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皓暉] 大秦帝國系列六 帝國烽煙【全文完】

edvx

　　從史料角度說，基本事實是清楚的，秦亡並無秘密可言。秦亡原因的探究，更多側重於對
既定歷史事實以高端文明時代的價值理念給予分析與認定，而不是呈現新的史料證據，提供新
的歷史事實。這裡的前提是：我們這個民族對歷史事實的記述是大體完整的，沒有重大遺漏的
，歷代分歧甚或煙霧的形成，原因不在事實不清，而在是非不明。
　　綜合當代所能見到的全部基本資料，我們可以認定：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的
原因：其一，是突發政變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是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
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面動盪。突發政變是秦亡的直接原因，戰國慣性則是秦亡的基礎原
因。這兩個原因所涉及的歷史事實，大體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發政變，更是人人皆知的歷史
事實。戰國傳統所形成的社會慣性，卻歷來為史家與社會所忽視，然也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
。是故，我們的探究重點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認知––高端文明時代所應當具有的歷史透析能
力。
　　其一，突發惡性政變，導致中央政權結構全面內毀。
　　秦帝國在權力交接的轉折時期，突然遭遇惡性政變，歷史異數也。
　　異數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與突發性也。對於秦始皇之後的權力交接，歷代史家與社會意
識都有這樣一個基本評判：若由長公子扶蘇繼位，秦帝國的歷史命運必然大不相同。其時，扶
蘇的品性與才具已經得到了天下公認，「剛毅武勇，信人奮士」，已經具有了很高的社會聲望
，連底層平民陳勝吳廣等尚且知之，朝廷郡縣的大臣吏員更不用說了。當時的始皇帝與天下臣
民，事實上已經將扶蘇作為儲君對待了。儘管在施政寬嚴尺度上，扶蘇的寬政理念被更看重復
辟嚴重性的始皇帝否定了，但就其實際處置看，扶蘇的重要性絲毫沒有減弱。當此之時，歷史
卻突兀地呈現出一幅最荒誕的畫面：始皇帝突然死於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
兀成了秦帝國的二世皇帝！
　　這一突兀變化的成因，及其演進環節所包含的具體因素，始終無法以常理推斷。幾乎其中
任何一個環節都是突發的，幾乎任何一個因素都是突然變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預料的邏輯性。
突發性與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歷史幻覺：莫非這當真是古人所謂的
天意？
　　透析這場政變對秦帝國的直接的全面的內毀，認識其突發性與偶然性這一特質，是極其重
要的。唯其突發，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議，才有了秦帝國中央政權的堅實結構迅速瓦解崩潰
，才有了帝國臣民依然本著奉公守法的傳統精神，在連番驚愕中不自覺接受了權力軸心極其荒
誕的惡性作為。惡性政變突發，農民暴動又突發，秦帝國所有足以糾正中央惡變的政治力量，
都因為沒有起碼的醞釀時間，而最終一一宣告失敗。從根本上說，政變的突發性與農民舉事的
突發性聚合，決定了其後帝國命運的殘酷性。這場突發政變所匯聚的歷史偶然性因素，大體有
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堅執進行最後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蘇北上九原監軍，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後一次大巡狩，於諸皇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成陽，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後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於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發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八也。
　　突發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見李斯會商善後，偶然性九也。
　　長期忠誠無二的趙高突發人性變形之惡欲，偶然性十也。
　　棟樑重臣李斯之突變，最為不可思議，偶然性十一也。
　　扶蘇對假遺詔之缺乏辨識或不願辨識，選擇自殺，偶然性十二也。
　　蒙恬、蒙毅相繼入獄，蒙恬被逼接受自殺，蒙毅被殺，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賁父子於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錯再錯，大失前半生節操才具，終致慘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質過低而近於白癡，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國功臣階層因李斯突變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趙高之惡欲野心膨脹變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陳勝吳廣之「閭左徭役」突發暴動，偶然性十九也。
　　關中老秦人人口銳減，對惡性政變失去強大威懾力，偶然性二十也。
　　必須申明的是：上述偶然性，並非指這些事件或因素是無原因爆發，而是指恰恰在這一時
刻爆發的突然性。譬如最為關鍵的兩個人物––趙高與李斯的突變，可謂這種偶然性的典型。
以趙高前期表現與功績，始皇帝對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幾乎是必然的。唯
其如此，趙高的人性之惡變突然發作，並無必然性，確實是一種人性突變的偶然性。若說趙高
從少年時代起便是一直潛藏在始皇帝身邊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
其前期的巨大功績與傑出才具，及其自覺的法家理念與幾次重大關頭表現出的堅定政治抉擇，
實在不可能在其與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計較。然則，李斯恰恰接受了趙高說辭，恰恰計較了，這
是必然性麼？僅僅以李斯青年時期的「廁鼠官倉鼠」之說，便認定李斯從來是一個私慾小人，
同樣是滑稽的。李斯與趙高，都是英雄與魔鬼的無過渡對接的異常人物，其突然變異，無疑隱
藏著人性潛質的巨大秘密。但是，從社會原則與政治原則出發，任何時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
循實踐法則，以人物的既往歷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極少數的突然變例去判定。從本質上說，
趙高與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奮爭的結果，是歷史的必然。從人事任用權力說，始皇帝重
用趙高李斯是合乎邏輯的，同樣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變異，實在是
一種不可預知的偶然性。
　　種種偶然性導致的這場政變，是歷史上摧毀力最強的惡性政變。
　　作為一種權力更迭的非常態方式，政變從來存在於從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結局與
對歷史的影響而言，政變有三種：一種是相對正義方發動的良性政變，譬如後世最著名的李世
民玄武門之變；一種是僅僅著力於奪權而不涉及國策，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譬如趙武靈王
末期的政變，以及後世的明成祖朱棣政變；第三種便是破壞力最強的惡性政變，其典型便是始
皇帝身後的趙高李斯政變。
　　這場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是由其主要發動者的特質決定的。這一政變的軸心人物是
趙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體謀求目標不同，但目標的根基點相同：都是為了謀求最大
的個人利益，或為私慾所誘惑。其最為關鍵的李斯與趙高，都是帝國的赫赫功臣，趙高掌內廷
大權，李斯掌國政大權，既有足夠大的權力影響，又有足夠大的社會聲望，同時更有改變始皇
帝既定意志的權力手段。
　　然則，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並不在於政變開始與過程中的權謀與惡欲，而在於政變
成功之後的再度惡變。若胡亥即位後，趙高與李斯同心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經在始皇帝在世
時開始了的適度寬政，減少徭役徵發，而避免了農民的突發暴動，這場政變完全可能成為無可
無不可的中性政變。然則，事情沒有按照正常的邏輯發展，而是再度惡變，大大偏離了李斯捲
入政變的初始預期。這裡，決定性的誘發因素又變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後，低能愚頑的享樂意
識大發作，進一步誘發了趙高全面操縱國政的野心，並最終導致了趙高再次發動政變殺了胡亥
。在這再度惡變的過程中，李斯幾欲掙扎，幾欲將國政扳回常態，然由於已經與帝國權力層的
根基力量疏遠，李斯的努力顯得蒼白無力，終於陷入了趙高的陰謀而慘死。
　　因再度惡變，這一政變終於走上了惡性道路。
　　惡果之一，秦帝國堅實的權力結構迅速崩潰。在趙高「誅大臣而遠骨肉」的殘酷方略下，
嬴氏皇族被大肆殺戮，帝國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權發生了急劇的惡變。
　　惡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種種社會惡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徵發不減反增，賦稅徵
收不輕反重，迅速激發了激烈的民眾反抗，由此而誘發復辟勢力全面復活，使社會動盪空前激
烈且矛盾交織難解，大災難終於來臨。
　　惡果之三，秦帝國群策群力的施政決策方式蕩然無存，驟然轉變為胡亥趙高的荒唐臆斷。
中央決策機構全面癱瘓，以致胡亥對農民暴動的社會大動亂程度的荒唐認定，根本無法得到應
有的糾正。在始皇帝時期，這是無法想像的。
　　惡果之四，中央政令的荒謬，與社會治情嚴重脫節，致使郡縣官吏無所適從，紛紛生出疏
離之心。天下政務幾近癱瘓，軍力財力無法凝聚，無力應對愈演愈烈的社會動亂。
　　惡果之五，惡政導致秦帝國邊地主力大軍人心浮動，戰心喪失，戰力大減。九原主力軍固
然糧草不濟，嶺南主力軍固然山高水遠，然若不是惡政猖獗，以秦軍之頑韌苦戰傳統，必全力
以赴挽救國難。以章邯之刑徒軍，尚能在平亂初期連戰大捷，若秦軍主力全面出動，穩定大局
當不是難事。事實卻不然，除了王離一部，兩大秦軍主力皆未大舉出動。其根本原因，正在於
政治的惡變從根基上毀滅了秦軍將士的歸屬感。敗政惡政無精兵，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從政
治特質決定軍事特質的意義上說，秦軍的聲威驟然消失，並非不可思議的秘密，其根本原因，
正在於政治的惡變。
　　綜上所述，秦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其二，戰國大爭傳統形成的巨大慣性，導致了空前劇烈的全面動盪。
　　秦末動亂之快速劇烈，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
　　僅僅一年，天下大勢面目全非。自古所謂天下大勢，通指三個基本面：一曰朝局，二曰民
治，三曰邊情。朝局者，政情軸心也。民治者，人心根基也。邊情者，存亡之首也。對此三個
基本面的總體狀況，古人一言以蔽之，統歸於「治亂」兩字。天下穩定康寧謂之治，天下動盪
紛擾謂之亂。是故，治乎亂乎，天下大勢之集中表徵也。
　　從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公元前二○九年七月大亂之時，堪
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劇烈亂世，轉折之快如颶風過崗萬木隨向，實在是中國歷史
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大象飛轉。及至大澤鄉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達到「旬日之間，天下響應
」的激速爆發之勢，為後世任何大動盪所望塵莫及。在社會節奏緩慢的自然經濟時代，煌煌強
勢一年急轉直下，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在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歷史上，事實上也只有這一次。
　　歷代史家解釋這一現象，無不歸結為秦「暴政」蓄積已久，其發必速。所謂「天下苦秦久
矣」，正是此等評判之依據。實則不然，這種轟然爆發而立即瀰漫為整個社會大動亂的現象，
固然與秦二世惡政有直接關聯，也與始皇帝時期的帝國施政有關聯，但不是必然性關聯，尤其
不是長期「暴政」激發一朝大亂的必然性因果關聯。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國並非暴政，更不是
長期暴政。秦末大動亂其所以驟然爆發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為人類歷史之唯一，根本的原
因，取決於那個時代獨有的特質。不理解或有意忽視這一特質，則無法深刻解析這一歷史現象。
　　秦末社會的獨有特質，在於戰國大爭傳統依然是主導性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決定著時
人對種種事件的認知標準，也決定著隨之而來的反應方式與激烈程度。為此，要深徹體察兩千
餘年之前的那場劇烈大爆發，首先得理解那個時代的價值理念，理解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否
則，不足以解釋其普遍而劇烈的反應，不足以解釋其大規模地酷烈演進。作為解析人群活的歷
史奧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視的，便是發掘那個時代已經被史書風乾了的鮮活要素。否則，曲
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關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國建立後不同群體的社會心態。
　　秦帝國惡性政變發生之時，一統天下尚只有短短的十二年。無論以哪個時代的變化標尺衡
量，十二年，都是個太短太短的時段。其時，七大戰國生死拚殺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
期。新生一代，尚處於上一代人的風信標之下。家國興亡所導致的巨大的精神鴻溝，尚深深植
根於種種社會群體之間，尚有很遠的距離才可能彌合。就權力層面說，戰勝者成了一統天下的
君王與功臣，戰敗者則成了失國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
。就民眾層面說，戰勝國臣民的主宰感、榮譽感與尊嚴感，以及獲取巨大的戰勝利益的愉悅感
，都倍加強烈。滅亡國家的民眾濃烈的淪喪感、失落感與自卑感，以及在社會利益分割中的不
公平感，卻鮮明地放大了。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關注焦點而言，作為
戰勝者的帝國政權與本體臣民，立即將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規模的文明創制之中，力圖以宏大
的建設功業達到人心聚化，從而達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為戰敗亡國的山東六國臣民，其需求
要複雜得多：民眾孜孜以求的是，力圖從統一新政中獲得實際利益的彌補，獲得精神淪喪的填
充。六國貴族則殷殷渴求於復辟，殷殷渴求奪回已經失去的權力、土地與人民。此間鴻溝，不
可能沒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種種鴻溝，意味著這時的社會心理尚處於巨大的分裂狀態。
　　帝國政權的統一，距離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離。
　　雖然，從總體上說，天下民眾確定無疑地歡迎統一，並欣然接受了統一。始皇帝大巡狩刻
石中的「皇帝並一海內，天下和平」並非虛妄之辭。然則，歷史與社會的複雜性便在這裡：對
於一個魄力宏大且又洞徹天下的政權而言，上述種種社會鴻溝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漸漸趨於
平復；而對於一個不知深淺的惡變政權，上述種種社會鴻溝，則可能立即從潛藏狀態驟然轉化
為公開狀態，精神鴻溝驟然轉化為實際顛覆。
　　就其實質而言，秦帝國統一初期，整個社會心理仍舊處於一種不定型的可變狀態，天下對
秦帝國一統政權尚未形成穩定的最終認可。渴望重新回到戰國大爭時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
股普遍而強勁的社會思潮。無論是帝國中央在確立郡縣制中爆發的「諸侯封建」說，還是六國
貴族在當時的復辟言論與復仇暗殺行動，以及山東民眾與當年封主的種種聯結，甚或對貴族暗
殺行動的實際掩護、民間流言、反秦石刻生發不息等等，都證明了這種可變性的強烈存在。
　　唯其如此，在後世看來相對尋常的種種事變，在這個時期都具有數倍數十倍放大的強烈反
應後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聵的君主，前世有之，後世更多有之。然則，其時社會反應之
遲鈍緩慢，遠遠無法與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漢末期的綠林、赤眉農民軍暴動起，任何時
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反覆醞釀多年方能發動，發動後又長期轉戰，很難得到社會有效支持，至於
普遍響應，更是極其罕見。此種現象，愈到中國後期愈明顯。宋王朝享樂庸主多多，且內憂外
患頻仍，農民反抗經久不斷，卻數十年不見天下轟然而起。明代昏君輩出，首代殺盡功臣，此
後外患政變迭出，後更有「家家皆淨」之號的盤剝皇帝嘉靖，而明代釀成農民大起義，卻竟然
是在二百餘年之後。縱觀中國歷史，其對昏暴君主的反應差別之大，直教人懷疑戰國華夏族群
與後世國人簡直就不是一個種族。
　　此間根本，正在於活歷史中的時代精神的巨大差別。
　　關注的根本點，便是直接延續於秦帝國時代的戰國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乃「多事之時，大爭之世」，普遍的生命狀態是「凡有血氣，皆有爭心」。
當此之時，世風剛健質樸，不尚空談，求真務實，對國家大政的評判既直截了當，又坦蕩非常
。春秋戰國時代的普遍現象是：國有昏君暴政，則人才立即出走，民眾立即反抗，或紛紛逃亡
。這種剛健坦蕩精神，既包括了對昏聵政治的毫不容讓，也包括了對不同政見者的廣闊包容，
因之釀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觀。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春秋戰國時代的貴族可以因政
見不同而流亡，並能在流亡中尋覓時機以再度奪取政權。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政治失敗者，能在
被貶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權力場。也只有在這一時代，士人階層能以政見理念為標準
，選擇效力的國家，能「合則留，不合則去」，其特立獨行千古罕見。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民眾
，可以自由遷徙，「危邦不居」，可以對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揮手便走，否則便聚而抗爭。
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民眾，真正地千刀萬剮過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觀，皆賴於這一時代的
根基精神，皆為這一時代的社會土壤所開出的絕無僅有的奇葩。
　　這一時代現象，便是天下問政的風尚。
　　這一風尚的實際內涵，是對失敗者的寬容，對在位者的苛刻。
　　在秦統一中國之後的十二年裡，這種春秋戰國遺風仍然以濃烈的歷史傳統，存在於現實社
會。整個社會對已經滅亡的六國，並沒有因為嚮往和平與統一而從精神上徹底拋棄。對具體到
個人的六國貴族的復仇，更沒有因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於對復辟舊制帶來的惡果，則因
為沒有復辟大毀滅的歷史先例，其時尚無法深切體察。其時，天下民心對帝國大政的基本態勢
，仍然是春秋戰國的價值法則：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棄你。始皇帝雄風
烈烈大刀闊斧開天闢地大謀天下生計，誰都會看在眼裡，好，帝國施政縱有小錯，民也容忍了
秦二世低能昏聵殺戮重臣，享樂與聚斂並發，大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個時代，沒有漫
長的忍耐與等待，沒有基於種種未來與現實利益而生發的反覆權衡，沒有「臣罪當誅兮，天子
聖明」的愚忠世風，沒有「竊以為如何如何」的萎縮表達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
是簡單明瞭的。
　　轟然之間，社會直感立可爆發為巨大的社會風暴。
　　這便是社會土壤，這便是時代精神。
　　就歷史事實說，始皇帝以戰止戰而一統天下，民眾無疑是真誠地歡迎，真心地景仰。一個
新政權堪堪立定，便致力於破解人身依附、取締封地舊制、決通川防、修築道路、消除邊患、
建立郡縣、統一文字、統一交通、統一田疇等等天下生計作為。再加上帝國君臣上下同心，政
風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後世罕見的清明政風。歷經春秋戰國數百年錘煉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沒
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誠地景仰這個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國。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對繁
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對繁重的賦稅，也容忍了種種龐大工程中夾雜的與民生無關的奢華工程，
如拆毀六國都城而在咸陽北阪寫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奮發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採藥
而求長生不老的個人奢靡與盛大鋪陳。
　　歸根結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達的。事實上，人民在期待著始皇帝政權的自我校正。
畢竟，面對始皇帝這樣一個不世出的偉大君主，人民寧可相信他是願意寬政待民，且能夠自我
校正的。這種天下心態，雖非春秋戰國時代的主流精神然卻也是基本的複雜人性的活化事實，
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後世屢見不鮮的。
　　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積民怨為代價而追求宏大功業，是極為常見的。這種
君主，其歸宿大體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後，戰國如秦昭王，後世如唐
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來不及自我校正，然卻在生前能清醒善後，擇賢君而立，故其弊端被
後世繼承者校正，後世漢武帝為此典型；其三，既來不及自我校正，又來不及清醒善後，驟然
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導致巨大的顛覆性惡變。
　　無疑，始皇帝屬於第三種情形。
　　始皇帝身後的惡性政變，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個性邏輯，又滑出了帝國法治的常態穩定
性邏輯，本身便是一個歷史罕見的偶然性。且作一條歷史的延長線：若沒有陳勝吳廣的農民暴
動及其引發的復辟惡潮，度過胡亥趙高的惡政之後，由子嬰繼位秦三世，帝國政治能否恢復平
穩狀態？應當說，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後世對秦政秦文明的評價又當如何？這一假設的
意義，在於展現歷史邏輯，在於清楚認識惡性政變並非因始皇帝時期的秦政而發，並不具有必
然性。當然，秦帝國的法治並非高端文明時代的法治，其自身邏輯的歷史展現力是相對脆弱的
，其法治原點的高度集權性，具有足以破壞其穩定傳承性的力量。法家學說之慎到派之所以注
重對「勢」的研究，蓋出此因也。
　　於是，歷史的邏輯在這裡突然斷裂了。
　　偶然的惡性政變，遭遇了深厚的歷史傳統。
　　強大的慣性力量，絞殺了本質上具有可變性的歷史邏輯。
　　這便是秦帝國突然滅亡的歷史本質。
　　––
　　偉大的秦帝國驟然消逝於歷史的天宇，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個巨大變數。
　　偉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視野，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劇。
　　滄海桑田，白雲蒼狗，我們民族的歷史腳步在艱難泥濘中並未停歇。雖然，我們對那個偉
大的帝國及那個偉大的時代，有著太多太深的誤解，但是，我們畢竟在那個時代的光焰所照耀
的旅程上走了過來。時空漸漸深邃，光焰漸漸暗淡。是歷史的煙塵淤塞了遙遠的文明之光，還
是現實的紛擾遮蔽了我們的視野，抑或，我們已經飛入了歷史的太空，再也不需要民族傳統的
根基？
　　驀然回首，遙望帝國，一掬感動的熱淚盈眶而出。
　　有哪一個時代，承受了無盡的指控，卻依然堅實地支撐著她的後世子孫們！

edvx

【跋】

　　––孫皓暉
　　一
　　歷經十六年案頭跋涉，《大秦帝國》筆耕的主體工程終於告結了。
　　中國文明史的博大汪洋陵谷交錯，及其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無數溝壑、黑洞與變形，使每
個力圖遨遊其中的探索者都為之浩歎。當我以十六年時光，一葉扁舟潛入又浮出偉大的原生文
明時代，驀然回首，竟不知自己該說什麼了。
　　慨當以慷，潮湧心頭者，我族文明恆久不滅之精義也。
　　從洪水時代開始，我們民族創造了自己獨特的國家形式。從列強大爭的春秋戰國開始，我
們的民族以將近六百年的艱難探索與烈烈奮爭，開創了鐵器時代特立獨行的偉大文明體系，轟
轟然進入了氣象萬千的帝國時代。這個偉大的帝國時代，是我們民族文明史的「加冠」之期。
從偉大的秦帝國開始，我們的中華文明「冠劍及身」，進入了歷史成熟期與曾經的最高峰。不
管我們的文明腳步在後來的兩千多年裡有過何等曲折，那閃爍著亙古文華的標誌性的高高秦冠
，都永遠地矗立在我們飛揚的黑髮之間，那蓬勃著求變圖存精神的錚錚秦劍，都恆常地滲透在
我們沸騰的熱血之中。我們的歷史很久很久，我們的未來很長很長。「水之積也不厚，其負大
舟也無力。」唯其根基深長，唯其累積深厚，唯其飽經滄桑，我們可再生，我們可負重，我們
可遠行。
　　我們的生命，與人類世界共久遠。
　　我們的文明，與天地宇宙共始終。
　　莊子說得好，無極之外，復無極也。
　　中國文明與人類文明繁衍拓展而生生不息，寧非如此哉！
　　作為再現中國原生文明史的一部作品，《大秦帝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民族精神所催生的
產物，絕不僅僅是我個人心血來潮、靈感湧動的結果。在我們這個時代曾經的十字路口，求變
圖存再次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抉擇。我們曾經衣衫襤褸，我們曾經食不果腹，我們曾經內
鬥不休，我們曾經滑到了崩潰的邊緣。積澱的文明激發我們求變，貧弱的境地催生我們圖存，
當此之時，在我們民族的文明歷史中尋求啟迪，召回我們曾經失落的魂靈，洗刷我們曾經品嚐
的恥辱，淘洗我們曾經氾濫的自卑，鼓蕩我們曾經乾癟的底蘊，洗刷我們曾經有過的迷茫，遂
成為連綿湧動的時代思潮。而在我們民族的漫長歷程中，面臨巨大深刻的歷史轉折而能奮然拓
展出嶄新文明的時代，只有我們民族的原生文明聖地––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於是，回望探
索兩千多年前那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以「求變圖存」的「大爭」精神創造新文明的偉
大帝國時代，自然成為有識之士的共同心聲。
　　不期然，我提起了筆，坐到了案頭。
　　於是，有了始料不及的十六年耕耘，有了六部十一卷的《大秦帝國》。
　　二
　　在日每筆耕的十六年中，得到的各方關注與助益多多。
　　永遠不能忘記的，是已故的著名秦漢史專家、中國秦漢史學會會長林劍鳴先生。啟耕之初
，時任法律出版社社長的林先生對我的創作給予了極大關注，多次長談，反覆說及以文學藝術
形式反映秦帝國時代的重大意義。林先生說，他很長時間以來，都在思索如何將繁難遙遠的歷
史及其研究成果，以生動的文學藝術形式普及於社會大眾，也嘗試過歷史小說這種形式。林先
生拿出了他自己當時已經大體寫成的戰國歷史小說《一代政商呂不韋》與我一起商討。以林先
生的學養與學術地位，能以歷史小說的形式展現歷史研究的成果，給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林先
生烙在我心頭最深的一句話是:「大秦帝國這一題材，其意義不亞於任何重大的當代題材。」
一九九七年，林劍鳴先生於北京逝世，其時我正在大西北的黃河岸邊蝸居筆耕，未能到林先生
靈前一拜，誠為深重遺憾。
　　歷經曲折，我還是選擇了繼續走完這段路。
　　我決意在已經完成一百三十六集文學劇本之後，重寫歷史小說。
　　只有歷史小說這種形式，能夠承載帝國時代極其豐厚鮮活的文明內涵。
　　由此，我進入了實際的自由職業狀態。為了選擇一個相對不受干擾的環境，二○世紀九○
年代後期的一個春天，我來到了海南。在老朋友曹錫仁、劉安、程鵬、周沂林，以及企業家王
力先生的大力幫助下，我在海南居住了下來，開始了十餘年的筆耕生涯。朋友們的幫助不僅僅
是具體化的多方面的，還是有寫作助益與精神助益的。凡此種種，無不使我時時銘感在心。尤
其是錫仁老友，在劇本創作階段為將其推上銀屏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雖因種種原因未能如願
，然為《大秦帝國》電視劇的後期實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我恆常念之。海南省委宣傳部
也給予了《大秦帝國》多方關注，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周文彰先生之關注與助益尤多，尤為感
謝。
　　十多年中，我對幾乎成為我第二故鄉的海南，有了種種獨特的理解與感受。在包括我在內
的往昔之內地人眼裡，這個瀰漫著濃郁商品經濟氣息的海島，是文化的沙漠，其赤裸裸的利益
交換關係使之成為文化的墳場。然則，在深入其中的十多年裡，我卻深深感受到海南的包容、
廣闊與滲透於人際交往中的實際精神。沒有虛妄，沒有偽善，不寬容懶惰，不縱容矯情。無論
是鋪排奢華的酒店宴會，還是粗簡愜意的路邊大排檔，縱情唏噓面紅耳赤之後，下次又是熱烈
坦誠的擁抱。無論是同事操業，還是人際交往，顧忌最少，羈絆最小，心結最淡，成見最淺。
一切的一切，都取決於你自身的努力。五湖四海都匯聚在這片美麗的海島，競爭著，協同著，
衝撞著，擁抱著，吵鬧著，奔跑著，前進著。依稀之間，常常覺得這片海島是某種戰國精神遙
遠的折射，恍惚游離的種種影像之中，隱藏著我們這個時代最真切的追求與嚮往。一個北京朋
友來到海南，坐在明亮得有些刺眼的陽光下，盯著在海風中婆娑的椰子樹，惶惑地說，這樹，
綠得有些假。
　　我感喟萬分，大笑不止。
　　這個紛紜的時代，真在哪裡？假在何處？
　　真成假，假成真，我們的目光要多少歷史的淚水來沖洗？
　　清晨的陽光下，當我徐步走在金黃雪白的沙灘，望著蒼茫大海自由地長嘯，將一腔鬱悶與
五臟六腑的污濁在吼嘯中噴發出去的時候，每每感動不能自已。傳說中的靈魂淨化在哪裡？寧
非如此哉！
　　三
　　二○○一年，歷史小說開始正式出版，出版界的朋友們使我感觸良多。
　　在中國作協周明先生的推薦下，河南文藝出版社最先關注並追蹤《大秦帝國》的寫作。其
時的楊貴才社長、藍紀先責任編輯的發軔之功，我時時感念。儘管，我們曾經有過工作性質的
分歧與衝突。此後，中原出版傳媒集團鄧本章總裁、王成法副總裁、王劉純主任（出版業務部
）、河南文藝出版社王幅明社長，上下共識凝聚社力，將《大秦帝國》作為河南出版界重點項
目開發經營，其團體之勃勃生氣令人感奮、銘刻難忘。世間萬事在人，中原出版界之雄風新貌
，令人刮目相看矣！
　　期間，長江文藝出版社周百義社長、方平副社長、劉學明社長（先後三任），都對本書出
版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亦使我難以忘懷。
　　尤其要說的，是責任編輯許華偉先生。
　　多年來，我之所以能夠與河南文藝出版社並中原出版傳媒集團保持緊密良好的合作關係，
多賴許華偉之功。人言，責任編輯是出版社與作者之間的橋樑與紐帶。信哉斯言！華偉年輕坦
誠，信守約定，朝氣蓬勃且極具專業素養與職業精神，人與之交，如飲醇酒，如踏土地，厚重
坦蕩火熱堅實，信任感不期而生，彌久愈堅。使我多有感喟者，是華偉所身體力行的那種當下
編輯已經很少具有的獨特的專業理念與實幹精神。
　　以專業理念而言，華偉尊重作品，尊重作者，更尊重作品內容所體現的價值原則，始終本
著「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的理念，從不對作品作無端刪削與扭轉，輒有改動，必徵求作者
意見。此點，對於一個極具鑒賞力與筆下功夫的責任編輯，實屬難能可貴。
　　以實幹精神而言，華偉不事空談，極富負重苦做之心志。《大秦帝國》出版週期長，編輯
工作量超大。期間，無論是座談會議還是應急材料，抑或緊急編輯事務，華偉都是兢兢業業不
捨晝夜，甚至拉上出版社的年輕人一起加班。本次全套推出，十一卷五百萬字全部重新編輯重
新裝幀，而時間只有短短三四個月。要在二○○八年三月底前各道程序工序全部走完，以在四
月份的第18屆全國書市上全面推出，實在是一件繁重任務。面對艱難，華偉意氣風發地笑稱，
要開始一次「編輯大戰」。之後，華偉與美編劉運來等同事立即開始投入此戰，週末亦極少休
息。每每從電話中聽到華偉在編輯室關於種種細節勘定的急迫聲音，我都不期然生出一種感慨
––如此自覺負重的職業精神與任事意志，何其可貴也！
　　四
　　還得說說全套出版與前四部修訂的相關事宜。
　　首先，《大秦帝國》陸續出版發行以來，遇到的讀者質詢與專業非專業的評論多多。對所
有這些評論、褒揚、質詢、批評，我都衷心地表示真誠的感謝。人，生也有涯，知也無涯。面
對我們民族的文明聖地，我無疑是極其「有涯」的。
　　我，感恩於那個激起我們強烈共鳴的偉大的原生文明時代。
　　我，感恩於所有能夠關注與批評《大秦帝國》的讀者朋友與專家師長。
　　本次全套十一卷出版，其中的第五、第六兩部，是尚未出版印行的新書；前四部八卷，則
是已經發行幾年以上的。本次出版全套，並非已完部分與印行部分的簡單合成，而是前四部修
訂本與最後兩部新書的完整推出。就實際而言，六部十一卷是一套完整的新書。
　　本次前四部修訂，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分別具體說明。
　　關於個別歷史人物的錯位。
　　讀者質詢的人物錯位，主要在前三部的幾個人物：第一部的荀子墨子，第二部的戰國四大
公子，第三部的廉頗。除了老墨子是涉嫌太晚，其餘人物都是出現太早。這次我做了不同修訂
，大體是四種處置方式:「
　　其一，甄別史料，依據學說傳承確定重大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主要是商鞅師承
何人？一種史料云：商鞅老師是屍佼，又云是學生。然則，傳世的《屍子》全書，除了提出一
個「宇宙」詞根屬創新之外，其政治理念全然是王道主張，與商鞅的純正法家體系風馬牛不相
及。也就是說，屍子為商鞅老師，或為商鞅學生，皆無依據，皆不相宜。鑒別之下，此說可能
為當時或後世之坊間傳聞，不足信。故此，第一部商鞅故事屍子這個人物沒有出現。在第五部
魏國滅亡的進展中，有屍子後裔的故事，體現了我的鑒別與推論。
　　其二，錯位人物置換，而思想留存。小說第一部有荀子與孟子的人性善惡論戰。這次，荀
子被置換了，論戰保留了。畢竟，荀子之前的戰國社會是醞釀產生性惡論的基礎，不可能沒有
人涉及。
　　其三，修改人物出場年齡與關係，而不做人物改變。一是第三部中的廉頗，不再一出場便
是老將，但廉頗的出場時間並沒有改變。二是第二部中的戰國四大公子，相對理順了其與周圍
人物的關係，但四大公子仍然是第二部的風雲人物。在這裡，我選擇了歷史精神的真實，割捨
了對散漫史實的刻板追求。
　　其四，對生卒年代模糊的人物不做變動，老墨子與墨家仍然在第一部體現。墨家以「兼愛
」為基礎理念的抗暴精神，是中國文明史最光輝的篇章之一。以墨家理念審視戰國變法，既是
藝術典型化的需要，也是歷史哲學的需要，更是文明史價值審視的需要。僅僅以墨子「可能」
死在此前（墨子生卒年代不詳）的可能性考據，而犧牲其在藝術作品中再現的權利，是不可取
的。
　　關於「有沒有」的問題。
　　以歷史小說形式展現原生文明時代，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各種各樣的「有沒有」。小麥
有沒有？饅頭有沒有？包子有沒有？鍋盔有沒有？毛筆有沒有？綿布（絲綿）有沒有？麻布有
沒有？棉布（棉花）有沒有？床鋪有沒有？桌子椅子有沒有？長劍有沒有？長兵器有沒有？地
圖有沒有？戰船有沒有？大蒜有沒有？小蒜有沒有？大蔥有沒有？石碑有沒有？果酒有沒有？
白酒有沒有？苜蓿有沒有？馬鐙有沒有？女子冠禮有沒有？某個成語有沒有？某個詞根有沒有
？某種藥材有沒有？某種禮儀有沒有？某種蔬菜有沒有？某條河流有沒有？圍棋黑白先後規則
有沒有？民眾自由歡呼萬歲有沒有？等等等等，問題隨時隨地都可能迎面撲來。舉凡日常物事
，幾乎都牽涉「有沒有」問題。寫其後時代，當然也有此類問題，但一定是少了許多。
　　就實說，事物之有沒有，尚算相對簡單。其中最繁難者，是語言中的詞彙詞根。先秦語言
，是我們民族語言的根基。幾乎十之七八的基本語匯，都在那個時代創造了出來。然則，隨著
漫漫歷史，國人反倒陌生了諸多基本語匯的起源，對《大秦帝國》使用的諸多原生語匯，反倒
生出一種質疑。譬如奴隸、人民、群眾、和平、小康、國家、制度、革命、法官、法律、執一
、介紹、身體、不二、大爭、春秋、戰國，等等等等，都是那時的語匯。
　　於是，從第四部開始，我對有可能「涉嫌」的主要詞根與事物出典，皆作了註解，或借人
物之口說明根源。在本次修訂中，我對讀者們通過各種途徑所砸來的「磚頭」，都以是否果真
有據做出了相對合理的處置。雖然如此，仍然可能有尚未發現的錯誤，我仍然期待著種種糾錯
批評。
　　關於個別歷史事件的有無問題。
　　《大秦帝國》中，重大的歷史事件全部是真實的。只有第一部中的六國會盟分秦，是依據
歷史邏輯推定的。戰國時代的山東六國會盟多多。倡明分秦宗旨的會盟，確實沒有史料記載。
然則，「六國卑秦，不與會盟，醜莫大焉」是秦孝公的刻骨銘心的仇恨。將秦國排除在外的六
國會盟，能說一定不會有分割秦國的預謀？是以，六國會盟分秦不是全然的虛構，本次修訂中
也沒有取締這一引子事件。
　　歷史文學作品，某種意義上如同推理破案，某種意義上又如化石復原。史料所呈現出來的
，是既定的結局，是已經塵封且夾雜著諸多「破壞」的作案現場，是已經風乾了的種種骨骼。
歷史小說的使命，是復活歷史的腳步，是復原人物的血肉。為此，就要依據被史料記錄下來的
種種結局，依據被風乾的種種骨骼，推演出活化的歷史。活化是什麼？就是在邏輯推定的基礎
上剔出其滲透異物，修補其曾經遭受的破壞，彌補其聯結斷點，復活其被風乾的血肉。譬如，
秦始皇沒有皇后，秦二世也沒有皇后，這是兩千餘年帝制中的唯一現象。為什麼？背後的歷史
邏輯是什麼？隱藏著什麼樣的衝突與事件？這些，是歷史家無法完成的。在發現確證的史料之
前，歷史學家可以不理睬這個為什麼，而只相信這個結論。而歷史小說不能，既然有這個重大
的「現場遺存」，就必須推演出其聯結斷點，復活導致這一「遺存」的種種過程，否則不是歷
史小說。其中，推定事件是必然的。推定得如何，則既有作者的歷史想像力，又必須有歷史邏
輯的根基。
　　努力地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真實，我是自覺的，也是問心無愧的。
　　面對那樣一個神聖的時代，我有義務仔細甄別，我沒有權利肆意虛構。
　　我追求歷史精神的真實，也追求歷史事實的基本真實。
　　肆意虛構，是對那個偉大時代的褻瀆，是對我們文明聖地的褻瀆。
　　五
　　最後，再說說兩件相關事宜。
　　關於一九九六年的前三部文學劇本出版事。
　　一九九○年開始，我進入對《大秦帝國》的寫作醞釀。當時深感電視歷史正劇對民眾的普
遍影響，遂決意先以電視劇的藝術形式喚起社會對中國原生文明的關注。一九九三年秋，我開
始進入文學劇本的寫作，於一九九七年秋完成了一百三十六集文學劇本的寫作，大體計約三百
餘萬字。期間，一九九六年初，人民日報出版社擬議將已經成型的前三部文學劇本出版，我也
贊同。由於種種原因，當年出版的作品形式不盡如人意。出版社與我，皆感未達預期，一致贊
同不再印行，並停止此後改編。
　　二○○一年歷史小說開始出版之後，多有讀者誤將一九九六年版的劇本改編出版物，等同
於歷史小說《大秦帝國》。雖然，我在網上已經作了說明，然誤解依然常被提出。故此，在《
大秦帝國》歷史小說全六部十一卷完成之際，我對此事再度作以說明。同時，我申明：此後，
我將不再以任何形式出版原先的文學劇本。
　　《馬背諸侯》不再附於本版《大秦帝國》之後。
　　第一部序言中，我曾申明作為早秦歷史展現的《馬背諸侯》附於全書之後。
　　然則，隨著寫作與研究的進展，我對整個秦文明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深感原先計劃的一
個二十餘萬字的小長篇不可能肩負如此重任。這也是我開首說《大秦帝國》是主體部分告結，
而不是全部告結的原因。一九九八年，我已經寫出了《馬背諸侯》的事件大綱並十餘萬字的初
稿。後來，因全力以赴於主體工程，《馬背諸侯》暫時擱置了。若等待其完成，再將《大秦帝
國》完整推出，時日實在太久。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寫完帝國六部之後，我深感早秦歷史隱藏著包括中國早期文明史與早
期民族史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與基本問題，其豐厚程度遠非一個小長篇所能包容。一個最基本
的事實是：早秦部族是與大禹夏部族共同治水的遠古功勳部族，在華夏文明的創造中起到了至
為重要的奠基作用。如何展現洪水時代具有神話史詩特質的偉大歷史，如何展現大禹大費大業
幾位無與倫比的英雄人物，如何展現秦部族在此後夏商周三代的傳奇沉浮及再度崛起，絕非「
趕活」心態所能寫好的。
　　反覆思忖，只有此後稍作喘息，再獨立成篇了。
　　為此，我得向列位看官真誠地致以歉意，只能以此後依舊不失底氣的作品，來報答看官們
對原生文明時代的關注。
　　六
　　中國文明的發展是一個無極世界。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無極世界。
　　探索中國文明的歷史足跡，同樣是一個無極世界。
　　無極之外，復無極也。
　　對多年殷殷期待後續兩部與全套推出的讀者們，表示由衷的敬意與感謝。
　　感恩於我們這個求變圖存重塑華夏新文明的偉大時代。
　　感恩於曾經幫助過我的每一個師長、朋友與家人。 　　 　　
　　公元二○○八年春．南海積微坊擱筆



　　（全文完）
--------------------
《大秦帝國系列完結》這個帖不只是為了現在的會員,也是為了對於"現在的"我來說是未來會員的"現在"會員而貼的
-------------------
下一系列：　　木蘭花系列8 雷庫驚魂　　

《 本帖最後由 edvx 於 2010-7-16 22:57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