一種隱喻和象徵。這顯然是以風水信仰和神靈崇拜相結合的形式,推動並強化了傳統道德規範的「禁忌化」、「形象化」。按照儒家的「親親尊尊」、「長幼有序」的觀念,廣澤尊王去拜祭(儀式當然是由信眾代勞舉行)父母是理所當然的,而讓廣澤尊王屈尊去拜見兒子,顯然不符合儒家的文化觀念。[25]當然,廣澤尊王親祭祖塋以及太子神與祖輩互不相見的拜祭習俗,也隱晦地表達了漢人傳統親屬體系一直處於凝聚與分化矛盾的緊張狀態的事實。[26]因為祖先可能對子孫或不同房祧產生不利的影響,而子孫對祖先的祭祀也要以祖先不對子孫進行不利的傷害為前提。
大體來說,有關廣澤尊王的風水傳說及扶乩事例,無疑是中國宗法倫理理想的一種典型的符號表達。它一方面明確了那處體現著祖先崇拜和神靈信仰之混合的神聖空間——祖塋的邊界的不可侵犯性,另方面也借助這一神聖空間的捍衛來喚起並強化人們在處理崇拜祖先和信仰風水關係時必須信守的社會道德秩序。不過我們也不能過高地估計神靈崇拜對民間風水活動的道德勸誡功能。[27]乩文中所說的宵小盜葬神靈的祖塋事件,恰從一個側面說明民間對神靈的崇拜在程度上甚至是稍遜對風水的信仰一籌的。而在民俗信仰方面,傳統鄉土社會的功利性、實用性的因素也遠勝於神聖性、超功利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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