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生的定義[全文完]

絕對官僚

生的定義　大江健三郎

一　「親切」的定義 　　　　　二　為「難以想像的事」預先準備
三　亂世的地丁和杜若 　　　　四　百年之《迷路》和《新時代》
五　作為資產的悲哀 　　　　　六　大可破壞的最後的東西
七　接受教育的能力　　　　　 八　「某種樂趣」及其相反
九　恐怖與希望 　　　　　　　十　多方面的觀察
十一　戰鬥的人道主義 　　　　十二　「此項待續」
附錄　我在曖昧的日本　　　　　 頒獎辭
答謝辭

絕對官僚

一　「親切」的定義

　　我現在正準備在世田谷市民大學講演的講演稿。主辦單位指定的講演內容是這樣的：希望我把三年前在小樽召開的全北海道殘疾兒童福利大會上講的話繼續講下去。上次大會的講演記錄，業已以「為了和不可能『親切』相待的人鬥爭下去」為題出版發行了。於是我就把該文章重新讀了一遍，考慮如何接著往下講。（該文載《核之大火與「人的」呼聲》一書，巖波書店出版。）
　　正如「殘疾兒和我」這一恰如其分的副標題所示，我在有殘疾兒的父母們面前，講了自己和生下來就頭部缺損的兒子共同生活的經驗。而且，我談的問題重點在於，眼前似乎即將面臨破壞整個世界的核威脅時代之下，同殘疾兒共同生活的經驗。
　　現在的核狀況，深刻的程度更嚴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與明天的視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如果與此相聯繫回頭看看·單·個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脅之下一個市民的家庭——無非是每天無可避免的老問題，即：拖著一身殘疾的兒子如何成長，以及同他的發育複雜地糾纏在一起而屢屢出現的新困難，再加上如何戰勝這些困難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湧現繼續上次講演的想法。
　　繼續，這種說法總是浮現於我心頭的話，中野重治戰後寫的第一部小說《五勺酒》中的一節裡就有：「從什麼寫起好呢？寫也寫不完，說也說不盡的樣子。結尾處打算加上『此項待續』，然而如果忘記而漏掉，也請權當有它而讀下去。」我也權作「此項待續」開始我的話題，但是我以為「此項待續」的話已將告終。
　　兒子就在眼下的３月畢業於青鳥養護學校的高等部。這樣，和學校之名沾邊兒的緣就算斷了。他的身高和體重都超過父親，是條大漢子，和同班另一條更大的漢子是好朋友，他倆雖然各有不同的殘疾，但是彼此身體狀況不佳的時候，被周圍吵鬧得快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或者為了強忍住被來自體內的不安徵候快要吞沒的時候，他倆各伸一隻手緊緊握在一起，一動不動地坐著，這種情況，是學校與家庭的聯繫本上寫著的。一畢業，和這位朋友也不得不分手了，對於兒子來說，再想遇上同樣的朋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秋天，他參加了將來畢業後開始的區的福利作業訓練，他母親陪他坐公共汽車上下班。偏巧我當時正在加裡福尼亞大學巴克萊分校，也就是這段時間兒子經歷了雙親之中父親不在而情緒波動的階段。可能又加上在作業所接受訓練感到緊張，上作業所上班時，公共汽車碰到路上堵車，那粗暴的言語和舉止，常常使他母親十分為難，不知所措。
　　這時我就通過國際電話，一連幾天和他交談。很明顯，兒子一肚子委屈，非常抑鬱，問他的話答得一點也不爽快。沒有過多久作業所那邊的事就辭了，重返學校。但是這時候也屢屢發生事故，有的是上學時在車站上台階，上到半路犯了病，跌破嘴唇，有時是蹲在台階轉彎處的平台上，再也不動了。這都是熟人通知家裡才知道的。
　　這些情況，兒子把信寄到巴克萊分校的宿舍我才全知道的，那些信，文章的背後用文學語言來說都蘊涵著某種動機。信的後半部分文思混亂，我這做父親的也讀不懂，至於前半部分的文章，開頭一行就對我在國際電話中說的那些強硬的話給以斥責，並且全給擋了回來，用他的觀點加以解釋，隨後是很好地表現他現在的內心世界，給我的印象是讓我瞭解了兒子新的側面。他那信上說：「實在對不起啦。我的嘴疼了之後，下台階的半道上就犯了病，我就吼起來了：『我算不行啦，活了２０年可真遭罪。』」
　　看到兒子新的側面，知道他這是故作含糊的說法，老實說，我遠離兒子，一個人在異國他鄉生活，同樣情緒不安，還有一層，此時美國的核導彈設在西德，因此，蘇聯在日內瓦核裁軍會議上退出會場，成了世界核狀況惡化的轉折點的開始，所以我的心情當然也十分郁悶。我們作父母的總算好歹迎來了兒子２０歲的生日，當然高興，妻子更為之高興，生日那天一到，當時恰逢參議院選舉，便帶著兒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說：「假如讓他棄權，那可就白養這麼大了。」我當時就覺得發現了妻子又一個新的側面。我們的兒子這２０年一天一天地活下來，完全是在強忍著殘疾給他帶來的困難中度過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讓我們想到他的痛苦才不叫苦的。
　　就這樣，如果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對於陷進煩惱的我，常常讀的米爾查·埃利亞德從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９年和我們同時代日記合訂本這部書，就是一個很好的鼓勵。（「No souvenirs」 Harper ＆ Row）
　　當然，像埃利亞德這樣極具多樣性、有巨大精神世界的學者、藝術家的日記，決不可能僅有單一的方向性。第一次遇上埃利亞德考察核武器對現代造成的危機時，我倒有一種心頭黯然、對他頗有嘲諷的心情。
　　１９５９年歲尾，埃利亞德在回答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們提出的關於原子彈的問題，這段回答是這樣記載的：「基督教徒大概不應該怕這種炸彈。因為它意味著世界的末日到來。因為它成了『最後的審判』。印度教徒大概也同樣。『卡裡·瑜珈』界向混沌倒退之中結束，然後出現新的世界。只有馬克思主義者們才有靠計盡途窮結果的核作為最後結束世界，使人類同受恐怖的正當理由。這樣說是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天堂是屬於未來的。天堂在地上從來沒有存在過。與此相對應，最近似的就是明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馬克思主義者只是預想未來才像天堂，所以才甘願難以數計的也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殺戮。如果在得知世界是共產主義為最終世界之前消滅，那麼，一切歷史和人類的一切苦難，可能就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了。」
　　雖然我尊重埃利亞德的比較宗教史的分析，但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今天的看法和作用，我還另有感想，所以，對於埃利亞德以這一部分為中心的話，總感到一股早被拋棄的犬儒主義味道。不過，埃利亞德始終是一位從正面注視著核武器，認為它是毀滅人類的，並且絲毫不懈地思考這個問題的人，這倒是毫無疑義的。翌年１月間，看到他的下述敘述：
　　「馬克思主義者和唯物論者對歷史的解釋，可以說是人類的『最後的審判』。審判，即滅亡的危險。準確地說，史前期人類幾乎就要滅亡了。或者說今天人類就被核武器滅亡。／唯物論者或馬克思主義者所思考的，意味著人類對原初的神所賦予的任務已經不存任何希望。結果是使人類消滅。然而這種誘惑及其危險之存在未必是毫無意義的。人類懷著被消滅之勢迫在眉睫的自覺活著，對於人類來說，甚至是件好事。恐怖等於參加某一團體舉行儀式時的痛苦。
　　儀式，這一進入新階段的禮儀性的手續，埃利亞德把它作為人類規模普遍的信仰體系來思考，因為它是重要的問題點之一，所以十分清楚，他對於核狀況決不會以冷眼旁觀的態度對待。但是，我更進一步想知道的是，和核爆炸而導致人類滅亡這種想法截然相反，埃利亞德充滿積極希望的構想是什麼。
　　儘管表面上沒有寫得一清二楚，但是埃利亞德悄悄地但確確實實地把該思想提示於同一日記的下述敘說之中，這是我從他的日記中讀到的。於是因此也把我前面提到的陷進煩惱的自己治好了。
　　１９６１年年初，埃利亞德把他少年時代在布加勒斯特的經歷，在印度狂熱地學習時期的經歷，在葡萄牙的文化工作經歷，以及在戰爭結束後的祖國羅馬尼亞建立社會主義體制時亡命巴黎開始過上學究生活的經歷等等綜合在一起，使人感到他「更加成熟」。以前，只是在為數不多的地方才看出他從如此經歷中感受之深刻，但這回使我覺得足以洞徹他深刻感受的整個最深部分。對於自己生涯的「擴展、持續」給予足夠的啟示。埃利亞德把他的記述作了如下的總結，這就意味著，到此刻為止，在漫長歲月裡，他飽嘗了鬱悶之苦。我認為，這種鬱悶之苦給他帶來的是大大加強了他對核狀況的認識。
　　埃利亞德現在仍然住在此處的芝加哥大學裡——我這次才親眼目睹並留下強烈印象—— 有紀念首次解放核能的地點以及核能解放者亨利·穆阿的雄偉雕像。我想著經濟史家內田義彥氏指責把原子彈投於廣島、長崎也算解放（release）核能這句話，甚至想到，應該把堪稱核時代悲慘紀念的廣島那座穹窿形建築物廢墟合建於此。埃利亞德的記述是這樣的：「充滿活力，強烈的感情。在歷史上生與死的人們的生活，突然有了意義，具有了重量。樂觀主義！」
　　有此啟示的經驗之後，埃利亞德立刻重讀了青年時代讀過的巴貝利恩的日記，他對於該日記上寫的索拉斯著《古代的獵人》讀後感，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作了長篇記述。埃利亞德強調的是：讀了索拉斯著作的巴貝利恩，作為安慰悲慘與病態的現實，從舊石器時期的人類生活態度得到了力量，這力量是使他們確信他們的生存『不能破壞』的『顯現』。
　　他寫道。——雖然那麼說，也無法改變『我活著』這一事實。即使不論怎麼短的時間，『我是存在的』。這的的確確是我的顯示，顯示了人的存在是破壞不了的。／（巴貝利恩）補充說——那麼我死的時候，構成我肉體的物質破壞不了，而且永遠存在。既然這樣，對我的『靈魂』不管有什麼影響，我的物質仍然永遠存在下去……
　　我死的時候，你能夠把我殺了、燒了、沉進水底、焚屍揚灰，但是你無法把我破壞。……死，比殺更甚的事早就辦不到了。巴貝利恩是這樣寫的，那是因為他是一位博物學家。但是我曾經見過無數『神秘家們』用幾乎同樣的語言傳達類似的經驗。（cf．特別是「宇宙意識」，的經驗）
　　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對於世界的結束持從容的態度，以及馬克思主義者的如不完成歷史過程就以為毫無意義的緊迫態度，埃利亞德圍繞著這兩種態度，對於人類滅亡的可能性保持了距離，表示了相對的看法。但是，埃利亞德在這裡把博物學家巴貝利恩的看法，重疊在和他本身最接近的「神秘家們」的思想，特別是他的「宇宙意識」上了。在這上面，作為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表示了強烈的同感。把這個作為表明生活於核時代的埃利亞德的內在希求來理解，倒是很自然的。如果面向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由於人的思想觀念加強和增大，終於度過核危機，那麼埃利亞德大概就不會談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的「最後的審判」或者經過混沌延緩再生的到來吧。應該說，只有度過今天的核危機以及熱核戰爭給人類帶來的滅亡這種混沌，他的走上再生的思想才有了方向，這對於曾經看到埃利亞德著作各種各樣細節上無不對核危機予以評論的我來說，我的意見是有根據的。
　　我從埃利亞德日記的這一段直接受到鼓舞，也有和開頭所提的殘疾兒子相關的理由。我以為這一段，使我在人生經驗的意義上重新得到教益。用埃利亞德說的人生經驗這個詞來說，就是，２０年前出生的這個第一個孩子，後腦勺上長著一個像頭一樣的瘤子，孩子一生下來，我和妻子決心既生之則養之，好好照顧。雖然會有很多困難，但一定和他一起生活下去。這是如埃利亞德所說，當作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的一種決心。
　　回想起來，孩子躺在特殊嬰兒室面對玻璃窗，儘管看起來彷彿長著兩個腦袋，但是很精神的紅撲撲的那張臉，在我每天跑去隔窗窺視的過程中就培養起如此堅定想法了。此時此刻總是想起學生時代從英國小說中讀到的「這可悲的小生命」那句話。這個嬰兒的確是以悲慘的狀態誕生於人間的，雖然只過了幾個星期，但是他活著，他存在於人間，這一事實是任何人都抹消不掉的。我深深感到，雖然有神，但是任何神也抹消不掉這個事實。於是，我就下了決心，給「這個可悲的小生命」當證人，證明他生下來了。他確實是存在的，也就是接受這個孩子，好好照看他，和他一起生活。而且我也預感到，我這份證言，一定會成為我這文學生涯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開頭我並沒有想把這個經驗寫成小說，從年輕學生時代就開始有了的寫小說這種工作，面對畸形兒子誕生這件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難免絕望，對於重新打起寫小說的精神沒什麼用，不可能成為今後賴以發展而可供攀援的繩索。只是在有了直面痛苦的自覺之後才產生了寫的想法。
　　從殘疾兒子誕生那年起，我就以和那些廣島原子彈受害者們頻繁的死與生，以及和他們共同生活共同奮鬥的醫生們的行動與思想——以自己冒著原子彈災害開始邁出治療受害者的第一步，後來擔任原子病醫院院長，狠抓白血病和原子彈受害者第二代兩個課題的重籐文夫為核心人物——為內容，開始寫報道文學。我在此項工作中逐漸理解到，這是為了把自己和殘疾兒子共同生活下去的決心與實踐，無論如何必須使之社會化而採取的手段。原子彈受害者們是那樣地生活，然而活下來了；是那樣的一種存在，然而畢竟是存在的。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取消他們作為個體的生存這一事實，同時也受到核時代之下人類的生存無法取消的現狀直接影響所致。在原子彈受害者的生與死上，可以看到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現」最現代的表現，而且我還通過同殘疾兒子共同生活發現了它。當時的我倒是很難說把它充分意識化了，但是內心深處確是那樣希望的。現在我決不是誇耀自己的天真，大談自己２０年前的預感和希求一概應驗，而是被許許多多令人痛恨的思緒糾纏在其中想起來的。身有殘疾，同殘疾鬥爭中成長這一事實本身，就不能不遇到新的困難，僅僅考慮一下，不遠的將來，就不得不老實說，前景一片漆黑，總而言之，每次遇到具體困難無不花費好大力氣一一克服，然而過不多久兒子的狀態依舊故技重演。同這樣的兒子共同生活，對於他的母親和妹妹弟弟來說，顯而易見是一種艱苦的生活。確如兒子信上所說，他自己是極其痛苦的。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活了２０年真遭罪。」但是，我這作父親的不消說，全家所有成員也都是通過同他共同生活，確實看到了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特別是我自己，通過養育他弟弟妹妹的實際勞累，更能明確地這樣說。
　　正是反覆積累了作為個體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之經驗，才對於這２０年來越發窮凶極惡的核狀況——從今年起《原子科學家新聞月刊》的「表示審判日到來之鐘」上，表明距核戰爭還差３分鐘——之下，相信埃利亞德所說的人類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樣能克服危險的「樂觀主義」。當然，這「樂觀主義」對於我們市民來說，如果不注視著核狀況，不採取措施防止它反對同世界規模的恢復生命的行動，那麼就很難說不變成極其醜惡的犬儒主義。
　　我在前面的「為了同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爭」中說過下面的話：「年輕的人們最近愛說親切這個詞。說什麼親切的人啦，喜歡親切啦，等等。足以反映這種流行時尚的，是廣告一類的東西上也愛用『親切』這個詞了。親切當然是好事，我自己就過於毫無牴觸地親切，但是如果問我喜歡把親切掛在嘴邊的年輕人麼？那我必須說未必喜歡。因為我想請年輕的人們考慮的是，如何把親切這個詞在社會裡給它定個積極的位置。／具有社會意義的親切，難道不正是和那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爭這件事麼？親切是人的極其自然的態度。嬰兒就是很親的。一般的人都有親切的地方，但是那樣的人在社會性的生活過程中，有的人就對人不大可能親切，或者遇不上親切的人。因為有使親切變成不可能的制度。同這種使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鬥爭，我以為這才是使人在社會生活中親切待人的條件。／令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在我們周圍俯拾即是，不可勝數。肢體不健全的人想坐輪椅外出，但是使之無法辦到的種類繁多的結構，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認為那都是妨礙人親切待人的。使人不可能親切的最甚者，莫過於核避難所一類的設施，對於超過定額人數的人還必須用機關槍阻擋。我認為有必要把這些障礙一個一個地撤掉，讓所有的人，特別是讓青年人能夠彼此親切相待，或者同妨礙人們親切相待的人或事鬥爭下去，改善現狀，這對於創造真正親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減福利預算，擴充軍備，一心想威脅亞洲各國，強調日本社會是競爭社會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這麼一小撮人弄得覆滅，那麼，日本、日本人留給人們的記憶豈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蠻、最下流的麼？」
　　我這樣說的同時就感覺到，「親切」的定義還不夠充分。於是在一次講演會上，因為聽眾都是殘疾人的父母，所以就彷彿按預先約定似地對作為前提的「親切」定義作了追加，想加上幾項意義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個提示的是對於我前面業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予以特別重視，堅持以它作為人生觀根本的態度，並同這樣的「親切」共存。
　　並且主張把美國科幻小說引導到智慧小說的水平，把對於核文明一直寫了許多反省與考察文章的鮑涅卡特，以及現在認為必須重新評價的奧威爾兩人，認為最值得期望的資質合乎禮儀（decency）和「親切」組合在一起而共存於內心的人，特別把他們對年輕人作了一番描述。decency一詞，是鮑涅卡特小說的根本精神，奧威爾回味參加西班牙市民戰爭殘酷經歷的《加泰羅尼亞讚歌》上說：「非常奇妙的是，由於在西班牙的全部經歷，使我對人的信賴沒有動搖，不僅沒有動搖，反而對人的優美更加信賴了。」評論奧威爾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後這樣說：「這個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離獨立終於完成了。因為精英人物已經不是社會性的存在，而是政治性的存在。不是傳統性的存在，而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存在。為了使企圖改變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會的活動無法出現，黨靠改寫歷史想把過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語言抽掉骨頭，企圖把自由啦，正義啦，像樣子的人啦，僅僅表現如此概念的語言早已不存在的狀況創造出來。」我這是從《奧威爾的整體像》日譯本引用的，同時也希望decency一詞用日語難以恰當表達這一點給以理解。譯文寫的是「真正人的親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該譯作「莊重體面」的。（晶文全書，奧山康治譯）
　　去年，我以一向稱之為我國現代人道主義者法國文學家渡邊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為題，向青年人連續地作了報告，那時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邊一夫在理解瓦雷裡的一節詩裡找到關於「親切」一詞另一定義。
　　１９４０年法國敗北的時候——這一年是日德意三國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贊會開始活動的一年。在當時國際的、國內的帝國主義、極權主義甚囂塵上的形勢之下，有人要求渡邊寫文章談法國之所以敗北的文章。渡邊是以研究法國文學和文化為職業的，而法國又是日本的同盟國納粹德國的敵國，如果他為敗戰國的法國辯護，那就等於和大政翼贊會的國民總意相悖，這純粹是「踩聖像」１的故技重演。渡邊毫不妥協，堂堂正正的文章，充分表現了他異乎尋常的勇敢。
　　１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間的日本江戶時代，嚴禁天主教活動。統治者對於可疑的信徒，一律強迫他們從聖母瑪麗亞像和基督十字架像上踩過去——譯注。
　　渡邊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裡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學校，對他稱之為「明天的人」的青年人們說的話。他說，現在歐洲某些國家的青年們，「在創造同國家明確規定的目的和社會機構完全吻合的人這一計劃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養與訓練。也就是國家在製造為它效力的國民。」瓦雷裡對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說：「我以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細緻的產物，用這樣的對知性的強制，會使它衰退，這是非常可怕的。」
　　不出瓦雷裡所料，德國造就出為國家效力的國民之後，便急不可待地發動了戰爭，侵略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細事物的法國。但是渡邊在當時就明確說過，他對法國青年寄予厚望，幾年之後德國絕對一敗塗地——這和日本帝國的敗北是有聯繫的——而對此確信不疑。
　　渡邊一夫譯的瓦雷裡的《精神的自由與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提到的「親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個定義。因為，擁護我所說的社會性的「親切」二字含義的人，希望他們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一邊。一旦提起這句話，我們眼前看到的，難道不是我國今天的社會失掉了許許多多的「親切」所具有的社會性的東西麼？總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會，對於「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製造對國家效力的國民，而且是製造效力極佳的、對於誠如加耳佈雷斯１所說的「新興產業國家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國民，讓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衰退也在所不惜。這種傾向才是確確實實的讓青年們看不到「親切」的具體所在而帶來的結果。
　　１加耳佈雷斯（Galbraith，John Kenneth）１９０８—？英國經濟學家、教育家、作家——譯注。
　　也許馬上就得到這樣回敬的話：從世界現狀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才是製造效力於國家的國民的典範。我根本不想拿中國和蘇聯同納粹德國相比擬，但是，關於前面的質問，如果把波蘭的自省活動考慮進去，我以為批評的可能正確。儘管承認它，但是，如果日本在這一點上甘當美國的走卒，並且更加奮進，製造對日本式的「新型產業國家」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態勢強化下去，那麼，現在業已顯而易見地使日本人社會和日本人素質大大變形的裂痕，就只有愈來愈大了。
　　我彷彿故意逆此大勢而行一般，我對日本「明天的人」——也許被說成純粹是作夢—— 決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狀態：日本的青年人應該自我培養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將來，對於蘇聯和美國的核對峙，擔當起使它們走向廢除核武器的媒介國的角色，為此而修正現在日本前進的軌道。假如瓦雷裡活到現在而且依然活動，他一定努力使法國成為與今天的法國完全相反的國家，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國家為了使歐洲緊張的核局勢朝向緩和的方向發展。因為那樣的法國才是堂堂正正地創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法國，使社會性的親切生機勃勃的法國人的國家。
　　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聽眾面前講話，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照在報刊上發表的短文寫成這份草稿。給１０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時間在雜誌《世界》上發表的「面對狀況」作個結尾，現在我正準備寫「再度面對狀況」的文章，它的出發點，我想就以這個草稿充當。此後，我要使生活於書齋的自己站在同社會狀況的交接點上發言，在文章上重新審視著自己論述，當然，盡可能地用這種方法寫。最後附帶提一下，我的兒子現在已恢復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歡的音樂家斯卡拉蒂１那樣活那麼久。
　　１斯卡拉蒂（Scarlatti，Alessandro 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劇和教會音樂作曲家——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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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難以想像的事」預先準備

　　前面業已提過，從去年秋季到冬季，我一直在加裡福尼亞大學巴克萊分校逗留，屬於我自由支配的時間裡，首先的工作就是補充、修訂題為《讀渡邊一夫》的連續講座記錄。特別是整理渡邊有關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前前後後的著作部分時，內心忐忑不安，不敢斷定是否由於自己過分自信和無知作了值得懷疑的發言。所以從大學內外的書店買來有關書籍讀起來。因為是修改自己的講話記錄，和令人覺得乏味的工作不同，純粹是一種樂趣。
　　在此期間，我看了自己的書架，發現日本研究中心的歷史家對業餘的歷史愛好者很感興趣，而且考慮著自己是作家，把一個時代的個人生活詳細地寫進了歷史書。同一年的秋天來我國訪問的法國歷史家埃瑪涅爾·魯洛瓦·拉杜裡的著作佔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響的美國學者，住在舊金山的納塔利·Z·迪維斯的《馬丁·蓋爾的歸來》，和寫渡邊一夫史傳的讓·達爾佈雷寫的新教統治有密切關係，所以很有趣。（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同一主題的法國影片，在美國獲得好評，迪維斯也參加了該影片的劇本創作，而且據說他對於１６世紀法國這一奇妙事件，認為有必要用專門的歷史書敘述。查閱各種古文書保管所的史料，把「歷史上各種可能發生的事」加以綜合，就成了迪維斯的工作。電影上，雖然表現了這位女士的犧牲，但側面地也表現了她挖掘了巴斯克地方以及巴斯克人的背景。主人公或者真正的主人公的丈夫馬丁·蓋爾，在佛朗索瓦一世同卡爾一世的戰亂時期，從巴斯克地方移居於圖魯茲附近比利牛斯山麓平原的村莊，給一戶農家當了嗣子，但是因為有巴斯克的血脈，便受到該村的排斥，他為此心懷不滿，所以迪維斯充分顯示了拉杜利學派的面貌。同時這也成就了此地復興新教的一項令人矚目的巨大工程。渡邊一夫當然從側面描寫了讓·達爾佈雷和兒子安利四世，但是迪維斯掌握案子上告到圖魯茲而法院的法官們認為這是新教、舊教交替的一時出現的情況，很好地展示了審案工作中險象環生的情況。年輕的馬丁·蓋爾一家人在新遷來的村裡，由於他父親屢有建樹，終於和有勢力的家族的姑娘貝爾蘭德·德·羅爾斯結了婚，但是幾年之後出走，本來，周圍的人就是以為他是來自法蘭西方面的人，或者來自西班牙方面，總之都認為他和巴斯克地方的人有關，但是他參加了西班牙軍隊和祖國軍隊作戰，甚至為此而失去一隻腳。在這期間，當阿爾諾·杜·梯爾這個騙子出現在獨守空闈８年之久、一向「性格堅強操行端莊」的貝爾蘭德面前時，她把這漢子當作馬丁迎進家來。儘管當時的法國農民似乎無人不知這樣的俚語：「女人對於接觸過一次的男人也決不會看錯」，但是關於貝爾蘭德把梯爾誤認為馬丁的原委，《處於優位的婦女》上，有關於近代初期法國人的論考，作為女權主義者的迪維斯女士，似乎沒有甘于歸結為出於女人的愚昧，認為貝爾蘭德出於保護土地資產及其他等等，是出於很有決心的一種計謀。
　　和蓋爾家的財產有截然相反的利害關係的伯父皮埃爾，開頭承認了歸來的侄子，沒過多久就和假馬丁發生衝突，就是理所當然的了。迪維斯在這一部分附帶提到，說這是宗教勢力消長的投影。「關於馬丁·蓋爾的訴訟，如果作一番冒險的推測，可能是這樣的：對此地新教徒具有同感的人們傾向於相信馬丁，天主教徒們傾向於相信皮埃爾。」
　　案件移送圖魯茲的上級法院之後，一個假肢老兵就出現了，自稱自己才是多年來隱姓埋名的馬丁·蓋爾。以此戲劇性為基礎，把這一案件立刻寫成書的，有法官柯拉的文章等等，不妨把再現當初極其精采的一段譯出來。以歷史家的冷靜而且頑強的構想展開敘述的同時，又沒有排除戲劇性的描寫，這就是迪維斯寫作的特點。
　　看一眼新露面的人，她就渾身顫抖而且哭起來了（這是根據柯拉的描寫。準確地記錄證人們的表情，是幹練的法官的任務，他是這麼想的）。於是她跑到馬丁·蓋爾跟前想抱住他。她求他原諒自己被梯爾的陰謀和誘惑壓倒而犯下的錯誤。於是把內心深處準備要說的話口若懸河起說出來。她說：你妹妹們馬上就承認了他，伯父也接受了他。我是因為過於焦急地盼望念念不忘自己的丈夫回來，所以也就相信了他。特別是他對我的隱私是那麼熟悉…… 當我知道他是冒充的時候，我甚至想，我要是死掉該多好，於是想到自殺，因為我怕神責備而沒有去死。我明白了我的名聲被他玷污，所以才把他告到法庭。／馬丁·蓋爾面對貝爾蘭德的哭訴，一點也沒有悲傷的表情（可能是受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牧師的影響），臉上露出熱情然而嚴峻的表情，然後說：『你那淚就別流啦，而且也用不著往我妹妹們和伯父身上推，不必拿這個辯解。因為父母對於子女，伯父對於侄子，哥哥姐姐對於弟弟妹妹，他們的瞭解，都不如妻子對於丈夫瞭解得深。總而言之，降於我們家的厄運，除了你該由誰負責呢？』
　　渡邊一夫或者該專門學派的研究者們，是如何從這裡著手進行活生生的歷史考察的，邊想邊讀而讀完了迪維斯的作品。我對於法國文藝復興史本來知之甚少，所以沒心思作歷史論述。
　　我想說的只是，４００年前發生在法國一個地方的「不可想像的事」，和妻子同床不久的丈夫長期以來去向不明，對於一個突然出現在眼前，聲稱自己就是那位妻子丈夫的男人，妻子本人以及家族、本村的有關鄰里，全都受騙，居然接受了他，對於這樣的故事，感到自己是在彷彿看著同眼下生活中的現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並就此說說自己的看法。
　　「難以想像的事」和「現在可能發生的事」之間，開頭的時候有一條明顯的溝。但是，它扎根於整個社會的動機——像馬丁·蓋爾案件所表現那樣向著宗教戰爭行動的社會相就是這種動機——是作為一根巨大木樁打進這條溝的。從巴斯克來到圖魯茲近郊農村的這一家受到的排斥，就是稍小些的木樁。孤立無援，形同寡婦的婦女，為了保護家族資產不得不使用策略也是一根木樁。不得不適應別人的境遇而且全部接受下來並忠實履行的才能仍是一個木樁。這些木樁一根一根地打進溝裡，上面鋪上木板之後才能越過大而且深的溝。「難以想像的事」逐漸變成「現在能發生的事。」
　　迪維斯把１６世紀發生的事件全過程復原給大家看。其結果，儘管它始終描寫的是·單·個事件，但它卻是描寫了走向宗教戰爭的大轉換時期的時代風貌，以及生活於漩渦中的農民那種渾沌狀態的著作。使我感受最深刻而難忘的是，幾多木樁打進那條溝之後，眼看著「難以想像的事」就成了「現在可能發生的事」，想想這些，同現代的我們這些人的生存狀況對比，就可看到，業已打進的千奇百怪的木樁簡直成行成列這一事實。
　　「難以想像的事」這句話，對於現在的許多人來說都認為是一定是難以想像，我也覺得可憎，但同時我也和哈曼·簡的著作《想想難以想像的事》聯繫起來。作為對 theunthinkCable的思考，簡——這位把日本將來的經濟成長描寫成花團錦簇，在他的思考裡，對於伴有光輝的深淵從來不屑一顧的某種類型的日本人給以鼓舞的學者——極力主張，只把熱核戰爭當作「難以想像的事」，是不能制止熱核戰爭發生的，應該當作現實的事考慮熱核戰爭。而且他以物理學家的論理構成法表示，熱核戰爭中有如此這般幾種戰爭方法。
　　簡的著作，比照現在的核狀況來看時，可能已經沒有積極的意義了。他的《想想難以想象的事》出版於１９６６年，他的《熱核戰爭論》出版於１９６０年，對他的主張持批判態度的人們是不消說的了，即使那時期支持他的人，現在也認為那批判是對的。總而言之，由於核戰略、核戰術以及核武器本身壯大和多樣化十分迅速，今天的核狀況規模已經遠遠超過簡對未來預測的範圍。
　　簡的論點之根本道理之一是，如果把熱核戰爭看作「難以想像的事」，那麼，核武器的抑止就無效——一直譯為抑止的原文是deterrence，既然是給予恫嚇使其疑惑從而停止念頭，那麼，翻譯的活就沒有把前半部的意思傳達出來，所以，就必須根據國際政治的現實仔細考慮，考慮能用於作為現實武器的核武器，可能發生戰爭的熱核戰爭，以此互相顯示自他雙方，而取得抑止效果。
　　現在用各種各樣方法能夠發動大規模的「有限」核戰爭，現實的情況是不僅五角大樓和克里姆林宮的將軍們，即使全世界人民群眾也十分不安。而且，掌握掀動戰爭按鈕的超級權力的人物們以及其他人等，必須確信，那樣的「有限」核戰爭，必然擴大為環球規模的環境破壞、也就是破壞全人類的戰爭。我想起，在電視片《一天之後》，放映結束時的電視討論會上，簡被看作在野之雄，堪稱同時代權力中樞的軍事理論要人的夢克納馬拉立足於上述認識首先作的發言。
　　今年２月初，《洛杉磯時報》報道說，２０年前簡精力充沛地活動時期，彷彿一股熱潮襲來一般而建造的核避難所，即使在蘇聯核潛艇游弋的西海岸地區，也成了無用的長長之物。儘管前面提到的電視電影上對此表示了極大的關心，——我國在同一時期據說成立了建造核避難所的承包公司——卻再也沒有向當局申請准予新建核避難所的。這決不是全體民眾觀察到熱核戰爭的危機業已遠去，而是他們想通了，核戰爭一旦發生，靠避難所根本不可能保證生存下來，其次是對核武器的擁有量之多，一清二楚。我國出於錯誤估計形勢而出現的核避難所特別吃香，發展到在京都的寺院地下也建築核避難所的地步算到了頭，這只能說明，我國市民的核武器觀還沒有達到美國西海岸市民的水平。
　　因此，我之所以再次想起放在根本無用的核避難所書架上的《想想難以想像的事》，並不是因為簡描寫的熱核戰爭的可能已經遙遠，而是相反，也就是由於認識到，核武器和核戰略飛躍地增加與多樣化，簡的電影劇本大體說來已經毫無意義了。
　　我想應該首先看到，簡帶方向的論調，儘管有助於使朝著現實中可能發生的熱核戰爭，使全世界的整個核軍備只前進一步兩步，從而鼓舞了五角大樓或克里姆林宮的擴軍主義者，但對於永久的核裁軍、廢除核武器沒有積極的貢獻這一事實。因為，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我國，簡追隨者們的論理依然暢行。
　　我再次想起簡的書並寄予希望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想想難以想像的事》上，有雷蒙·阿倫寫的序文，我對此序文，現在懷有特別的想法。阿倫死之前後，國際上給他以極高的評價。特別是和薩爾特爾對比，相繼而死的這兩者之中，描寫阿倫獲得王位和薩爾特爾破產的文章是屢見不鮮的。未必全都是份量極輕的，但是我認為，最初使用核武器，也就是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之後，人類既然依舊活著，那正是因為人類原本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以往截然不同，一直寫反躬自省的薩爾特爾，他一生的核時代觀是一貫的，而且愈加深化。我以為，為了和薩爾特爾的核時代思想對比，從簡業已死了的著作中想把阿倫的觀點挖掘出來。（企鵝出版公司刊，桃井、松本譯）。
　　今天的和平問題，已是極其重要的問題。靠軍部和民間的幾位專家是解決不了的。這本書上，簡氏和我的名字並署這一事實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人生經歷的人、國籍各別的兩人之間必須互相協力的象徵。
　　阿倫在序文的開頭就是這麼寫的，用意周到地先表示了簡和他自己的不同，說明為了緊急的「和平問題」，阿倫除了以這種形式和簡攜手之外，難道還有別的可以「協力」的對手和方法麼？
　　簡氏對於美國和大西洋公約的某項政策帶來如何結果，有分析的智慧和勇氣。其政策就是人所共知的抑止政策。總而言之，對於敵方給予威脅：如果敢於發動超過限度的挑釁行動，一定給予熱核報復！如果說這就是現在的政策，那麼，強調「和平無可代替者」就沒有值得稱讚之處，也不能說它是正直的說法。從嚴謹的邏輯來說，只要和平怎麼都可以，這樣的說法就成了投降的意思了。還有，既然戰爭是「不可能」的，那麼，可能促使潛在敵人發動戰爭這樣的恐嚇如何能辦得到呢？／想到這裡，研究戰爭，不論多麼不願意，多麼殘酷和陰森可憎，都必須研究可能發生哪種類型的熱核戰爭，假想各種各樣的攻擊時，物的損害和人的被害將有多少，等等。一部分批評家認為，照這樣研究，從本來彷彿達觀的情緒轉而希望這種研究純屬無用徹底失敗。我認為這樣的評論是根據不足的。計算分析者認為，雙方互相發射核武器，連續幾分鐘或幾個小時，會造成幾百萬、幾千萬的死者，但是可以這樣說，他們確實忘了這個數字的背後隱藏的人的因素。但是，這和喜歡偵探小說的讀者毫無區別：反來覆去的殺人案件不斷，但讀者卻興趣極高而且冷靜地讀下去。如果作不到使自己的感情化為無，分析的學問就不能成立。但是，由於能夠冷峻地分析可能產生的恐怖，這個人絕對不會失掉了人性，絕對不會像其他人那樣思考和行動。
　　阿倫寫這篇文章的時期，法國已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個成員國。在軍事上美法兩國為此互相協力，當然有兩國的知識分子互相支持，但是對於阿倫的觀點給予更加直接支持的，在我國就發現了許多的追隨者。首相就公然表述日美之間的「軍事同盟」，既然如此，我國也有阿倫式的擁護五角大樓核論理的眾多論客，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有阿倫上述序文的簡的著作本身，儘管鼓舞和引導某些人們不要從本來彷彿達觀的情緒轉而希望這種研究純屬無用徹底失敗，充分認識核悲慘的人不要失掉了人性，不要像其他人那樣不能思考和行動，但是毫無效果。
　　經阿倫支援過的簡的著作，寫的並不是使核威脅之下的人民群眾朝著這樣的方向走，即：既不斷念，也不空自希望它徹底失敗，而是強化人性，利他們的同伴一起反對核武器毀滅人類而採取行動。簡的著作，使美軍的核武器引起威嚇和疑慮的力量再次活性化，對於美蘇兩大陣營核戰力的壯大化與多樣化的加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把生機勃勃的知的領域一直看到的活性化這個詞用於上述文章裡，深以為遺憾。但是，《世界》第四六○期的威廉·M·亞金的論文上，卡特政權末期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髮的命令中，提到「海軍戰術核能力的再活性化」這句話就用了這個詞。還應該提到，核戰略用語之中，屬於知的新的先導者常常使用的語言，還不僅僅這個詞。前述亞金的論文中就對於不久的將來表示了憂慮，所憂慮的是：海軍用核武器之增加，而且艦艇上搭載方法的不明確度增大，使海洋核戰爭容易發生。這裡說的不明確度，就是從ambiguity一詞譯過來的，在核軍事論中指核軍備的軟弱部分，可譯為脆弱性的原詞是vulnerability。誇獎文化符號論的學者和政府創造軍事理論的官僚，如果是從同一文化背景起飛的，令人深切感到的是，荒誕而巨大的知的浪費，會在足以左右人類命運的地方盛行不衰。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說，這純粹是作家對語言過分深思熟慮的結果？
　　但是，即使拋開簡的作用不論，阿倫不久離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正在開發本國核武器的法國也沒有能夠發揮制止的作用，從作為這篇序文內涵的延續來說，我以為倒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把雷蒙·阿倫看作始終和簡同等的科學思考的奴隸，那就未免有欠公允。僅從該序文裡就可以看出他超越簡摸索新的第三條道路的姿態。
　　如果用抽像的說法，今天的一個熱核炸彈等於第二次大戰４年之間投在德國的所有炸彈的爆發量，在這樣的時代，政策優先於戰略的地方，一切複雜的問題都會發生。其次，政治的考慮（更加難以區別）是平時與戰時兩個方面都優先，政治的考慮決定武器的選擇和軍隊的編制。今天，維持政治考慮的優越地位，日趨重要。因為，科學技術的強大有力，存在著任何人都無法控制地把人類拖進危機的危險。／實際上，哈曼·簡的研究非常科學，分析極其精密，所設假定也很有趣，但可惜其本人僅僅停留於一個改革者的境地。今天的國際政治，由於核武器的出現雖然一部分有所改變，但是大多始終蹈襲幾個世紀一直走過來的國際政治方向，他本人暫時
　　——可能十年或２０年——可能就是這樣繼續觀望下去的。但是今後幾個世紀不會總是這樣。配合科學技術的變革，有必要進行改革。有些烏托邦思想的人，他們想的和希望的改革，就是成立世界國家和法的統治。現在的危機造成的結果，不久的將來要產生世界政府，這也並不是不可想像的。不過，現在能說清楚的，這是唯一的結果。是不是世界政府才最具有可能性的呢？這我就不知道了。關於這一點，簡氏並沒有利用他那不斷地使用假說的最拿手的分析手段。
　　引用的前半部，我以為譯文的論理的力點曖昧，即使這樣也仍然引用，是有原因的。因為人類面對無法控制的危機，科學技術本身的力量把人類拉進危險，即將成為現實，或者說再向前邁一步就到達的現實。只要看一看今日世界的核狀況就會一目瞭然，核權力按其科學技術的論理不僅毫無阻礙地使核武器壯大化和多樣化，而且人類也放棄了控制的任務，甚至打算把人類的命運完全委之於科學技術本身。難道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麼？
　　關於科學技術彷彿自動地無限增加一般的壯大化、多樣化，以及首先是它本身最容易發生核戰爭的現狀，亞金論文中的關於海上核戰爭的可能性的敘述，已經作了明確的顯示。其次，人類把決定命運的權力委之於科學技術這種痛苦與憂思之所以依然折磨著我，是因為下述事態。去年我在巴克萊分校時，英國反核武器運動的領導人、廣為人知的歷史家 E·P·托姆遜在全美作一次巡迴講演，計劃地點之一便是到此處講演，因此得以同他會面。那一星期正是公開發表了西德政府重新佈置了美國導彈，給整個歐洲以很大的衝擊，而且在日內瓦核裁軍會議上蘇聯退場。托姆遜當時深表憂慮的是：在這之前蘇聯曾說過，如果強行重新佈置美國導彈，它將立刻採用「預警發射系統」，偏巧好像施加威嚇似的該系統作為現實的裝置開始啟動。
　　我譯為「預警發射系統」，原話是一個術語，即：Launch－on－warning systems。這個詞組是不久前聽到的，只要對首先發射核彈給予迅速反擊的系統必須不斷改善是核戰略的根本，那麼，現在美蘇廣泛進行的導彈佈置，可以說所根據的就是這個原則。
　　但是，托姆遜還稍微限定了特殊意義而論述了採用新「預警發射系統」的危險。從５分鐘到１２分鐘就能攻擊蘇聯重要地帶標的的潘興Ⅱ號導彈業已佈置於歐洲，蘇聯如何對待。當然是用輸入計算機的，也就是按不同場合，用不經過人判斷的系統開始核反擊。換言之，也就是美國核導彈開始攻擊了，這一情報不管輸入還是沒有輸入——這也主要是機械本身讀到攻擊的信號——蘇聯的導彈發射裝置就開始啟動。如果想到，電子計算機讀情報的機構可能發生故障，或者由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軍因錯誤而發射導彈的可能性，這就非常明顯，確實向核戰爭邁出了第一步。總而言之，人是在有意識地轉變為把人類的命運交給科學技術掌握的。這也可以說是抑止核力量的新活力的活性化之一環。歸根結底，所採用的就是與人的判斷無關，很快地進行核反擊的系統，把這種威嚇、迷惑敵方的方法當作抑止的方法。
　　說起來這是陳舊的表現，而且這種表現從很早以前就讓人聽膩了，也許讓人覺得是奇談怪論，實際上，目前待機中的核武器足夠把整個世界毀滅好多次，在這種情況下，２０世紀末的人民還有幾個堪稱可悲的空指望。其一是核攻擊既然由人決定，由人的心和手進行，撳動按鈕的人在最後關頭，他會想到這是毀滅世界的全面核戰爭。這就是人的靈魂。但是，「預警發射系統」的採用——作為對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警告以根本不加理睬作為回答，蘇聯很可能已經完成佈置——已經以科學技術的鋼鐵的論理代替了我們空指望的心和手了。
　　關於阿倫引用的最終部分，對於從現在的核危機災難中僥倖生存下來的人類組織世界政府的構想，簡沒有正面提出問題，乃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如果這個構想能夠產生，那麼，它決不會來自核大國的核戰略，並且為了千方百計地使這核戰略再活性化而苦心孤詣的學者，或者支持他們的思想家，而是來自被核武器幾乎斬盡殺絕的民眾一方，從反核運動中積累的經驗和智慧中產生的，這一點是非常明顯和不言而喻的。逝世前不久的阿倫，就從曾經是美蘇冷戰結構的主要人凱南的堪稱回心轉意並且等於展示思想上看到，面對歐洲人民大規模反核運動的擴大，簡身上決不會有的、並非改革者而是革命的新人類世界的至少是構想的預兆。
　　我根據簡和阿倫的想法一直談到現在，只是想說明，他們把熱核戰爭這個「難以想像的事」敢於具體地思考，使「難以想像的事」遠離人間，打碎它，問清楚這種帶有方向性的成果是否取得，從而表明：沒有，而是相反。說明他們為核權力效力，試一試他們在「難以想象的事」和「現實中可能發生的事」之間，打進幾根大樁子？使那個不能逾越大溝變成能夠逾越的手段了麼？
　　這種想法一旦開始，我自然而然地立足於日本國、日本人、廣島、長崎的經歷，決不能眼看著如果再次發生肯定是「難以想像的事」的熱核戰爭變成「現實可能發生的事」這兩者之間的樁子，一根一根地打下去而裝作沒有看見。因為把非核三原則當作公式而放棄，只要在這些木樁上鋪上大木板，從「難以想像的事」到「現實可能發生的事」，只需跨一步就行，我甚至覺得中曾根政府已經開始定下鋪木板的程序了。同是《世界》四六○期上刊載的風間次郎的論文上談到，托馬霍克巡航導彈佈置在遠東，目的指向蘇聯的遠距離逆火式轟炸機和海軍艦艇，從而引起緊張，明確顯示了從西北太平洋上的海洋核戰爭有發展成全面核戰爭的危險，如果看一看這一具體路線上處於美國核戰略前沿基地日本列島的地位，我就懷疑這不是：溝上的木樁業已打完，木板業已鋪好了麼？「難以想像的事」變成「現實可能發生的事」的準備工作不是業已完成了麼？
　　既然如此，弱者也有他的抵抗，為了把溝裡的木樁拔出來，能作些什麼？實際上我感到阿倫一定深深感到自己非常無奈，但是我更承認自己根深蒂固的羞恥感和無奈。但是，這裡可能有「此項待續」而且非有不可的課題，我要說的只是：日本政府立刻就默許搭載核裝備托馬霍克巡航導彈的艦船入港，國會上一再重複那假裝不解而又淺薄的詭辯，看起來在野黨無法反駁，但是不能絕望，必須想方設法繼續保持堅決拔除溝裡的木樁這一方向的姿態，同非核三原則這面即將破碎的旗幟，也就是再活性化的希望聯繫起來。

絕對官僚

三　亂世的地丁和杜若

　　這裡正在準備兩項國際性的座談會。儘管作家幾乎稱不上專家的職業，但是無一不以為自己是這樣的存在：對自己必須不停地念叨已經逝世的武田泰淳的「對森羅萬象多情多恨」這一呼籲。因此，在這樣一個以多種多樣課題顯示非專業人員的看法，而且還是一個接受批評的機會，就自願地前來參加。除此之外，我覺得他們似乎還抱著這樣的願望：把所謂依靠語言和想像力完成的平面的日常異化這種小說獨特的力量，同文學以外的自我表現，想經常聯繫在一起。
　　總而言之，作家對於情況就是這麼說的，對於使自他雙方都能接受的表現，也可以用脫離小說的語言完成。如果不這樣，那自己就只能算一個靠耍嘴皮子的常識家，這個形象令人感到羞慚。我是常常從這種經歷走過來的人。同時也想到少數以可怕的寡言沉默律己的知識分子，不過也覺得既然以作家這種滑稽工作為終身職業，干多嘴多舌的人幹的事，難道不可以毫不猶豫地承擔下來麼？
　　另一個國際性的座談會是以「核狀況下的文學」為主題的國際筆會大會。我在去年作為日本筆會的任務，完成了描寫核武器攻擊廣島，長崎，具體地說就是以日本人如何在原子慘禍中活下來以及痛苦地死去為主題的短篇小說的作品集。（《面對一無所知的未來》，集英社文庫）
　　由於編輯和出版社領導的努力，這個小小的然而自信堪稱具有重要意義的書，即將稍微改變外形而出版英譯本。它將在５月舉行的國際筆會大會之前完成，使來自外國的眾多參加者，以及從事與文學相關工作的知識分子們都讀到它，既然如此，我覺得自己必須在這個座談會上談一談這個短篇集的特點。
　　收進這個集子裡的優秀短篇《空桶》的作者，是在長崎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林京子。她是我國文學事業中代表今天的新興力量的作家，曾經發表了批判「原子彈法西斯」的文章。還有與這位作家齊名頗有才華的年輕作家的文章。有的文章說，希特勒殘殺猶太人是可憎的，緊接著便說，用法西斯主義那一套管理人民也許是最好的方法。我想說，這就是我國文學狀況的一個側面，您，特別是在歐洲經歷過法西斯主義時代的知識分子們作何感想？請您先讀一下林京子的作品，然後再予以思考。
　　我國年輕的文學家們對於語言的定義，有時表現得遲鈍和不準確，其程度令人吃驚，這也是我國特有的。比如法國、德國、波蘭的作家們，對於法西斯主義一詞從不曖昧地使用，所以能夠期待他們作出應有的反應。
　　不過我最熱烈期望的是，談論一番向來對政治語言徹底地沉默寡言，或者說沉默並凝視的作家井伏鱒二的短篇《杜若》具有的強烈信息。請先讀翻譯的作品，然後在此基礎上從東西方不同角度表達對井伏鱒二的看法，我夢想如此這般活用座談會的時間。既然翻譯的作品業已準備就緒，我以為那的確是化為現實的夢。
　　井伏鱒二的《杜若》，從提示溫和的然而輪廓鮮明的形象開始，它是文庫版本大約２０頁的短小作品。寫的是戰時一位為躲避轟炸而回到故鄉福山市近郊的人的經歷，用「私小說」的寫法作了生動的記述，於戰敗後第６年創作的。
　　廣島市區被炸不久，我在福山市近郊的朋友家看到杜若花盛開。單瓣，紫色。停戰命令剛剛發佈，也就是剛過８月中旬。往常，這個季節的杜若已經結了鮮綠色略長的和尚頭式的子房。原來此處盛開的是遲開的杜若，它長在離其他杜若群生的地方稍遠的地方，從挺立於水面的劍狀葉子中抽出綠莖，上面頂著一朵扭著彎彎的花苞。開頭，我是站在朋友家廂房的二樓上看它，以為水面上漂的是點心包裝紙什麼的。
　　為什麼把廣島市區的被炸和杜若花怒放這種只有橫向聯繫的事象並列在一起呢？讀罷小說如果找到兩者之間牢固架起的想像力之橋，對於這短篇的理解就算是成功的。
　　小說緊接方纔所說的開頭，從廣島市被炸當天在福山市的所見所聞，說到福山市本身曾經被炸的經歷，並且敘述了當時就被原子彈炸死的知友的子弟，以及某某被炸當時沒有死，但是蒙受著巨大痛苦等等傳說和對此而發的感慨。接著也談了作家自己戰敗之後立刻得了胃病，後來轉為不眠症，被動員去分配軍隊的貯存物資，這部分在敘上略帶喜劇成分。擺脫了這些被指派的雜活，希望返回東京的作家，到朋友家裡去談別的事，當天晚上居然沒犯不眠症，睡得很好。「天亮時醒來，打開窗戶一看，看到眼下的水池裡有異樣的東西。打開電燈，延長電線讓燈光照著池子的水面。我不由得目光旁視立刻關上電燈，也關上了窗子。漂在水池水面上的確確實實是人。杜若叢生於水池的一角，離杜若不遠的位置漂著紫色紙片或者別的什麼。仰面朝天漂在水面上的人的臉接近那紫色的東西。
　　那人體是怎麼回事，對於它的說明是通過對話進行的。於是立刻敘述起杜若的怒放。
　　「聽說是個半瘋狀態的姑娘。在廣島工廠幹活時已經是半瘋了，後來遭到轟炸便回到福山來，回來這天又挨了炸。聽說又挨了踢又挨了踹。」／我從窗戶裡俯視那水池。那是一個大小一畝左右的長方形水池，從和它並行的小河中把水引過來，那水彷彿落進它旁的小水溪。就在這落水口周圍叢生著杜若，離這些杜若不遠處有一叢單獨生著雙股葉的，抽出的莖上開著紫色的花。通常此時杜若的子房已是見老的季節，所以儘管是怒放的花，然而卻是花朵發乾而且有些僵硬。難怪我初看時分不清是紙片還是別的什麼。／我問：「那杜若被什麼所迫才綻開的？」／木內說：「是啊，這個季節那種花居然開了，可真把我搞糊塗了。」
　　這樣的回答之後，似乎阻攔作家提出另一個問題，也就是杜若和被水淹死者的話題一般，把話題一轉便結束了小說。木內說：「那杜若花和這杜若花有雲泥之差。因為時代不同了所以開花也不同了。這花開的也真夠混帳。」
　　混帳的花，混帳這個形容詞，如果用外國話來說就是dbCsurde，也可以譯成沒有道理。因為時代不同了這一句，非常明顯指的是原子彈轟炸以及此前的連續轟炸，以致地方城市被大火燒燬，也指現在談話的人生活的時代沒有道理，借談話的一小段包括多種意義的技巧，我以為這是作者特意寫進去的。
　　這杜若怒放，是訴諸人類精神的表層與深層的，要想讀懂符號的意義，再舉一個怒放的例子大概是有效的。這就是渡邊一夫把生活於法國１５世紀前半期和１６世紀前半期各該時代市民們的日記翻譯出來，並且以逐一加以說明的方法譯的兩本書：《亂世日記》（１９５９年出版）、《泰平日記》（１９６０年出版）。特別是前者，寫聖女貞德出現前後的市民日記的一段，渡邊一夫是這樣寫的：
　　「１４２３年將近年末的時候，黃色地丁怒放，人們大吃一驚，日記上業已記下。前邊也有同樣的記載。筆者理所當然地感到這真是『發狂的季節』。」
　　隨後，渡邊一夫看到１４２９年左右畸形兒出生的記述，他接著說：「看得出１４２９年簡直是發狂的一年，也許是我只看到發狂的事。話雖如此，這個《日記》的作者曾在兩三個地方特意記下了那時以前，戰火不絕的悲慘的隆冬之中，地丁怒放的事。使人感到，日記作者似乎心有所期然而面對人世間的一切抱著不安的心情，並且察知懷疑者藏於內心的夢幻一般。本來，這也許是唯我獨有的妄想。任何時代都會有某些發狂的事，就人來說，也許天生就這樣的毛病：總覺得自己生活的時代最瘋狂，末世末日觀也許就是人的脾性。」渡邊一夫這本書出版之後，年輕的歷史家對於上述敘說給予批評。批評的內容主要說：日記本來是年代記式的恬淡文章，然而渡邊卻故作高深。地丁的盛開，畸形兒的誕生，和歷史聯繫起來究竟有什麼意義？寫日記的市民不過是把發生的事記下來而已。畸形兒誕生，或者家畜畸形，看看《泰平日記》上也曾提到的圍繞「弗賴貝格的牛犢」的天主教會與馬丁·路德的筆戰，就完全明白，這樣的事情在歷史的脈絡上蘊藏的巨大意義是明顯的。這就是說，前面那位當時還年輕的歷史家對於這方面的知識未免過於欠缺。但是，渡邊一夫對於那些批評仍舊以寬容大度的態度給予回答。如果以感情移入而論，完全如此。而且他自己也認為是這樣。他說，地丁的怒放，畸形兒的出生，聖女貞德出現，把這些相繼而來的敘述聯繫起來讀下去的過程之中，儘管這些事確實沒有相互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是他自己對於日記的作者移入感情，於是就把那些事聯在一起了。
　　但是我作為一個作家，並且根據自己的經驗，我願鄭重地說，渡邊一夫的「感情移入」是完全正當的。我的長子是個看起來像長著兩個腦袋，至少出生的時候只能認為畸形的異常嬰兒，現在他已克服了畸形給他帶來的障礙活下來，和我生活在一起，他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個部分，因為他的出生，使我對於誕生畸形這件事人的內在意義充滿實感。時隔不久，我在墨西哥城過教師生活的時候曾看到波薩達的版畫。波薩達是１９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墨西哥大動亂時期從事版畫工作的版畫家。他對於重大事件、奇奇怪怪的事件，快速製作版畫以代替新聞照片作報道，而且也用短詩的形式給敘述事件的出版物作插圖。
　　波薩塔扎根於墨西哥的大眾藝術，他以畫形骸的人物為其獨特風格而著名，以這種形骸人物加上政治批評與社會諷刺，把地震一類的天變地異，作描寫現實的報道。而且也描寫了游擊隊活動、政府當局的鎮壓、暴力活動、２０世紀初的革命運動、反革命等等，描寫得很具體。某一條街的人全被殺光的大屠殺，某一執行死刑的場面，他完全以民眾的想像力把它表現出來。而且，除此之外，波薩達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描寫農婦誕生畸形嬰兒，甚至生出大晰蜴，也就是說誕生畸形一類的場面。
　　由此可見，波薩達想像力的表現以及這個表現的規模，在數量上很大。而且在民眾想像力包容的世界裡，類似地震那樣的天變地異，民眾的力量無力左右軍閥發動的政變，革命、反革命，人類的智慧依然無力避免。以人類力量無力控制的比如異常誕生等等。他把這些全都聯繫在一起，並加以結合。可以武斷地說，人們內心已經把這些結合在一起了。如果用渡邊一夫喜歡說的話來說明，那就是在人這個小宇宙裡有個聯繫。他的意思是說，人本身就是一個小宇宙，通過宇宙觀、世界觀、人類觀形成一個根。被現在的廣大群眾，也就是黑西哥從前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激烈動盪的動亂期的民眾所接受，並決定他們的生存態度。
　　以波薩達明確的表現和墨西哥民眾的接受為引線，來看一看生於１５世紀亂世的巴黎的一位市民日記，當把它作為直抒胸臆的日記來看的時候，能明明白白地從中看到什麼呢？日記的作者和彼此經歷與環境相同的市民們一起，懷著吃驚與疑慮的心情看著大量的地丁花盛開怒放。植物生長過程的異常、非其時的盛開，不論它多麼小，也不能不說是顯示了季節運行不正常的一個標準。季節的運行與秩序，是由繞太陽旋轉的地球決定的，更具體地說，就是由繞地球旋轉的太陽的旋轉決定的，所以，季節的異變，其根源全在太陽運行的異常。
　　本來，太陽以及整個太陽系並不是經常地顯現令人矚目的異常，不過，太陽的黑點一旦增加就會影響地球的氣候，所以上述那樣理解也不能一概稱之為非科學。１５、１６世紀的西歐，正是占星術大興其道的時代。地上的地丁遠非其時的盛開，季節運行錯亂，太陽和太陽系的運行造成整個宇宙的異變，如此等等，人類把這些當作非常值得矚目的事件，難道不正是人的自然反應麼？
　　換個說法那就是宇宙論式的或者宇宙感覺式的異常感受。同時和人等於小宇宙這句話相關，從遠古起人就把自己身體看作具體而微小的宇宙。從雅可布·伯麥１和斯韋登伯格２為媒介，投影於布萊克３的歐洲秘教思想中可以看到，反過來把人體看作巨大的宇宙的一部分。其次是把人內心世界中，人的智慧與力量控制不及的暗處作為另一個宇宙，也就是女性的胎內。準備誕生神秘的生命的胎內，這一另一個宇宙與天空的宇宙相照應，兩者中間便是人的現實世界。也就是人的歷史場地，而這個場地上現在仍有戰爭的災厄。我以為，人們把以這種形式形成的同一切局面聯繫起來的感受方法與思考方法代代相傳下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１伯麥（BoDhme，Jdkob，１５７５—１６２４），德國神秘思想家——譯注。
　　２斯韋登伯格（Swedenborg，Emanue，１６３６—１７７２），瑞典哲學家——譯注。
　　３布萊克（Blake，willian，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國詩人——譯注。
　　如果回到井伏鱒二的小說上來，那麼，那上面提示的杜若怒放所象徵的意義，自然就十分清楚了。原子彈，其規模之大，堪稱天災加戰爭的大災難。原子彈當然是人扔的，但是從挨炸的民眾的角度來說，它是比大地震還厲害多倍難以逃避的災難。那個經歷過原子彈轟炸，再挨一次空襲的「半瘋的姑娘」便是明證。把這慘遭厄運以致陷於病態的小小心靈，同原子彈轟炸這樣類似天變地異般的災難結合在一起，並以此為媒介，井伏鱒二用杜若花作了極好的提示。難道我們不是必須明確地說，這錯季盛開的紫花才是從大至宇宙論小到人的內心，一以貫之的荒唐、可笑時代的象徵，統統被它徹底駁倒了麼？這也是挨原子彈轟炸的經歷而觸發的日本文學的傑作，給所謂現代的這個時代劃了一道清清楚楚的刻痕，同時也是為測量大至宇宙小到人的內心深度而放下的一個測量鉛墜式的作品。
　　日本人經歷過原子彈轟炸而飽嘗痛苦地生活著，與此同時，也產生了表現對抗此種痛苦的作品。這豈不是判斷核時代的人希望再生的根本標準麼。我想把這個想法告訴許許多多國家的文化人。他們一定對於井伏鱒二描寫的杜若的象徵，同古典文學相通的、強韌的日本人的自然觀照對比起來看吧。另一個國際研討會是各代表一個歐洲國家各領域的文化人的聚會，我是參加者之一，要求我提出的課題是「西方化和日本化」。日本化，這是聽起來還不習慣的一個詞，因為近來日本企業向歐洲發展，日本企業界人士以其個人的或企業的能力表現了出色的競爭力。於是歐洲出現了願意學習他們這種工作作風的——吹得很響，總之，也可能有靠作家想像力的地方——的傾向，於是歐洲人就把這個看作日本化的現象，至少我自己打算以上述理解回答對這一問題的提問，並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
　　所謂日本的西方化，實際上就是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的現代化。說起西方化＝現代化的歷史，無非首先是（a）以天皇制為中心的政治、文化構想，（b）實行侵略亞洲，（c）終於到達以長崎、廣島遭受原子彈慘禍為頂點的敗北，終於結束太平洋戰爭。而戰敗之後的再出發，我認為把這（a）（b）（c）等條件全都顛倒過來才是基本態度，實際上新憲法也是這樣顯示的。
　　但是，戰後３９年之間，日本人朝著逐漸地消除太平洋戰爭敗北經驗的方向前進了。對亞洲實行經濟推進並使之正當化的思想，並且向一直稱為工業化社會的歐洲、美國等先進國家前進一事，使明治以來的現代化大大加速，從而更加西方化了。因此，它給國內、國外— —特別是亞洲地區——帶來了一方面是荒廢，另一方面又是過剩的經濟繁榮。
　　直到太平洋戰爭之前這一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人之中也曾有逆時代潮流認為不該如此西方化的反省。開頭提到的渡邊一夫的文章就是極好的例子。他身居德國同盟國的日本，還在法國被納粹德國打敗的時候，當他看出日本人追求的西方化樣板不容置疑確屬納粹德國的時候，就站在戰敗國法國一邊了。他引用瓦雷裡在母校賽特高等學的講演，期待著「精神自由和文化的精緻產物」不衰退下去，表示出他對於日本日益擴大的納粹德國式的「知性的強制」予以抗爭的覺悟。渡邊一夫對於法國的復興乃至良好的歐洲傳統是確信不疑的。他在法西斯主義的日本處於痛苦的孤立之中摸索另外一條西方化的道路。
　　但是，大勢所趨的日本現代化即西方化，大踏步前進的結果，是把日本推到遭受原子彈轟炸，最後終於戰敗的位置。引起這場戰爭的勢力，當然由日本法西斯主義負責，然而與之相對抗而製造出原子彈的卻是西歐的科學。投原子彈和遭原子彈襲擊的兩個營壘，在一律歸結為西方化的緊張關係上，１９４５年夏曾經隔海對峙。日本為了實現西方化，和帝國主義膨脹期的西歐展開比賽似地侵略亞洲，結果成了民主主義國家的敵人，終於落到受原子彈轟炸的地步。這個責任不應該追究西方化，始終應該歸結為日本的現代化，這樣的反論就是不是可能更多起來？我在這裡要記下一筆，現在的歐洲並沒有擺脫核戰力的論理而獲得自由。如果歐洲主動地放棄核戰力的論理，出現提示新道路的大國，那麼，我以為對於日本來說，可稱得上最受歡迎的西方化的典範。現在歐洲各國消滅核武器的民眾運動，就是為創造這樣的典範，以民眾運動的規模向日本人號召的。
　　然而今天的歐洲人某些階層希望日本化成為現實。成為這種日本化典範的日本人，一定是我前面提到的，把１９４５年戰敗痕跡一點一點地消除乾淨，自我與事業具有成就，完全符合工業技術先進大國稱號，足以代表此種傾向的典型式日本人。但是我倒覺得這種人倒是特殊的，並非普遍。儘管這樣，這種特殊的日本人，面對再生產時，因為我國教育失衡，也不能不考慮到前面提到的瓦雷裡說過的話。誰也不能否定，日本經濟成長的結構是培育這種類型人物的基礎，比如駐在歐洲的商業精英們，以及同他們息息相關的汽車製造廠、電視機製造廠的經營者們無不都是特殊的日本人，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實際情況是歐洲人把這樣的日本人作為素材，創造出經過加工誇大的典型人物，通過他們構想實驗性的日本化。
　　總而言之，歐洲人在工業技術社會的先進國之間的國際競爭上，不過是為了強化戰線檢驗自己而已。實際上是他們在應付核戰略的脆弱性而自己找出了種種缺陷，把這些缺陷一一投影，把它的負面綜合在一起，設想出把這些減號變成加號的典範，也就是說，把自己的不足之處——我以為這是沿著以往歐洲文化的規範而來的，這種不足之處反而值得引以為自豪 ——的諸般因素反過來變成一切具備的存在，為了學習這種架空的典範而喊的日本化。我倒覺得，作為工業技術社會處於零丁飄搖的領域，人稱位於衰退狀態的「純文學」的作家，特別應該這樣考慮才是：對上述日本人形象以積極的態度對待。熱心地使日本比西歐眼中的日本更日本化的類型人物，才是使現在我國工業技術社會更加繁榮的支柱。因此，我以為西歐提出的日本化這種現象展示給我們時，同西歐人設想的基本典範式的特殊日本人形象大相徑庭，然而實際上日本化已經在歐洲看到，應該認真地聽一聽對方就這種現象的說明。特別是從目前非常活躍的經濟交流現場，從和日本人有接觸的西歐人那裡，他們不停地製造日本人形象展示給我們，這對於日本人來說，是不可重逢的進行自我批評的契機。而且，如果西歐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對於未來同西歐的良好關係有害，那就必須考慮到這形象會立刻開始固定化，所以必須馬上努力把它打碎。
　　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如何回答可能會有這樣的提問：那麼對於你們日本人來說，希望將來向歐洲提示的，與西歐人能夠共同理解的日本、日本人的典型是怎樣構想的。我認為，那應該是對於未來的日本人有效的典型，同時對亞洲、對歐洲也是有效的典型日本人。如果把日本化一詞擴大使用，那就必須構想這樣的日本人典型：以這種新的日本人典型為基礎的日本化，不論對於亞洲也不論對於西歐，包括經濟在內，都能當作使諸多領域活性化的方法采用。假如這樣的構想能實現，那麼，這新的日本人典型不論亞洲圈內西歐圈內都認為確實是真正國際人的日本人，而且與此同時，從日本的大城市發展到地方城市，乃至在農村、漁村，共同努力培育出眾多的這類日本人典型。
　　這種夢想中的日本人典型會有麼？歐洲人亞洲人可能半是嘲弄地提出這樣的反向。但是我認為，至少不妨在日本人相互之間提出試問和試答，必須摸索培育這確屬高層次日本人典型的構想，不然，倒不如一開始就停止有關新日本人典型的構想更好。我要重複地說，渡邊一夫還在日、德、意三國同盟以及大政翼贊會剛剛起步那一年，當時國際、國內正是控制極嚴的時候，而他卻對於戰敗的法國堅守「精神的自由與文化的最精緻的產物」的人們精誠所在確信不疑，而且堅信他們的國家一定扭轉敗局獲得最後的勝利。
　　我還希望對於我開頭談的井伏鱒二等等日本作家們——其中有自己在廣島被炸，定出遭受原子彈災難證言式作品之後，一個是自殺的原民喜，一個是堪稱刀折矢盡哀哀病死的大田洋子，還有和在長崎遭原子彈轟炸的同學們生活在一起，以一個親身遭災的婦女自述形式不斷地寫出作品的林京子——想想他們作為核時代的日本人的想像力。也許這個話題很簡單。如果西歐人說我瞭解這麼多的日本商界人士，那麼，我想與比同時，索性回答他希望瞭解這些日本作家的工作，從這種情緒出發我才協助英譯了前邊提到的短篇名文選集的工作。
　　課題不僅限於原子彈災害，日本各種各樣乃至出於地方自己構想——比如具有獨自歷史的沖繩當地民眾各種運動所顯示的政治、文化運動中反對天皇中心，同日本的現代化＝西方化正面衝突——的反公害、環保課題等等，都和提示新日本人典型的具體例子有聯繫，範圍極廣。我想，對於如此關心日本和日本人的西歐人這般盛情應予回報，才把這些展示出來。
　　實際上圍繞著「西方化和日本化」這一主題，我在編造自己的提案，同時也常常參加這類國際研討會，但是常懷憂懼的是，同西歐乃至國內多種領域的人們在關心的方向上也許存在分歧。不過，如果真是這樣倒不壞，我從他們的批評中會學到很多東西，所以我高興地出席國際研討會。
　　而且，如果可能，我想提出既不同於西方化也不同於日本化，可以說超越這兩化的第三條道路的××化這一構想，希望通過研討會看看反應如何。因為我經常想到，如果不實現這條道路，對於將來的日本和日本人來說，（a）在國內沒有活路，（b）在亞洲也沒有活路，（c）從現在設想的歐洲接受日本的情況來看，向未來發展的活路也沒有。
　　大部分有能力的日本人，把太平洋戰爭失敗這個分節點不當作開始轉換方向的始點，而是把它當作一時的保留期間擱置起來，然後是重新加速進行西方化。然而這加速西方化使日本獲得工業技術最先進國的位置，經濟繁榮達到頂點，難道這不是第二次走上無法再次前進的奇怪路程即將擺在眼前了麼？這種懷疑又有誰能夠輕而易舉地否定得了呢？而且，核時代最近的將來，日本第二次的「戰敗」，與亞洲的崩潰乃至世界的崩潰難道沒有聯鎖作用的性格麼？
　　去年秋天，我在巴克萊和斯坦福兩校作了基本精神大致如上的講演。當時，一位看來很聰明的日本留學生提出反問：為什麼戰後出生的日本人必須從以前的太平洋戰爭的敗北中吸取教訓？現在日本新的繁榮不是把戰敗的痕跡一掃而光了麼？於是我作了如下的回答：你還年輕，你的歷史中還沒有失敗的經驗吧？但是我已經不年輕了，我知道，除了失敗的經驗之外不想學別的了。我附帶說一句，日本乃至整個世界，不是已經並不年輕了麼？

絕對官僚

四　百年之《迷路》和《新時代》

　　年輕時候讀過某一文學家、思想家的作品，而且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後來因為對他不再關心，就把他的書放在書庫的最深處了。現在想找出來讀，與其費時間去找，莫如再買一本來得快，因為那書不少，不難買。上星期我在神田的西文書店二樓舊書部找到一本這類的書；T．S．艾略特１的《關於詩與詩人》，使我感到親切的是，和我初讀的版本絕對一樣。（Fdber）
　　我因為打算在一個集會上講話的時候引用收在這本書最後部分的「葉芝論」２末尾一段，所以才到神田來的。「有的詩人們的詩，或多或少地同其他的關係脫離，可以認為，讀了它能給人以經驗和喜悅。有的詩人們和這些詩人不同，他的詩同樣能給讀者以相同的經驗與喜悅，但是他們的詩卻有巨大的歷史重要性。葉芝便是後者之中的一位。他的歷史是他們本來面目的歷史，一個時代的意識的一部分，沒有他們就不能理解那個時代，而葉芝便是這少數詩人中的一位。」
　　１艾略特（Eliot，Thomas Stearns，１８８８——１９６５），英國詩人、評論家，１９４８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譯注。
　　２葉芝（Yeats，William Butlerm，１８６５——１９３９），愛爾蘭詩人、劇作家，１９２３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譯注。
　　我是想在５月舉行的「祝賀野上彌生子１先生百歲壽辰」的會上，作為遲生５０年的後進者致祝詞時引用這一段。我最近重讀了先生的巨作《迷路》——我之所以把這巖汲文庫版四冊書放在任何時候想拿便可信手取出的地方，總而言之表明了我對這位大作家的關心總是常生常新——就足以說明，人們對葉芝的讚譽之詞，恰好和我稱頌野上彌生子先生的感情一樣，而且這感情一直持續到今。
　　１野上彌生子（１８８５——？）英國文學家野上豐一郎之妻。與其夫同為夏目漱石門下弟子。作品多種。其代表作為社會題材從戰前寫到戰後的長篇巨製《迷路》——譯注。
　　野上彌生子表明的一個時代的意識，實際上就是日本一脈相承長達百年之久的現代化意識。我以為通過她的作品和她的全部生涯，才能實實在在地理解百年現代化的時代和意識，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她的作品的歷史重要性是無可動搖的。實際上，讀《迷路》直接感受的經驗與喜悅是豐富多采的，我懷著一腔敬意讀它，而且我還從小說看到它富有極其罕見的通俗性。具備堪稱一種才能的通俗性，這樣的作家往往與時代的權力結合開始起步的，但是野上彌生子卻有比權力更大的視野，這才是百年現代化進程之中獨具明察的思想家。現實告訴我們，在這百年現代化之間，和野上彌生子比賽持久競走而未落伍的強權還不曾有過。
　　唯一的一個象徵性權力天皇制，一直保持下來——戰前也統帥軍部而有絕對權力的天皇既然是神，就更只有象徵性的權力，我說新憲法的象徵一詞的多義性是有所考慮的——這一點，應該提到。唯其如此，野上彌生子的作品《迷路》上明示了野上獨自明確的天皇觀，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構成《迷路》中心的青年男女們，各有時代的刻痕，每個人都是時代意識多樣表現的一個側面，生與死的痛苦接連不斷。政界和金融界干將裡的中年男士們和他們的妻子，也不可能在時代浪潮之中有自由。但是，有一位專心致志於能樂１研究，除此之外心不旁鶩，超然於時代，而且對於未來獨具透徹的現實主義眼力的老人江島宗通。他對於在櫻田門遭到暗殺的祖父深深敬愛，比對待其他所有政治權力的中樞人物，態度還是一貫的。
　　「對，大家干的都不錯。幕府的沒落，明治維新這一旋轉舞台上，趁著祖父這位近江太守之死２，日本出現的新動向，薩長兩大藩鎮３自然無須多說，不論敵人，也不論自己人，甚至支持幕府的一派，甚至德川一門４，甚至天皇家族，無不各施其技。——宗通的思維仿佛水到了冰點一樣凍結了。他只想在當今的社會太平無事地生活下去，甚至把很難想像的事都考慮到了。」
　　１日本歌舞劇之一種——譯注。
　　２近江，古國名，即現在的滋賀縣。太守之死，指萬延元年（１８６０）三月三日，江戶幕府的最高執政長官井伊直弼於櫻田門前被刺身亡一事——譯注。
　　３薩長兩大藩鎮，即薩摩藩鎮和長門藩鎮。這裡指的是兩個藩鎮聯合起來，於１８６６年結成的推翻幕府的同盟——譯注。
　　４德川一門，指德川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及其以後世襲將軍的一族——譯注。
　　從櫻田門前暗殺幕府高官的萬延元年起，不足百年的現代化迅速走向了法西斯時代。這段歷史的示意圖，《迷路》作了反覆的展示。我自己也寫了題為《萬延元年的懸案》的小說，主題是描寫從櫻田門到百年之後的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鬥爭的這一年，也就是１９６０年。當時我就知道，三宅雪嶺把他的《同時代史》的起點選定為萬延元年。我由此想到，他的意識深處是否蘊藏著從《迷路》上得到的暗示，具體地說就是他在大學時代讀雜誌上連載的《迷路》，從第一期一直讀到最末一期。
　　我是在昭和３１年１雜誌《世界》上讀完《迷路》的。然而小說中的時間是從昭和１０年東京帝國大學２５月狂歡節開始，直到昭和１９年冬，《迷路》開始發表的年代是昭和１１年，這一點，我以為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必須特別予以注意的。巖波文庫版的「後記」上，野上彌生子說《迷路》裡幾乎沒有特定的原型，但她緊接著卻說：
　　１昭和年數加２５即等於公元年數。昭和３１年即公元１９５６年。以此計算，以後不再加注——譯注。
　　２現改名東京大學——譯注。
　　如果說我的構想中有什麼原型，那麼，捲進昭和６、７年日本左翼思想指導之下的狂飆運動中的青年一代，可以說個個都是原型。當時的學生運動雖說其根據是唯物史觀，但就其本質來說，它是一種精神主義的運動，這個觀點，我至今不變。
　　野上彌生子對於昭和６、７年的學生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被強制轉向１而受到傷害的青年們的命運，僅僅四五年之後便斷然進行追蹤調查而開始寫小說。而且把他們置於同一時代逐步走向法西斯的形勢之中，她自己則彷彿一步一步地腳踏時代的驚濤駭浪，動筆寫起了《迷路》這樣的宏篇巨製。這的的確確是在巨大的勇氣和使命感鼓舞之下的莊嚴出發。後來因為戰時控制言論和野上一家的情況，寫作小說的工作不得不中斷。我以為，假如戰爭時期繼續寫下去，《迷路》可能就是一部每天報告當地情況的同時也描寫法西斯日漸抬頭，朝著敗局猛進，和現在這樣安定的現代史觀截然不同的作品。
　　１這裡指的是被法西斯政權機關逼迫放棄共產主義思想、立場的人——譯注。
　　但是，在時代激烈動盪之中，把受到傷害的青年們重新振作的事，寫成故事從昨天開始又從今天寫向明天的作家這份立意，只能說確實不同凡響。如果從現在的角度來說，因為參加全國學生共同鬥爭運動受到傷害而沉默下去的青年們，還沒有描寫他們重新振作的文學作品，如果考慮到這一點，這部作品又立刻成為有現實意義的作品而為大家接受了。描寫受到傷害者們所受的傷害以及為此而持沉默態度的作品應該由他們自己寫，我知道一定會立刻受到這樣反駁。儘管如此，但它仍然是作家們的課題，而且野上彌生子在昭和１０年左右就決心動筆寫了。然而５０年之後的現在卻沒有任何一個人作這樣的事，這不能不說日本文學的現狀存在顯而易見的缺陷。
　　野上彌生子開始寫《迷路》的時候，絕對必要的巨大勇氣是怎樣鼓起來的呢？我想，她對於許許多多的青年受到傷害之後而沉默下去，並且被迫走向法西斯戰爭，許多青年相繼死於戰爭的現狀，強忍著痛苦思考它、注視著它，她終於站在那些青年們母親的立場上，從而激發起巨大勇氣。我想說，母親的力量，女性的力量，典型的表現之一在這裡發揮了強大的作用。
　　《迷路》是表現男女青年這些出場人物一個個相繼死去的小說。作者在「後記」中說，她曾經想把這部長篇小說改寫一遍，甚至說：「第一第二兩個出場人物不死就好了，如果是現在，也許讓許多的人獲得新生。」但是我必須說，野上彌生子批判現實的心和時代是緊密相連的，所以她不能不從法西斯興起直到徹底垮臺，不得不一直看著那麼多年輕人死去，而且還必須提到，她不得不滿懷著痛恨的心情描寫他們。
　　小說《迷路》最高潮是它的結尾部分，主人公菅營野省三在中國戰場上想脫離日軍投奔延安，於是處於中國游擊隊、日軍雙方迎擊與追擊的交叉火網之中。小說是這樣描寫菅野在此火網中奔跑的場面的。
　　「別朝我開槍！我是你們的朋友！」
　　從兩側打來的子彈，從後面打來的子彈撕裂空氣在頭上呼嘯著交錯飛來飛去。
　　田地上就像驟雨打在柏油馬路上濺起的水沫一般，彈起一陣陣的白煙。來到了離村莊有２００米左右的地方。早晨的鮮靈靈的陽光映照著各家各戶暖洋洋金黃色的草房頂，彷彿從那些草房頂之間鑽出來的幾棵禿枝無葉類似銀杏一類的樹，頹敗的土牆前的農家大車，這一切，完全籠罩在飄浮著小羊一般的白雲的藍色而明淨的天空之下，看起來和佛蘭德派的風景畫一樣。省三清清楚楚地意識到它們的美，而且也意識到在這條命處於千鈞一髮的時刻仍然有如此感覺，連自己都感到奇怪。這是他最後的，準確地說就是感到左下腹部受到來自背後的什麼東西狠狠地一擊的瞬間之前的意識。
　　使省三血肉模糊昏死過去倒在田地上的，是今天的敵人，這敵人直到昨天還是他的夥伴。
　　從描寫的背面使我意識到，身負重傷的菅野省三得到昨天的敵人今天成了夥伴的中國游擊隊的救助而去了延安，這當然是這個場面的發展吧。不過使我感到，只從文字的敘述來看就會意識到，轉向以來，在沉默中活著，半是死人一般的菅野省三，能豁出一條命，下定決心走向新生的行動，是因為有一個已經死去的女性那不為人們眼睛所見的光輝陪伴著他的緣故。
　　這女性名垂水多津枝，是一位有勢力的政治家的女兒，她對於因為轉向而身價大降的菅野省三來說，現在已沒有同他結婚的可能了，但是，他們仍然保持著親如兄妹的關係。比他小幾歲的多津枝並沒有因為受過左翼影響而被株連，也就是沒有受到傷害，但是菅野省三卻被當作假轉向者受到嚴厲批判。菅野曾經受到舊藩主後裔現在家主夫人的誘惑，多津枝以警覺的目光望著他說了幾句制止的話。總之，和他的關係親逾骨肉。沒過多久，多津枝和目的在於搞政治聯姻的財閥御曹司自由結婚了。但是這對她來說毫無矛盾，和御曹司的夫婦生活之外，對於他卻有發自內心的親和力。此後多津枝由於對於時局的看法出言不慎，受到特高警察１的責問，和丈夫一起逃往國外時途中遭逢墜機事故。她見到聞訊趕來的省三，將死之際她說了這樣的話：
　　１專門對付左翼思想的高級特務警察——譯注。
　　如果到了上海，我想從此以後一定要開創一個新世界，呶，開始和過去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是什麼樣的生活，雖然我不知道，可是不管什麼樣的都行。反正和從前不一樣就行。我算裝假裝夠了，真夠了。實在是傷透了心，總那麼沒依沒靠的。可是，要真想改變生活，讓他們毫不費事地抓起來扔進監獄，也許是一條更近的道。儘管如此，我還是弄虛作假地去上海，飛機掉下來也罷，摔死也罷，都是當然的。只是我剛要重新生活的時候立刻就死，太傷心了。
　　為了追求新生剛剛邁出第一步就倒下去的這位女性形象，對於也是下定決心走向新生的菅野省三——也可以說對於作者和讀者的感動力——來說，成了他內心的胚胎，而且發展壯大而把他本人也包括起來成為一體，因此也就理解他為什麼冒著槍林彈雨狂奔了。還能夠從《迷路》找出一組這樣的男女，也是男的念念不忘死去的女性形象而走向新生，這一組男女和菅野與多津枝形成對照，可以這樣說，作者為了使讀者理解得深刻，預先作了周到的安排。
　　這位女性的成長和垂水多津枝完全相反，她是在一個孤島上長大，無父無母，當了護士之後參加了運動，和房屋管理人更是運動活動家的木津正雄結了婚的阿節。木津也是一個轉向者，緊接著就成了一個滿洲無賴１。他寫給妻子阿節的信上居然說：「今天我和扼殺大杉和伊籐野枝的那個人握手了２。」阿節沒有料到別後的丈夫竟然幹出這種事來而十分絕望，她滿懷著遺憾，為了保護秘密行動的重要人物果敢戰鬥，不幸以身殉職。在一場混戰的現場，阿節甘於被特高警察踩在腳下而讓重要人物逃出魔掌的場面，難道不是描寫日本女性的最精采文章之一麼？「……她被打得嘴唇出血，用權威者的口氣對那位重要人物反覆下命令：『給我走開！』」結果，阿節投身山谷而死。
　　１也稱「滿洲混混兒」，所謂浪人式的日本人去當時的我國東北，專幹巧取豪奪、敲詐勒索、白手撈錢的各類二流子式人物——譯注。
　　２這裡指的是同甘粕正彥握手。１９２３年９月，日本發生大地震，當時任憲兵大尉的甘粕正彥竟然乘大震災之機，殘殺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伊籐野枝等人。日本歷史稱之為「甘粕正彥事件」。後來甘粕成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寵兒，任偽滿映畫協會理事長，實際上卻專幹策劃侵略中國的勾當。日本投降後自殺——譯注。
　　菅野省三對暫時回國的木津談阿節死的意義時說：「如果讓我坦率地說對那時的想像，我以為阿節根本沒有在乎她放走的那人是誰。她之所以被打得渾身是血，被特高的馬靴踩在腳下，並不是為了那個男的，而是為了你呀。她想即使自己被殺也得讓你脫身。我相信，她即使身陷絕境遺憾萬千地走向死亡的彌留之際，她腦子裡的形象只有你。」
　　被征入伍而走向中國戰場的省三，出乎想像在這裡和木津重逢。省三的這位舊友向他表示重新回到當初的立場上，貫徹初衷，阿節如果活著，一定承認現在的自己，和自己重新結婚，並勸省三毫不遲疑地去延安。小說寫道：「……木津伸臂抓住省三的手，他那蘇格蘭狗一般細長而略黑的臉上，彷彿蘇格蘭狗保護它的主人時滿懷絕對自信和愛情一般熠熠生輝。他說：『讓我們彼此都按新章程重建自己！你就堅決地去吧』。」
　　任何人都會從小說中一系列的描寫中理解到：木津正雄的新生是死去的阿節的力量導致的，菅野省三的新生則是死去的多津枝促成的。總而言之，菅野省三的「在這條命處於千鈞一發的時刻仍然有此感覺，連自己都感到奇怪」，看佛蘭德派的畫一般美麗風景的眼睛，也可以說是和他同一化了，是從內心看外部世界的垂水多津枝的眼睛。野上彌生子的確是善於把女性式的原理一般的力量變成構造性地表現的小說，我對於這一點深表敬意。
　　我讀到把埃札克·狄奈森的作品很好地翻譯出來介紹給我國讀者的女性的文章，她指出，野上彌生子和狄奈森是同年出生的，我感到親切的是，有人和我一樣注意到這件事。狄奈森除了有名的《非洲的日日》之外，還有把描寫當地人們廣為談論的人物和插話的幾個短篇重新結成集子《草上的影子》，我很喜歡讀它的英譯本，而且把下面的一節同野上彌生子聯繫起來思考過。（VintageBooks版）
　　巴克利·柯爾和我，用我們夥伴的話來說，把社會地位與品格高尚明確區分開來，把凡是我們知道的，不論是人還是動物，一概按此原理區分。我們把家畜定為有社會地位的，把野生動物定為品格高尚的。我以為，前者的存在和特權，由它們和共同社會之間的關係決定，後者卻是和神直接接觸之中定下來的。
　　對於野上彌生子這位掛著許許多多榮譽頭銜的人，我認為與其把她定為 respectability（有社會地位）的人，毋寧定為decency（品格高尚）的人。她把女性之所以為女性的巨大力量綜合在一起，而且使人感到看得見摸得著那麼具體，於是引起人們思考她，學習她，從而得到鼓勵。她彷彿是顯現神靈的一種靈物，走過了日本現代化的一百年，以至今日，而且仍在繼續寫她的大作《森林》，我們無不以有這樣的野上彌生子而自豪，而感謝上蒼。
　　我是通過布萊克１研究家的卡斯琳·雷茵，才思考女性之所以為女性的力量所具有的智慧與靈性，以及它的豐富程度與深度。在英國文壇上久負盛名美貌的女詩人雷茵，以她的自傳而獨具魅力。不過我倒覺得１９０８年出生，在劍橋以及其他等處受過教育的雷茵，１９４９年得到研究員職位之後，才從布萊克的研究中蒙受恩惠。大戰結束，太平洋的北岸，野上彌生子重新開始了自由的創作活動，大西洋的彼岸，雷茵開始了對布萊克的認真研究。布萊克的詩的世界有一股勉勵人們在蕭條的時代結束之後走向「新時代」的力量。諾思羅普·弗萊的帶挑戰性的布萊克研究，也是戰後開始動筆寫起來的。
　　１布萊克（Blake，william，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國詩人、畫家。浪漫派的先驅，具有樸素的感情、革命的社會批判、幻想的神秘主義。詩集有《無垢之歌》、《天堂與地獄的結婚》。為但丁的《神曲》所作的插圖也頗有名——譯注。
　　卡斯琳·雷茵的布萊克研究，在於發掘布萊克神話世界中和歐洲的秘教思想的傳統有著淵源很粗很深的根。從事布萊克研究的當然不止她一個人，但是，雷茵把布萊克的作品和各種各樣的筆記，以及在他的作品空白處寫下許多話的著名文學家、哲學家的記述，從希臘的古典文獻到１８、１９世紀的書全讀了，而且把布萊克所受影響的脈絡作了梳理。她把稱之為預言詩的布萊克長詩中展現的神話世界並不和古典的教養、傳統並加以結合的那恣意敘述，視為他個人的傾向，認為一直處於主導地位。特別是艾略特更具有代表地位，本來他年輕時曾否定葉芝，後來以前面引用的充滿敬意的語言讚揚葉芝的一生，所以晚年對布萊克的看法也許有所轉變。……雷茵發現，布萊克因為翻譯同時代的普拉尼斯特、托瑪斯·梯拉的作品，所以讀了柏拉圖１和普魯泰納斯２的書，而且對瑟典伯格和雅可布·伯麥也很崇敬，從而找到布萊克創造神話世界基礎的經緯，並且足以佐證。特別是對以後發現的布萊克的蛋黃調和顏料的畫《時間與空間之海》的新精神象徵主義的解釋，不愧是雷茵之作，極具綜合性的豐富與深廣。本來，永遠世界裡的不死之生命，被加進本應死於柏拉圖式洞穴的肉體之中，錯誤的理性降在極其專橫的地上。這樣的人類，靠耶穌的「原罪」怎麼能得救？對於只是想有力的耶穌，人類一切都彷彿成了一個整體而被吸收在《最後的審判》。雷茵是把這樣大道理的布萊克神話世界同歐洲的傳統結合起來解釋的。必須附帶提到，我自己的短篇系列作《新人啊，醒悟吧》從雷茵對布萊克的理解直接受了很多影響。（「Blake and Tradition」Bollingen Series）
　　１柏拉圖（Platon，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弟子。持靈肉二元論，認為靈魂不滅。著有《國家》、《法律》等等三十部之《對話錄》——譯注。
　　２蒲魯泰納斯（Plotin，公元２０４—２７０），出生於埃及的羅馬哲學家，新柏拉圖學派的鼻祖——譯注。
　　卡斯琳·雷茵立足於對布萊克神話世界的洞察而強調的，是布萊克對於今天的意義。據我的理解，那無非是布萊克乃「新時代」的預言者。本來，「新時代」一詞，本來在布萊克的預言詩《彌爾頓》的序文上業已出現過。我在自己的小說裡以譯文的形式引用了一節：
　　Rouse up，o，Young Men of the New Age！set your foreheads against the ignorant
　　Hirelings！醒悟吧，啊，新時代的青年們！對於無知的僱傭兵們，你們要待之如兄弟！因為我們的兵營、法庭、乃至大學，都有僱傭兵。如有可能，他們才是永遠壓制智慧之戰，使肉體之戰長存的人們。
　　所謂Corporeal war、肉體之戰，即新理性者式的布萊克的基本思想，也就是以必死者之精神保全肉體，以人之靈魂墜於現世之標準從事戰鬥。號召「新時代」的青年們脫離該標准而戰勝Mental War。面對如此未來的布萊克是如何構想他的「新時代」的？
　　雷茵曾經把圍繞這一課題，並且經過諸多考察的論文編在一起成集，題為《布萊克與「新時代」》，不妨從這集子中引用幾句。「十九世紀告終和我們這個世紀的前半部，並非未來的物質主義者的世界秩序某一最終勝利的時代，而是可以看作構築這個世界基礎的假說將要開始被推翻的時代。」這種假說的轉換，才顯現出「新時代」，雷茵就是這樣讓布萊克承擔起現代意義的。（George Allen＆Unwin）
　　上面的句子是從序文中引用的，序文把布萊克的先行者哲學家伯克利１的「新時代」觀和布萊克的「新時代」觀作了對比論述，在總結性的論文結尾部分，雷茵是這麼寫的：
　　布萊克不僅認為物質主義哲學是錯的（和伯克利所想的一樣），而且認為它是西歐文明的，以及特別是英國的最大不幸和精神疾病的根源。但是他在他的預言詩裡——瑟丁伯格的或者葉芝的預言詩也莫不如此——難道就沒有根據從伯克利到布萊克共有的傳統教導「惟獨精神的東西才是現實的」這一觀點顯示「新時代」麼？雖然存在物質主義露骨的稱霸，但是在這個世紀裡，「心的事實」的支持者們不僅希求新的「水瓶座２的時代」啟示錄式的民眾運動，而且使人感到，更加意味深長的思想大多成為主題。」
　　１伯克利（GeorgeBerkeley，１６８５—１７５３），英國哲學家，愛爾蘭出身的聖職者。他認為「存在即感知」，外界的秩序和規律性的原因只能依賴於神。倡導主觀的觀念論，主要著作為《人的知識的原理》——譯注。
　　２水瓶座，也稱水雍座，乃黃道上的第十二星座，在鷲座以東。古代羅馬規定，太陽通過此星座時（二月下旬）相當於雨季——譯注。
　　這就是說，所謂，「新時代」，也就是構想為從物質主義的世界觀的錯誤解放人的時代，雷茵的想法就是如此。布萊克事實上在預言詩裡反覆發出希望朝這個方向前進的呼聲。雷茵對於同布萊克這一根本思想相結合的今天的嬉皮士「水瓶座時代」運動，投以善意的目光。如果把物質主義世界觀的錯誤可以重新比作雷茵的現代問題意識，那就會導致科學至上主義的錯誤。培根１、洛克２、牛頓對於布萊克來說，是他想像力世界的最大敵對者，代表了科學哲學。布萊克的幻想、靈感，從根本來說，除了打倒科學哲學之外不能解放。對於布萊克這種態度，扎根於歐洲密教傳統並且繼承下去，同時對於現代科學至上主義的世界觀表現的進退維谷堅持批判的眼光，彷彿是２０世紀末的布萊克代行者，這就是雷茵的真面目。
　　１培根（RogerBacon，１２１４——１２９４），英國哲學家、自然科學家。他主張，學問的目的在於擴大人對自然的支配權。因而打開了尊重實驗觀察的哲學、自然科學的途徑。他還發明了放大鏡。主要著作有《大著作》——譯注。
　　２洛克（JohoLocke，１６３２——１７０４），英國政治思想家、哲學家。王政復古時期亡命荷蘭，光榮革命後回國，任要職。主要著作有：《人的悟性論》、《市民政府二論》等等。他雖然繼承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同時也提倡人民對於侵犯人民生命、自由、財產的政府有抵抗權、革命權。並鼓吹立憲制與三權分立。哲學方面，主張高級觀念也是根據經驗創造悟性，打下了近代認識論的基礎——譯注。
　　我們今天確實生活在以科學為基礎的世界秩序之中。同時也感到這個世界某些根本部分即將崩潰。雷茵的主張是：想到這些，對於布萊克徹底的激進思想，我們必須無保留地正面接受下來，這樣的時代正是現在。雷茵把這個主張通過重新提示布萊克從古代承襲而來的全部東西，以響應現代的「水瓶座的時代」的青年們的希求。總之，是用長射程的媒介者的方法來進行的。我想重新聽一聽雷茵的聲音。
　　前不久，電視播出特輯節目：松本清張１談空海２與密教的關係，如果把其中所談從新聞專欄的錄音引用於此，就是如下所述：「物質文明已經快要進入死胡同了。不論什麼，動不動就是科學、化學，或者各種各樣的數字、尖端技術，我們現在被這些技術隨心所欲地耍得暈頭轉向。更有甚者，被核這種尖端技術威脅著。／想從這種恐懼、這種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我以為除了依靠東方古來以瞑想、思索為主的東方思想之外別無他法。最近興起的密教熱，是不是也可以說是這種世界形勢的一種反映？」
　　１松本清張（１９０９—），日本小說家，高小畢業後到印刷廠當徒工。勤苦自學，後入朝日新聞社。戰後因《某「小倉日記」傳》獲芥川龍之介文學獎而一舉成名。１９５５年以後專寫推理小說。代表作有《砂器》、《日本的黑霧》等等。一生創作長短篇作品達百餘部——譯注。
　　２空海（７７４—８３５），平安時代（７９４—１１９２）初期的僧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開山祖。８０４年到中國長安求學，８０６年回國，８１６年創建金剛峰寺。他長於詩文，有三筆之一美稱。著有《三教指歸》、《性靈集》、《文鏡秘府論》、《文筆眼心抄》、《辨顯密二教論》、《篆隸萬象名義》、《十住心論》等等。謚號弘法大師——譯注。
　　敘述野上彌生子的寫作生涯的過程中，我曾提到通俗性的問題。她描寫了足以表現同時代多種多樣類型的人，從每一階層的所有側面作綜合的提煉，反映了作者立足於一個文化人多年經驗的同時表現出作者思想，與時間同步地跟蹤著現代社會寫下去。這和以封閉於小小書齋的個人思考與感受性的寫法比較起來，自然把勢所難免的通俗性不夠的危險也接受下來。野上彌生子把通俗性作為方向性的巨大工作仍在繼續推動下去，但是我要說，這倒是使通俗性止於最小限度上了。
　　本來，我是懷著滿腔自我反省的氣概說這番話的，像我們後進的，所謂純文學的作家們，除了戰後文學家們的工作之外，沒有能夠以上述方法描寫現代社會的總體。在這種趨勢之中，松本清張的大量工作成果，毫無所懼地把通俗性擴展到極大程度，刻劃了多階層的人物類型，以之再現活生生地現代社會。而且，他以敘述「現代史」的方法處理的社會，因為是指向朝著科學萬能的消費生活的繁榮迅猛前進的結構，所以把松本清張看作對科學主義給予具體批判的人物，是十分妥當的。
　　考慮到這些，我覺得前述他的談話是和他的文學有一致性的。現在人類正面臨著以核武器為頂點的科學技術的威脅，這種指責，本來我是有同感的。但是，把空海和密教拉在一起大談特談，就很有必要嘛。松本把科學主義的世界觀僅僅和東方古來以瞑想、思索為主的東方思想放在對立的位置，對於這一點，我以為把科學主義的世界觀同西歐傳統的秘教思想也聯繫起來並使之普遍化，可能更有效。
　　聯繫這些並觀察實際，鑒於「密教熱」已經掌握了我國年輕的一代——這只要看一看國營鐵路公司廣告上一位無懼通俗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所寫的聯句廣告詞就可以看出，受到廣泛而堅決支持的這位作家銳敏的信息，把現在的年輕人之間正在興起和即將興起的勢頭全都收攏過去——的情況，我對於關心密教的年輕一代想說幾句話。
　　由埃利亞德完成的比較宗教學，不言而喻，只是一種蹩腳的綜合，布萊克理解了希臘以來的密教思想的時候，雷茵屢屢談到印度古代以來的思想。也就是說，通過中國流傳到日本的密教思想，雷茵也是從巨大綜合的視點而考慮傳統的。而且她還一再強調，布萊克站在秘教的傳統立場上向他同時代的、以科學為骨幹的世界秩序之構想挑戰過。這實際上也是布萊克號召青年們加入和他相同的戰鬥行列。在布萊克的一生中，並不是逃進密教的帷幕的腳下把自己緊緊地纏裹起來。而是發出了實際完全與此相反的號召。布萊克的態度倒是應該復甦於現代並且很好地繼承發展，因為，科學主義的世界秩序的危機，已經到了它的終點。以上所說就是雷茵切實的提示。
　　這幾年，文學以及與它相鄰諸科學中，宇宙論的思考方法、感知方法確實佔有很大位置。但是同時也表現出，因為是按宇宙論思考，也就迴避考慮世界、考慮現實社會，必須說明，這是得了理性的市民權的緣故。認真地理解現實的狀況，而且以自己的責任改造該狀況，並為此而努力，並號召大家共同努力，這樣的態度和時尚流行的理性是無緣的而予以排斥。並且曾經逃避於宇宙論式的瞑想之中。如果不認為這是從現實生活中逃避出去的行為，那麼，我以為年輕一代的「密教熱」是合乎實際的，而且頗具魅力，我懷疑前不久反反覆覆的實際上是蒙昧主義的假神秘思想傾向，可能只不過是情緒上的傾斜而已。
　　目前核狀況愈來愈加惡化，特別是以外層空間的宇宙作為核對峙的場地，並且像「預警發射系統」那樣，把決定人類命運的關鍵交給電子計算機的作法，肯定只有增加危機，同這種現實抗衡，我們人類如果想好好生活下去，首先必須認真地集思廣益商議如何對待帶來如此現狀、世界秩序基礎的科學主義的態度。這只有靠和蒙昧主義相反的精神，才能做得到。布萊克的走向「新時代」的根本假說的轉換，確如雷茵所說，是我們現在的關係生死的問題。我想對日本新一代蘊藏著傳統中深厚而豐富的人類真知的靈魂，重新以布萊克的號召為媒介而發出號召。（「醒悟吧，啊，新時代的青年們」）

絕對官僚

五　作為資產的悲哀

　　今年５月，近親遭逢不幸，給未亡人寫弔唁信的時候，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已經將近１０年之前的事了，對我自己有深厚影響的人逝世，我終日心境愴然地打發著每天每日，這時，岳母寄來勸我節哀的信。信上說，即使遭受了巨大的傷痛，但隨著時間慢慢推移，它能告訴自己有用的生存的智慧。我想起曾經受過這話的勉勵，就想用同樣的話勉勵對方，但是，就自己來說，巨大的悲痛是不是真的能夠隨著時間的消逝化解得一乾二淨呢，我茫然地俯視著眼下的白紙思考這件事。明確地意識化——這也是在捫心自問的過程中，彷彿手指碰到石頭或別的什麼東西那樣得到確實驗證一般——的結果，是在巨大的悲痛之後有兩種趨勢。其一是確實因為時光流逝而減輕悲哀，其二是有解消之後的悲痛，這悲痛和懷念一起成為記憶。對於這懷念，想把話扯遠說一說，因為這是今年春末的經歷。
　　長子要從養護學校畢業了，初中和高中的畢業典禮同時舉行，我同妻子前往參加。校長對於每個畢業生都給一張彩色紙，那上面寫的是學生的身體障礙所顯示的情況和特性，據觀察的結果給該學生規定的努力方向等等臨別贈言。有的學生離開行列，步上短短的台階，在校長面前站好行個禮，就是這麼簡短的動作，行動起來卻是十分不易的。這時，我們看到那孩子終於完成了那些動作，於是禁不住為他高興，那高興似乎是大家共有的一般。有的孩子好像是多動症，不停地手舞足蹈。因為必須順其自然，所以典禮用的時間長了一些，但仍然按原定計劃進行，典禮順利結束。平常週末放學回家時，兒子總是花好長時間和老師道別，可是今天卻對老師脆脆快快地行個禮然後轉身就走，這倒使我頗感意外。可是上了公共汽車一問他，他卻心平氣和地說，今天是畢業典禮，這一天誰都要跟老師道別，如果自己不顧別人和老師沒完沒了地道別，那就不好了。
　　但是，舉行畢業典禮之前，我卻看到一個小個子少年跟夥伴進行了什麼小小的比賽，他卻傷感地放聲大哭，彷彿身負著全世界的悲哀，心都被深深地刺痛了。假如我的兒子也這樣和那孩子一起縱聲大哭，我自己也可能被那巨大的悲哀所打動。我一邊這樣想一邊注視著那小個子少年。可是他本人悲痛萬分地大哭特哭了一通之後，一會兒臉上卻浮現比誰都心情舒暢的微笑，和他的夥伴玩得特別開心。於是縱情嬉戲，毫無顧忌。沒過多久折騰得過了火，又抽抽噎噎地哭起來了。
　　總之，對於面帶舒心明朗的微笑而轉眼之間又悲不自勝的這個少年，如果他能給我留下記憶，我想那一定是很值得懷戀的記憶。和這個印象相差無幾，它使我想起自己內心深處業已緩解和癒合的幾宗悲痛之事。
　　這就是自以為已經想開了的事其實卻沒有想開，以為消逝了卻殘痕猶在的巨大悲痛，可以這樣說，到了中年已過的自己這把年齡，到死為止也不得不生死相隨的銘刻肺腑般的悲痛。然而且隨之而來的是自己想到，既然如此，這些悲痛已經成了自己生涯中的資產。我在信尾說，當作資產的新的巨大悲痛，同時也鼓起積極的與此共生的勇氣。
　　本來，作為資產的悲痛這樣的話，為了不使它僅僅表達感傷，那就有必要給它下個定義。也就是作為資產的悲痛的定義。它是過去的難以補償的事——（當然）是不能忘卻、也不該忘卻的事——的根源，是自己作為一個以現在的人應有的資質而活著的悲痛。是自己對人的看法，對世界的看法往往以複眼對待的悲哀。如果客觀地來看待自己，那就會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純粹的人，給其一定的廣度和深度，兩眼生翳，產生了類似資產的悲哀。
　　把它一般化地顯示，是困難的，在個體的心裡有此自覺，或者在同是個體的親密朋友之間看起來彷彿瞬間的閃光，或者像看好長時間慢慢地滲出來的東西一般的這種資產的悲哀。把它通過文學作品加以客體化，以共通的語言重新處理，反倒令人覺得親切。
　　今年５月見面的作家們之中，我已經讀了卡特·鮑奈伽特和威廉·斯泰龍的小說，在會議內外和他們交談數次的過程中，我想到，這兩個性格根本不同的人，作為人的資質，我看得出他們各自獨特的資產的悲哀我全都具備。我終於理解，他們為了把它表現在小說裡—— 還不能說這是唯一表現的目的——而鍛煉了自己的文學方法和形象創造，才是他們的生命。
　　關於卡特·鮑奈伽特反覆描寫、敘說的這個世界的悲哀的觀照，已經寫過幾次。也曾寫過對威廉·斯泰龍的《索菲的選擇》印象深刻的文章。現在想再次引用的，是小說裡的自畫像的形式寫的青年時代的斯泰龍現在把他寫成的《躺在漆黑之中》的一節引用於此，同時也等於重讀一遍。「我生了兩個孩子，當了２３年的母親。今天我醒悟到，我早已不是母親，也是我知道再也不當母親的頭一天。／我說了可笑的話。／她開始讀報紙了。又投下原子彈，和日本休戰在即。」斯泰龍失去了處女作上所表現的女兒，悲傷的母親為喪女而痛徹肺腑的日子，她讀的報紙上標題是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如此選擇，一定是有意識的。
　　斯泰龍在《索菲的選擇》將近結尾時是這樣寫的：「記不得什麼時候我理解了奧斯威辛。這是大膽的話，然而也天真得愚昧無知。無論誰，決不可能理解奧斯威辛。如果寫得更準確，我以為可能是這樣：「遲早我要寫索菲的死與生，寫出來的東西肯定有助於明確宣示，絕對地惡沒有從這個世界上斷種絕根。
　　奧斯威辛本身作為一個無法說明的東西留在世界上。曾經有過的關於奧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說，根本不是解說而是回答。問：『告訴我，在奧斯威辛，神曾經在哪裡？』／於是回答說：『人曾經在哪裡？』」
　　從斯泰龍這位母親為長女之喪而哀歎中看到長崎遭受原子彈災難的消息，直到她對奧斯威辛難以理解的認識，說明一位不幸的女性內心世界生與死的難忘的記憶，如果把它稱之為作為資產的悲哀，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斯泰龍去年出版的評論集《沉靜的塵埃》上，也有表現她心情悲傷的文章：「唱給 F·斯柯特·菲茨傑拉爾德的悲歌」，菲茨傑拉爾德是斯泰龍在蔚藍海岸１結識的舊友，因為這位老友家裡兩個孩子相繼去世斯泰龍寫信表示哀悼。菲茨傑拉爾德不僅復了信，而且表明瞭她對於斯泰龍的悲哀，也就是明確了把悲哀作為資產而活下去的定義（RandomHouse 版）。斯泰龍的信上說：
　　１蔚藍海岸（Rivierd），為意大利和法國交界的地中海海岸，一向以旅遊療養勝地而聞名——譯注。
　　最親愛的傑拉爾德和薩拉／今天收到電報。整個下午沉浸在對你們的懷念之中，沉浸在回憶我們共有的那幸福的每一天，實在令人傷感不已。把你們聯結於生命的另一個環壞了，而且，如此殘酷無情的兩個打擊之中，哪一個惡意更能逞兇都很難說。這七年之久的戰鬥之後，可以看出你們在其中彷徨著，沉默著。現在如果想寫給你們一些相應的什麼，那就是寫給戰爭奪去了四個孩子的母親那些話，就和林肯的信上說的一樣。你們應得到的同情，已從你們彼此那裡得到了，你們不會永遠永遠地得到安慰。／可是，儘管這樣，你們一定看到更多的家庭在赫諾利亞周圍成長起來，帶著日暮途窮的和平，走向死亡的航海中，一定找到暫時停靠的港灣。對於類似這樣的事，命運再也不會向你們射出比這還要嚴重地打擊而有傷於你們的箭了，本來就沒備下射向你們的箭的箭筒。記不清誰說過，不論多麼深的悲痛，隨著時間流逝，會變成一種喜悅，這是讓人多麼吃驚的話。黃金之盃雖然已經壞了，但它畢竟是黃金做的。不論誰，都不能從你們那裡奪走這些孩子。斯柯特。
　　把由於遭逢不幸而被強加的痛心的悲哀變成作為資產的悲哀。把這作為資產的悲哀在自己的內心裡使之活性化，我以為這是屬於人的行為，也是惟獨人才有的行為。以此為媒介，活性化了的作為資產的悲哀，時光流逝之後可能成為一種喜悅。
　　即使還達不到稱之為喜悅的程度，我們往往喚起某一可悲的回憶，不是也可以玩味稱之為靈魂淨化的安慰麼？我想，這和文學的作用是有聯繫的，文學至少要弄明白為什麼要寫。敘說失去孩子的悲痛的過程中，發現被淨化的喜悅的母親，超越實感，覺得是在寫回憶亡友的文章，於是自己首先得到慰藉和解脫，從而達到結晶作用的水平，於是再進一步把個體悲哀的經驗，表達出豐富而極具鼓舞的感動，達到普遍適於完成文學作品的水平，展示出自然相聯的意義。按照從個體的不幸而經過悲哀的感情淨化的救助這個方面理解，這是可能的。
　　如果思考一下並非個體而是二十世紀人類這樣巨大的規模的已成資產的悲哀，那就會更加明瞭文學的作用了。卡特·鮑奈伽特當過俘虜，他經歷過德累斯頓的地毯式轟炸，他以他尋求到的方法把這段經歷寫成小說。這是不合理的然而卻是世人製造肯定給世人以痛苦的事直接帶來的悲哀。在記憶裡把它不斷地加以改造的過程中，這悲哀就提高而成為世人的資產，終於表現為文學，使人甚至感到因它而獲得救助。鮑奈伽特描寫了德累斯頓遭受地毯式轟炸，例如《屠宰場五號》所記錄的，為一樁雞毛蒜皮的小偷小摸而處死一名士兵，這樣不合理的事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對於那個士兵個人來說，死非其罪當然是無法補償的。但是對於德累斯頓地毯式轟炸這個２０世紀人類悲劇的愚蠢行為，由於鮑奈伽特的介紹而使我們無不予以注視，而且，對該悲劇中倖存下來的人無比信賴，也是通過鮑奈伽特才確認的，我相信，這才是文學的今天的作用。
　　描寫奧斯威辛空前的慘劇以及為它帶來的後遺症長久困擾、痛苦到最後終於一死的女性，斯泰龍創作的文學可以說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確如斯泰龍所寫，即使通過她的作品，人也無法理解奧斯威辛。總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讀完《索菲的選擇》之後，我們的感受是，確實依然深深信賴屬於人的行為，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龍談了相當長時間的話——如果把我這個想法向作家說出來，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見生人似地妨礙她說話，所以只是一直默默地聽著——全是２０世紀人類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經過這種痛苦之後的更生這一主題，瞭解到自己和眼前的這位美國作家都是朝著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認為文學即使現在不也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橋樑麼？《索菲的選擇》是在敘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邊，作了個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夢，醒來時看到沙灘上嬉戲的孩子們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過去，故事就在這裡結束的。敘述者說：「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與此同時，孩子們好像用沙子保護我，把我埋上，我緊緊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樣直挺挺地躺著，隨他們擺佈。就在這時，我把以下的話寫在心上：『在涼沙之下，我夢見自己死去／但是我醒來看到黎明／看到燦爛的晨星，在光輝之中，』／不是審判的日子——是個無異於往常的早晨。早晨，一個美麗的、真正的早晨。」總之，斯泰龍描寫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說就這樣結束了。
　　２０世紀殘酷的歷史給人類帶來的悲痛，通過文學的表現過程，同時也是對於具有人類規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給以鼓舞的過程。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為出席國際筆會而來東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問：關於廣島的文學為什麼是必要的？——我在那裡，在那裡我飽嘗了這種悲慘，僅僅憑這兩句話本來就能給他以強力的衝擊！——但是對如此提問我卻得到啟發。前面我已經寫過，我受日本筆會的出版委員會委託，選出了土生土長於廣島、長崎的受難者寫出的經歷，以及外地人追記自己的經歷等等短篇，編輯成集，題名為《面對一無所知的未來》，並且協助出版了英語版的《AtomicafCtermath》。這英語版對外國人參加者一律發給一冊，所以我有責任直接回答這個提問。
　　方纔提問的問題，他如果讀一下業已發給他的英譯本原子彈小說集，他本來自己就能解答的。那時我在奧斯威辛。這句證詞任何時候都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龍的小說裡，正如她寫下來的這句話一樣，使懷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著更生的方向前進的鼓舞力量。奧斯威辛以後，作家費了３０年的努力，
　　從那時我在奧斯威辛，從她曾經在奧斯威辛這個地點，直到看見跳過悲劇求得更生的方向之處，我以為可以說她是怎樣不停地修築這條路的啊。在這個不停的過程之中，作為資產的悲哀發揮了作用。
　　說起日本人之中根據遭受原子彈轟炸的經歷而寫的作品，首推前面提過的林京子寫的《空罐》。它描寫的是３０年前，女中學生們遭遇大災大難而倖免於死的同班生們聚會於長崎，在行將停辦的母校暢談往事，並敘述此舉之動機的短篇。年輕的姑娘們所經歷的，是沒有任何意義、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鱒二在《杜若》裡說的話，那就是荒唐誘頂—— 極其殘酷的事。
　　如果把它用數字和主要用記述文章表現，就是以下這樣的：「畢業以來，我是第一次看到禮堂。站在門口時我呆立不動，當時我想到的是，在這禮堂裡既沒有舉行過音樂會，也沒有舉行過畢業典禮，而是戰爭結束的當年１０月舉行的追悼死於原子彈的學生和老師們的追悼會。我獻上無言的祈禱，是給那一天死難的朋友們的亡靈。大木她們也是這麼想的吧。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動員到浦上兵工廠作工，工廠被炸而負重傷，她倆被抬來放在禮堂的地板上。原和大木後來傷癒活了下來，但是幾十位女生在老師和同學們眼前死在地板上了。學生一千三四百人之中，光死者就將近３００人，這是從８月９日到１０月開追悼會的數字。被動員到浦上軍需工廠而當時就被炸死的人，在自己家裡死去的人，各種各樣都有。用日本紙和毛筆寫的學生們的姓名，在禮堂的粉皮牆上從頭到尾分四、五段貼才能容得下。」
　　那麼，如此巨大不合情理的事，是怎樣通過人的感情而被記憶的？如果聯繫前面的那些話，那殘酷的事如何提高到人們作為資產的悲哀就清楚地表現出來了。
　　每個班由任課教師念學生們的名字。任課教師被炸死的班，由同學期的教師代替念該班學生的名字。念到每個人的名字時，活著的學生們之間總要發出一陣驚訝聲。過了一陣，驚訝之聲沒了，我們喪魂失魄一樣垂頭喪氣地坐在長靠椅上。三面牆壁前面坐著死難的學生們的父母。追悼會開始之前，那些父母們就眼淚汪汪。流淚變成鳴咽，學生們向坐在中央的父母們走來。原自言自語地說：太讓人傷感了，她這句話在每個人心裡喚起往日的記憶，如實地表達了大家的心境。
　　從禮堂去了教室，她們邊說著話邊到各個教室，同年級生們不約而同地想起了一個少女。「大木問大家：『還記得她麼？就是總帶個空罐的絹子。』野田問：那空罐是怎麼回事。大木說：『那空罐裡裝著她父親和母親的骨灰，每天都帶來。』啊，我不由得叫了一聲。原來那姑娘就叫絹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學啦。我還記得，她把雙親的骨灰放在手提式書包裡來上學。她把骨灰放在沒有蓋子的空罐裡。怕骨灰撒出來，罐口蓋上報紙，用紅繩系好。她一落座就從手提式書包裡拿出課本，然後雙手捧出罐子，把它放在課桌的右邊。一下課她就把罐子捧進書包，然後回家。起初，我們誰也不知道罐子裡裝的是什麼。她也不想告訴別人。遭轟炸之後，我們說話不直率的事多起來了，因此，儘管掛念這回事，但誰也沒問。她捧那罐子時手指的動作十分優美，就更不想問個究竟了。」有一天上課時受到教師責問，這時她才說，父母被燒死，從廢墟拾到的雙親遺骨，還沒有辦埋葬手續，所以只好提來提去。娟子早已成大人了，然而依然獨身，現在當小學教師。她身上還有挨炸時嵌進去的玻璃片，最近開始感覺疼痛。在朋友的記憶中，這位提著雙親骨灰罐的絹子，她本人內心還有另一個那一天的近乎荒唐的記憶。
　　「並沒有看清遺體，爆炸的閃光衝擊了頭部，整個人都熔化於光中而什麼都看不見了，就在這眨眼之間看見了T老師，當時他對絹子張著大嘴在喊。喊的什麼當然無法聽清。也許僅僅是喊叫，但是絹子卻一直在想，無論如何也要弄明白T教師最後喊的究竟是什麼。」
　　小說的結尾是這樣的：「據說，絹子明天入院。絹子脊背上長達３０年的玻璃片，這回總要拿出幾個來吧。無影燈光中拿出來的包著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放著什麼光彩呢。」
　　包著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這在作品中已有伏線的敘述，從而成為讀者共有的知識。「『人的身體可真出好東西啊！』大木這樣說。因為據說四、五年前就從大木的背部取出一塊玻璃。醫生割開皮肉取了出來，原來是白棉花一般的脂肪包得結結實實的一個疙瘩。四、五毫米的小玻璃片成了脂肪的核，圓圓的，包得像顆珍珠一般。
　　人的脂肪把進入人體的玻璃片包起來，經過人的肉體勞動，如果說這就是更生的暗喻，可能有些唐突。但是，人的肉體組織從這類近乎殘酷之處更新生長，向著生命所指的方向，發展下去，如此想法，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歸根結底這就是走向更生的思想。長崎挨原子彈轟炸之後，立刻把雙親的遺骨收進罐裡，自己身上一直帶著玻璃碎片的那姑娘的面容，同３０年後才動手術，想繼續工作下去的女教師相聯。而且清清楚楚地提示了這３０年過程之中，非哀的資產的厚而且重的存在感，我以為這才是文學的力量。
　　而且不僅如此。自己就在那個地方，所以才飽嘗了那裡的悲慘，憑這兩句話就足以給對方強烈的衝擊，因為這是人的呼聲。林京子的短篇，不言而喻，是長崎原子彈慘禍的明確證言，同時也是今天核狀況之下，我們是否能活著走向未來而發出的表明這一希望的聲明。它是至關重要的聲明。由單個傳達於全人類，渴望更生的這一聲明之中，我們能聽到全人類正在走向毀滅，以及不願開倒車的甚囂塵上的不協和音。
　　今年５月，和幾位有代表性的法國文化人談過一次話。其中有哲學家傑克·德利達·埃特格爾·莫蘭，作家有參加過國際筆會的阿蘭·羅布·格裡葉。和美國作家們談的一樣，我如果是發表對方所寫的文章的人，和他們直接的對話是：我不把他們的文章引用於我的文章之中。因為我想到，他們各有獨自的文體，如果引用得不夠恰當，就不能很好地表現他們的思想，甚至妨礙了那些文章的真正原意。但是，因為和他們直接談話，在這個光源的映照之下發現新的側面，再回到他們的著作上來予以重新審視，這倒是常有的事。從這個角度重新介紹他們的工作也往往有之。這首先是我必須重新閱讀他們的原作的良好契機，也是難得的機會。和德利達他們起居與共地談了３天的話，是在舉行日法文化最高級會議時進行的。和國際筆會一樣，因為已出版正式記錄，所以詳細情況就請參照它了。這裡我之所以想把和前面所談的有關課題概略地談一談，是因為對於現在的密特朗社會黨政權給予支持或持好感的法國文化人們，對核狀況的認識和對保有核武器的態度的某種一貫性。
　　我正如前面所述，在會議上自己的發言中，聯繫日本傚法西歐力求現代化的歷史，把廣島、長崎的經驗作為主題之一。與此相對應，法國與會者們各自作了以目前核武器情況為主的發言，因為從現在歐洲的核狀況的緊迫性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仍然表示感謝。特別是站在個人立場以核狀況為中心的發言，會議主席團為了進行非公開性總結的討論，從東京去箱根的路上，在大型汽車——座位能夠轉動，而且車裡通道也寬敞，談話非常方便的汽車 ——裡也展開了親切而深入的討論。
　　德利達其人和他的著作特別是被介紹到我國的情況，給人造成的印象完全相反，會議上答覆聽眾的質疑時，他以周到的教育家的姿態，俯就對方的語言和論理的水平，然後又提到比自他兩方都高的論點——比如就語言來說，把「脫離構築」一詞提高到能夠活用的地步— —加以闡述，我對於此人的印象是極好的。他以沉鬱的表情和我談了他讀了我給《Atomicaftermath》寫的序文之後，參加在康奈爾大學召開的「對核的批判」座談會的大致情況。我認為，一方是以最近美國電視片《事情發生的第二天》引發的、群眾大規模的核討論，十分熱烈；一方是敏銳的學院派頭頭腦腦們，以他們的方法來思考核問題上，同樣搞了活性化。我的印象是，如果把開頭第一章所引用的中野重治的話再一次寫在這裡，那就是對於德利達自身來說，包括法國保有核武器在內的核課題也是「此項待續」，也就是還有不少。
　　至於埃特格爾·莫蘭，我從他的《加裡福尼亞日記》上讀到他和製造出小兒麻痺疫苗，把世界兒童從恐懼與痛苦中解救出來的索克博士的對話，特別是索克想起中國人的危機一詞是把危險與機會兩項包括在一起的語言，從這裡開始，主要是莫蘭為主的長篇談話。
　　莫蘭說明的是，構成法國政府擁有核武器的背景是一般法國人對蘇聯的看法。假如法國國土遭到蘇俄坦克的蹂躪——他說，日本是周圍環海的國家，與法國人民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我敘說了電影腳本美蘇之間開始了核戰爭，這時候在成為國境的海域上的日本參加了戰爭——時，法國進行報復，用它擁有的核彈可以毀滅蘇俄兩三個城市。但如果升級為全面核戰爭，用核武器是不可能毀滅蘇聯勢力範圍內的所有城市，所以，全體民眾對核武器的信賴是幻想，但是，儘管如此，人是靠幻想活著的。莫蘭說這些話時懷著深沉的憂鬱和面帶苦笑。
　　國際筆會上，阿蘭·羅布·格利葉說，現代是核狀況下時代的同時，也是超級市場和可口可樂的時代，對於他的這種發言，報刊屢有報道。他在一次座談會上問日本的法國文學家，為什麼只談原子彈給廣島、長崎造成的悲慘而不說東京大空襲造成的悲慘，得到的答覆是很有同感。如果羅布·格利葉向我提出與此相同的問題，我想用下面的話回答他。現在我和他在電視上的談話，可以略見端倪。
　　說日本人只談廣島、長崎被炸，忘了東京大空襲，這不符合事實。有不少人發動把東京大空襲具體地記錄下來的運動。而且他們都是把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災害和東京大空襲聯繫起來並給予足夠注意的人，對於核時代的今天和明天一直明確地表示意志的人。他們認為，核狀況是指從異常龐大的常規武器發展出生物化學武器、人造衛星、集工藝技術文明之大成而達到頂點的核武器為主，反對它，而發出號召，要把從廣島、長崎到東京大空襲，以及各地方城市的空襲慘禍的歷史，特別是聯繫個人的悲慘經歷，把如此等等作為一個整體來掌握。

絕對官僚

六　大可破壞的最後的東西

　　加裡福尼亞大學巴克萊分校的朋友訪問日本時，除了新出版的書之外，還給我帶來一根帶有碩大嫩葉的歐洲櫟的小枝，如果用交換樹木的朋友回顧往昔的話說，那叫 EnglishOak。巴克萊校園有許許多多高矮不一的植物，其中有遠近聞名的軀幹高大的巨樹桉樹，有特別顯眼的橡樹。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女教師宿舍進門處一年到頭總是盛開的常春花，以及對著宿舍房間的中庭裡的巨大歐洲櫟樹。上午倒是名副其實的加裡福尼亞晚秋的晴天，但是一到黎明時就颳大風，那風好像往下砸的一般，這只此一棵的歐洲櫟樹，那葉子互相敲打的響聲簡直彷彿一片森林。
　　我來的時候還一片嫩綠的歐洲櫟，幾天之內就使書齋香氣四溢，令人倍感親切，現在那明亮的嫩綠已褪，但仍舊不時飄來上等香茗一般的茶香。
　　梅雨期之前的幾天，我去日本東北地帶旅行，眺望了我以為樹木最美時期的樹林，因為此時的樹葉發育到極佳狀態，但是此行主要是想看看青森縣的絲柏，也就是青森的羅漢松林。因為同去的不只我一個人，不能進原生林，不過在火車、飛機的移動中心不旁鶩的領略了羅漢松林的美景。
　　這幾年每當我眺望美麗的大森林時，剎那之間總被某種強迫觀念俘虜。我在《新人啊，醒悟吧》裡，坦誠地寫了自己希望長久地欣賞德國那雄偉遼闊的大森林，以及彷彿被它迷住般的思緒。「從『黑森林』邊緣的黑森林山的斜坡俯瞰萊茵河，在古老的大學街弗賴堡根本沒有冬季寒意的陽光中，去郊外滑雪客人飯店用午飯，眺望著已經落葉的山毛櫸、橡樹、樅樹大片樹林，我眼前出現了這些森林被核彈炸成一片火海的幻覺。」
　　如果說出現這種幻覺是病態的，那麼，這也許是無可奈何的吧。不過，美蘇之間一旦發生核戰爭，可以想像到，我國的航空自衛隊、海上自衛隊可能參與美國核戰略一部分的封鎖三大海峽的直接行動。蘇聯為了打破津輕海峽的封鎖，發射核導彈難道不是後果殘酷卻是極其自然的結果麼？如果想到，１５０年、２００年樹齡的羅漢松林被大火吞沒，也並不是乖離現實的胡思亂想吧。
　　想的首先不是人口眾多而且集中的城市，而是最具實感的森林，如此性癖，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年齡的增長，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對四國１的森林山溪有著強烈懷念的緣故。
　　１四國島，即古代的阿波、灒岐、伊予、土佐四個古國的總稱，現在的德島、香川、愛媛、高知四縣——譯注。
　　但是，自己這種想法，最近曾經幾次受到來自意料之外方面的提醒。說什麼，核武器破壞城市，暗示這只是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但自己常想森林著火，這無意識的深處使人感到樹比人更重要，雖然不是什麼嚴重問題，但使人為此感到不安云云。對於這一點，我本來是有意識地克服——然而一直是這麼生活過來的——卻一直沒有戰勝它，這也悄悄地反映了人一般傾向於悲觀主義的內情。
　　我得以反省這種思想是因為有了契機。這幾年來，對於徹底廢除核武器的世界範圍的市民運動，以及與此相呼應的日本人的市民運動，有各種各樣的評論。而且有的現在正在進行之中。特別是文學工作者們，對於簽名的聲明和集會——最近的表現是指向以「核狀況下的文學」為主題的國際筆會——給予集中批評。批評的內容大致是這樣的：對於這一點和那個細節的處理還是改改吧，在這個基礎上希望大家協調一致才好。總之，不是建設性的批評，而是類似嘲罵。
　　其中有的作家和評論家的發言，有特別引我注目的傾向：他也說反對核武器，可是a 說：光提反對毀滅全人類就行了麼？不關心動物、鳥、蟲、魚、微生物難道行麼？還有把這種想法更特殊化了的，b說：人類全部毀滅，對於其他動物、生物難道不是件好事麼？它們取代這愚蠢透頂的人類，由別的生命體領導地球，難道不是可喜的麼？
　　a種聲音，以喬那桑·謝爾為代表，憂慮生態環境現在與未來的人們的發言，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站在廣闊的視野考慮人的生態環境，那麼，動物、微生物不能生存和發展的世界裡人卻能繁衍下去的設想，實在是荒誕的。然而這只是一個方面，具體地表現在我們的經濟生活、消費生活正在朝著異常龐大的方向發展，而且它和核武器水平的危機概不相關，所以人類的恢復必須從兩個危機方面著眼才對。不言而喻，其具表現就不論外國也不論我國，特別是年輕的母親們或女兒們那麼熱烈地聚集在市民運動的現場。在這裡我看到了可稱鄭重其事、自然、誠實認真、由衷高興的場面。我把自己對樹木的關心，與殘疾兒子共同生活，作為核狀況下的生命課題寫進小說。於是許許多多同一代的或者更年輕的母親們給我寄信來，暢談自己的體驗，說這種類型的市民運動現在正在舉行，雖然自己尚未參加，但對運動無不懷有好感，並給我以鼓勵。
　　b類的發言，發言者和他說的話，兩者的關係是扭曲的，使接受者不能不感到困惑。凡是我所看到的，應該說全是這樣，概無例外。結論是這些發言離間市民反核運動而捏造的一派政治語言。這些發言者們今後也不可能提高他們的論理和世界觀的水平。所以，可以舉出他們發言的具體例子，卻不必把他們每個人的名字——他們不論生活方面的慾望，也不論政治上的野心，無一不是積極得令人驚奇的人，對於他們那彷彿大徹大悟的談論，讓人首先懷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錯了人——列舉出來，現在就已經知道，幾年之後他們任何人對於自己說的話都概不負責，空無一物，留下來的只有我們給予批判的論評。
　　所以，倒不如我們主動地把a類、b類的發言提到高水平上來，在這個水平上作一番討論——也就是以此為媒體，對於自己關於廢除核武器的看法、感想，進行自我批評——更有益。我對廣島、長崎原子彈災難給人帶來的悲慘十分重視，至於災難對動物、鳥類、魚類造成的災害給予強烈的關心，也常常自覺地表現過多次。
　　例如，我在《廣島筆記》裡，就把丸木位裡、赤松俊子合著的《原子彈》裡的圖和短文借用過來，作為書中各章的扉頁，其中之一便是「亮光一閃隨後便是一聲巨響……從市內向郊外以迅猛之勢跑在最前面的是牛。」另一個例子是「淺野泉公館的水池裡，屍體與屍體之間鯉魚仍在游動。」我以為，我之所以採訪廣島的遭災者，請他談那番痛苦經歷，寫成文章，畫成速寫，都是受這些卓越畫家們的感受性和對待動物和魚類的影響的結果。我和重籐文夫博士的《對話，原子災難後的人們》裡，從這位原子病醫院院長下面的話得到超過文字記錄多倍的深刻印象。那上面說：「我們注意到了，除了人的屍體之外，有的小鳥翅膀受傷，飛不了，掉在地上。看它們這副樣子實在覺得慘。一瘸一拐，好像往有水的地方奔一般，低著頭逃跑。常常看見它們出來，但是不會飛。大多是燕子和麻雀。這些鳥類看起來覺得比受傷的人還慘。爆炸當時，許多人都往練兵場跑，跑到那裡就死了，所以練兵場上滿是屍體……」
　　原民喜１自殺前一年，即廣島被炸之後５年，他那回顧廣島經歷的短文中的一節，至今難忘。他的另一篇論述《格裡佛遊記》中人面馬身獸的結尾部分，談了如下情景，足見原民喜的心上刻下的廣島慘象是多麼深。他說，「廣島遭災之後，有一天我隨便閒望，看到一件怪事，只見東練兵場上有一匹馬，那馬並沒有受傷，可它卻愁腸百結一般，像個哲人似地低著頭。」
　　１原民喜，小說家，詩人（１９０５—１９５１）。廣島遭原子彈轟炸時正在該地。為悼念受災而死者與祈禱和平，著有短篇小說《夏季之花》。朝鮮戰爭爆發之後，精神上受到刺激而自殺——譯注。
　　原民喜的《一匹馬》中是這樣寫的：「然後我就往東照宮的方向走去，猛抬頭只見練兵場邊上的柳樹附近有一匹馬，只見它茫然地呆在那裡不動，那馬沒有鞍韉韁繩等等。憑眼睛看，它哪裡也沒傷，但是卻無精打采地低著頭。那神態似乎為什麼而驚歎一般，令人覺得奇怪。／我回到東照宮廟院之後就躺在石牆的背陰處。午間領了罹災證明回來不久，從三原市來的救援卡車就到了。／我兩手捧著領來的兩個大飯團，回到石牆的背陰處。因為太餓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吃起來。可是我腦子突然閃出了這樣的偏差：現在你怎麼能在這兒消消停停地吃呢？突然一閃的意識使我傷感備至，覺得這可不行，於是立刻就有『嘔吐』的感覺，難以下嚥。」
　　這些證言給我的印象極其深刻，我想，如果把這些證言的內容加以整理，也可以分成兩項，即：C，人即使在這麼大的災難之中，人對於動物，包括一些小動物在內，以及周圍的環境，仍然以人的心靈關照它們。d，而且人即使在這樣的災難之中，並沒有陷於相信無論人和動物都將悲慘地死去那種消極的相對主義之中，而是盡所有力量力求恢復人類所有的一切。重籐博士在作上述觀察的前後，他本人已是受原子彈傷害的人，但是他為了救助受災者，一刻也沒有停止他作為一名醫學家的工作。原民喜強忍「嘔吐」感，為了活下去，把湧上來的食物嚥下，動手寫起受災者的經歷。
　　這樣的提問不能說是高尚的，我不喜歡這樣作，比如說，現實的情況是一家人都在廣島、長崎的市中心，當人和動物與阿米巴的生命談不到有什麼差別的情況下，按這種原理行事的人們，能夠放棄給他家屬的一個飯團而給那神態悄然的馬一捧雜糧麼？其次，即使能有這種選擇，能說那就是人合乎禮儀的舉措麼？至少是對具體事物缺乏想像力才說只提核武器毀滅人類才當作大問題是傲慢的，如此等等的批評，肯定常常出現，但我認為這是過於天真的人的行為。
　　已經去世的戰後文學家武田泰淳，對於佛教的宇宙觀、人生觀有深刻的認識，也是一位對全人類的毀滅問題深思熟慮過的人物。他親口告訴我——他的意圖極其明顯地呼籲後進作家，把廢除核武器當作首要的事考慮——說，生命的毀滅不僅僅是人類，必須考慮到動植物直到阿米巴，武田泰淳業已過世，即使對武田的思想最好的批判地繼承者竹內好也離開人世，在這種現實情況下，我覺得必須重新抓住武田泰淳的思想核心。
　　武田泰淳戰後立刻動筆寫了那篇題為「關於毀滅」的文章，我曾經邊引用該文章邊論述他本人，現在我想重新談論他一次。而且，再讀、三讀這篇文章，從當年使年輕的我深受打動的部分之外的其他部分的引用中，找到我自己。
　　但是，所謂毀滅產生文化，從毀滅本來的意義來說是不可能的。既然產生文化，那一定有非毀滅的一條線，一條極細、幾乎看不見的一條線。過去確有這麼一條線。世界對於這一條線曾經慷慨地允許過。但是今後是否允許？第二次、第三次屢屢發生的近代戰爭的性格，使毀滅越來越趨向並靠近全面毀滅的今天，科學一定用不了太多時間，就把以往估計的毀滅一部分、一個豪族、一個城廓的毀滅形式，變成陳跡。這樣，就有可能在一瞬之間發生突然變異的現象。如同沒有槍的部落的土人突然遭到另一人種的攻擊，還沒明白過來為什麼遭到攻擊，立刻就完全毀滅一樣，今後的世界有可能遠比這種部落大得無可比的地帶，倏忽之間全面毀滅。／那時候，人道主義以什麼陣容面對如此局面？文學，常常賦予人道主義的新內容的文學，以什麼表情迎接這樣的毀滅？特別是蒼白無力的日本文化人，對於這不曾見過的暴力，將以什麼樣的親切、激動、顫慄對待它？
　　南方傳來的佛典《本生經》裡有這樣的記述：佛出現之前有三個預告。第一個預告是毀滅。這個毀滅是由名為世界群集這一屬於欲界的天人執行的。天人們披頭散髮，哭喪著臉，不停地擦眼淚，穿著紅衣服，怪模怪樣的形象在人的世界徘徊。而且不停地喊：『諸位，此後十萬年，劫難就開始了。那時，這個世界毀滅，大海乾涸，這大地和須彌山一起燒光，直到火梵天為止的整個世界不復存在。諸位，大發慈心吧，大發悲心、喜心、捨心吧！』／這裡所說的毀滅，是在超越常識的時間與空間預告。預告的時空是『此後十萬年』、『和須彌山一起』、『直到大梵天為止』，預告者是穿著紅衣服的怪模怪樣的天人到處喊叫。毀滅的預告對著世界群集，沒有預告平常該如何準備，只要求大發非常之心。為了使巨大的智慧出現而作的第一預告就是毀滅，顯示毀滅具有巨大作用和巨大的契機。
　　全面的毀滅，面對最大範圍毀滅的人道主義，文學的對應，對於這一系列挑戰性的構想，我想表明我的想法，不過我想對於前面引用的第二段文章以及整個結尾部分，著重說明這佛教思想的介紹，是以印度教為媒介而同埃利亞德的思想相通這件事。同時也希望引起注意，對於武田泰淳這種佛教的毀滅觀，實際上已經有人提出異議。三島由紀夫死後不久，武田泰淳和寺田透之間圍繞著道元１的談話中，武田是這麼說的：
　　１道元（１２００—１２５３），京都人，鐮倉初期的禪僧，日本曹洞宗開山祖，號希玄。１２２３年入宋，自宋高僧如淨受法。１２２７年回國後於京都立興聖寺弘法。謚號承陽大師。著有《正法眼藏》、《永平廣錄》等——譯注。
　　頭一項罪是與女人通姦，原始教團的第一條就是此罪，年輕時就考慮好，這條如果作不到，那是絕對不行的。但是說到生存，沒有性交是絕對沒有後代的，所以這是難以解決的矛盾。比如，既是社會主義，當然有社會主義的一套。這樣，社會主義才使人幸福。雖然幸福，社會主義沒有性交那就沒有社會主義，所以承認性。但是佛教在這方面卻是曖昧的。結果是停止性生活的人和有性生活的人沒什麼區別。這實實在在荒唐。如果按原始教團的規矩行事，也許子孫、國家、社會早就沒有了。即使沒有了，但是否正確尚屬疑問。一切都成了枯木寒巖，什麼國家的繁榮啊，高度成長啊概不存在，沒有大國也沒有小國，整個世界就成這種狀態。現在受日本教育的本人是否耐得下去很難說。如果推行這種學說，那結果實在可怕。沒有善也沒有惡，全都死光了也無所謂，當然不可能走到這一步，可是像希特勒殺人一樣，全面抹殺，把這個更加擴而大之，就成了全部抹殺也無關緊要了。如果到了那步田地，那才是非常危險的虛無主義。／我以為佛教就包含其中的某些部分。佛教決不能和國家安泰啦，人道主義啦，社會主義啦，平平安安地聯繫在一起的。
　　把武田泰淳提到的人道主義，在共同理解的基礎上，不妨回到從「關於毀滅」所引用的第一段結尾，前面所說的挑戰性的構想上來。這也是立足於今天核武器覆蓋世界的現實，也就是對全人類全面抹殺，不論是出於按計劃行事還是由於無意的事故，都有可能造成惡果的眼下的現實情況而言的。關於目前核狀況的荒唐現實，還在氫彈出現之前，武田泰淳就已經寫了下面等於預言的話。這從巡航導彈業已服役的現實情況來看，它簡直是對實際狀況作解說一般的預言。（《無感覺的按鈕》）
　　仍然是在無線電波操縱的飛機上裝載高爆炸力的炸彈，到達目的地上空時只要按一下按鈕或撳一下開關就能投彈。看不到類似戰場的戰場，也無從目擊血腥和淒厲的光景，既聽不到喊叫聲也看不見沖天火焰，根本接觸不到一切正在發生的慘象，極其簡單地使一切化為烏有。被害者有多少，被害的結果如何，對於行兇者來說都是毫無意義的，被害者的容貌、性格、命運如何與他更無任何關係，巨大的破壞只靠一個按鈕完成。行兇者與被害者之間，有個遼闊的空間，靠的是科學機械這種無感情之物，以它們的光線、原子以及其他決非一般人能懂，也不能抵抗的作用，完全以複雜、間接的程序，切斷所有人間關係，好像天災一樣肆虐於人間。惟一的目的就是擴大破壞範圍，破壞現存的一切，而這裡所說的一切又沒有具體內容。而且，按這最後按鈕的這隻手所需要的，並不是周密計劃，也沒有肉體的緊張，也用不著哲學的說明，僅僅是輕輕一按而已。
　　武田泰淳以文學為職業，他給文學下的定義是必須經常給人道主義以新的內容。並且在這個基礎上他經常提問：對於人道主義以及進一步對人道主義加以重新改造的文學來說，將怎樣應付全人類毀滅這個巨大課題？也就是說，他質問的是，靠立足於人道主義的想像力，人應怎樣面對全人類遭到毀滅的可能性這個問題。本來，武田泰淳沒有感覺過日本人要毀滅，特別是全部毀滅，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災害之後他才考慮「對於日本的歷史，日本人有關滅亡的感覺的歷史來說，把全新的、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全部滅亡的相貌，成功地給予了滅亡。」於是失去青春蒼白無力的日本文化人們這樣的詞句，在前面一段裡出現了。這樣的日本人把文學作為實驗場地，也就是使文學模特先行的方法，以立足於什麼什麼樣的人道主義的想像力表現全人類的滅亡，這就是武田泰淳向不遠的將來發出的疑問。
　　作為今天、明天課題，就文學家對於全人類走向滅亡的想像力的活動——也就是回答武田泰淳的疑問——來說，我以為現在只有一種形式，這就是前面提到的經我整理的一群文學家的談論。（a）只提人類全部毀滅就行了麼？對於動物、鳥類、蟲、魚、微生物、樹木、草類等等概不關心也可以麼？（b）人類毀滅，對於其他動物、生物豈不是件好事？由它們代替愚蠢的人類領導地球，難道不是可喜的事？
　　說起這裡所談的幾種立足於人道主義想像力的性格，我覺得確實符合失去青春蒼白無力的日本文化人的表現。他們一開始就屈服於這個陌生的「男性」的暴力。對參加銷毀核武器的市民運動持批評態度者之中，有一個人點了我的名，說我是受虐狂，如果借助於邏輯手段來看，那像朝天吐唾沫一樣，我想肯定會落在他那得意洋洋的臉上。他們是對於今天支配核狀況的大國專制連抵抗的想像力也沒有的人。他們好像馴服的羊，順從現實如核狀況。總而言之，他們對於今天威脅全人類有使之全部毀滅的可能性的結構，絲毫也不想改變，照葫蘆畫瓢，是一群放棄探索全人類再生之道的人，儘管他們自己軟弱無力，卻煞有介事地裝得十分正派，淨講滿篇大道理的人。說什麼動物、鳥類、蟲、魚、微生物等等，和人相比，難道不是很重要的麼？由別的什麼代替愚蠢的人類領導這個地球，不是很好的麼？如果這一連串的發問被蟑螂、變形蟲或者來自異星的新統治者聽到，它們也會說人類能聽懂的話，我以為它們一定道謝：「太感謝啦，將要毀滅者們！」所以，我覺得必須作出和這些從裡到外浸透了悲觀主義毒素，對核大國專制的順從主義者絕對不同的回答。也就是說，我認為面對另一形式的全部毀滅的可能性，必須提出立足於人道主義想像力的文學典型。
　　本來，正如人類生命極其重要一樣，動物、鳥類、蟲類、魚類、微生物類的生命也重要。我想此外還應該加上樹木和草的生命。不過，如果對於它的重要性的認識經過反覆考慮，結果導致賢明的地球新統治者比人類好，如此著想——說這種話的大學教授，所謂評論家之中的世俗派假定他是真的這麼想——純屬倒錯。人類要生存下去，動物、鳥類、蟲、魚、微生物，乃至樹木、草類要生長，必須有地球環境，這種想法才是正道。於是使業已開始的破壞停下來，扭轉方向，回到使地球環境朝著再生的方向前進，為了千方百計地保持住人類能夠生存下去的場所，必須製造世界範圍的輿論，推倒現在的核狀況，把壟斷核權力者逼迫到不得不消滅核武器方向上去。所以，如果想像一下立足於今天人道主義的到達點，我以為注視著人類毀滅的對話，在武田泰淳之間是可能有的，我真希望對那位卓越的先知、預言者的靈魂給予回答。
　　我還想說一說立足於這種新人道主義而提出代替方案的喬治·F·凱南近來的工作。收在他的《核的迷妄》的論文之一，是他於１９８２年寫的「基督教徒對於軍備競賽的意見」一文。他無論在信仰方面或者宗教學識方面，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基督教徒而已，然而他卻對這個問題開始說話了。他不怕招來那些簡單幼稚的批評，那確切的原理同對和平毫不動搖的信條很好的結合，表明了經驗豐富的這位外交官近來發言的特徵。（PantheonBooks）
　　凱南首先明確表示，以往的常規武器，儘管它非常可憎，然而它具有合理的目的和服役於政策的性格，但是核武器的性質與此根本不同，可稱之為不合理武器。凱南曾經預料過，這種想法有的人不會接受。退一百步來說，如果不是這樣，核武器同常規武器一樣也必須遵守國際法。於是他提問：核武器系統難道真是遵守國際法而受其約束的武器系統麼？
　　殺傷非戰鬥人員，以往的戰爭中，由於事故、不小心或者感覺遲鈍、無視周圍環境等等，也難以避免，但是核武器卻是不可避免地殺傷非戰鬥人員。凱南說，即使動用核武器者並無殺傷非戰鬥人員的意圖，但是大量非戰鬥人員無可避免地被殺傷。「當然，還有更壞的，從我看到的基督教徒的觀點來說根本無法理解的是，用無辜的人為他們政府的政策作人質，用應該罰他們政府的方法處罰人質，並為此作好準備，以及施加威脅。」凱南還提到，前面提到的謝爾以及許多科學家曾發出警告：核武器爆炸，不僅對於北半球，而是對於整個地球繼承下來的文明給予嚴重破壞，將來無法進行再創造。「我們所談的文明，並非只為我們這一代人所有。我們不是它的所有者，不過僅僅是保管者而已。因為它比我們無限大，無限重要。它是整體，我們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不是我們建設起來的，而是出自別人之手，我們並沒有參與創造，而是繼承者，是被授與者，是和下述不言自明的義務一起被授與的。這不言自明的義務就是對它慈愛，善加保護，使它發展，更希望它日新月異地不斷改良，妥善地交給我們的後來者們。」
　　凱南說：我們的父輩祖輩為文明作出貢獻，那不僅是他們努力的結果，也是他們的希望與信條所賜。如果把這文明全部破壞，那就使我們父祖輩的生命，以及他們曾經象徵地顯示了人類過去的一切變得毫無意義，而且也有違基督的「敬父母」之教。
　　那樣的事我絕對不作。我是希望自己決非不公正而又無感謝之心的人。考慮這些，就覺得用核武器對待別人——也就是對待我們不知道，也從未見過，根本不能由別人決定他們是有罪還是無辜的人們——並為此作準備，以核武器使一切文明處於危險狀態，根本不顧我們這一代人類的安全，不顧我們承認的利害，不顧文明史上曾經發生過以及文明的未來等等，這簡直是傲慢褻瀆和侮辱神靈！怪物式的次元的侮辱，只能看作對神的侮辱！
　　以為人類之後的地球統治者總比愚蠢的人賢明，總而言之希望除人類之外別的什麼統治地球，這種企圖和想法，即使我這個無宗教信仰的人也認為，這純粹是怪物式的次元的侮辱。

絕對官僚

七　接受教育的能力

　　我的故鄉的縣裡有教師的集會，約我前往講演。從印刷的材料上看，主辦單位的領導和我之間，對於戰後民主主義教育的評價，我感到在看法上似乎有些分歧。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對於實行新制中學、新制高中的地方，同那些從事教學工作的年輕教師們談話一事頗感興趣，況且懇談會上還能聽到他們的反應，所以主動地接受了邀請。
　　因為是對教師們講演，當然想講講自己對教育的想法。對於教育，過去沒有多談談，多寫寫，但是我還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就在準備講稿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問題。自己確實對教育一直關心，但那是把自己置於受教育者的位置上，所以覺得教育的確令人喜歡，是做人必備的行為的觀點。從來沒有把自己置於教育者的位置上，為此而設身處地地思考過。
　　我對正岡子規１一直重視，原因主要不是因為他留下來的作品，主要是欽佩他的為人。這位文學形式的變革者，也就是短歌和徘句的革新者。正岡子規的思想與行動——主要不是通過他的歌論、徘句，而是講授蕪村２的講義，在歌會、徘句會上的談論記錄，以及寫給門下弟子那些懇切叮嚀的信件，這些更能打動讀者之心——給我的印象極其深刻。我愛誦的短歌是佐夫和節，徘句為虛子。子規的短歌、徘句，無一不是成功之作，他為了使它們給人以天籟之聲的感受，力求聲調優美無與倫比，這也許是他短命的緣故。實際上我是在子規逝世之後才常有如此感懷，被他那難分生涯、人格、個性的短歌和徘句吸引的。對於藝術上的俄羅斯形式主義為主，以方法論為自己準則的我來說，簡直是有些滑稽，但實際上確實如此。加上我置身於經常和子規交談與書信往來的他那門人弟子們之間，談論他們之間的談話和書信內容，所以實際上我是一個受他教育的人，也就是以一位受教育者理解他的。因此，我也理所當然地瞭解了子規當之無愧的導師所具備的一位教育者的一切性格。
　　１正岡子規（１８６７——１９０２），別名獺祭書屋主人。生於愛媛縣松山市。東京大學國文系中途退學。徘句改革運動的提倡者。代表作有徘句集《寒山落木》，歌集《竹鄉俚歌》。徘句論著《獺祭書屋徘話》，隨筆有《一滴墨汁》、《病床》、《六尺》等——譯注。
　　２與謝蕪村（１７１６—１７８３），江戶中期的徘句家、畫家，攝州人。代表作有徘句集《蕪村七部集》、《摘新花》、《夜半樂》（包括著名的《春風馬蹄曲》）。繪畫有《十宜帖》、《竹溪訪隱圖》等等——譯注。
　　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我曾把明治２８年１當時子規以及他周圍人們的事跡，國家、國際的動態，做成力所能及十分詳細的一覽表，首先是編寫卡片。這個一覽表詳細記載子規經歷了嚴重的健康危機和精神危機，終於活了下來，直到甲午戰爭結束。我想通過這項工作探索他在陷於危機的當時是靠什麼活下來的——既然當時我還年輕，這想法也許難免有些誇張——的問題，在集中精力製作資料卡片的過程中，這想法始終保持到底。我的希望沒有落空，通過編製一覽表的過程，使現實生活中的自己受到真正的鼓勵。
　　１即１８９５年——譯注。
　　然而我不可能把子規克服危機的方法學到手，所以我想，對於子規這個典範，雖然非常敬佩，但只能另選典範，作為自己生活與奮鬥的目標。現在回想起來，想看出子規自覺認識出危機並克服危機這一典範的自己，顯然是個受教育者類型的人，而子規卻是不論處在什麼危機之中，都是作為一名教育者而勉勵自己並鼓舞別人的，這一點是十分明確的了。１８９５年，子規已經是一位文學家了，他肩負起重大的工作，但當時他只有２８歲，這一年他經歷的危機可以說是他一生中的轉換期。這一年他得償夙願作為《日本》報社的從軍記者，到了甲午戰爭的前線。把一個病弱文人送到國外戰場上去，當時《日本》新聞社老闆陸羯南是曾經反對的，但子規堅決要去，終於實現了他的願望。實現從軍記者願望之後的子規寫給朋友虛子和碧梧桐的信上，的確是以教育者的文筆敘述了參加社會的意圖：「僕不知以從軍一事有助於雅事，僕亦不知以此有助於俗事，亦不知對雅事、俗事均有所助，然僕期於二者之中得其一也。」
　　這裡所說的雅事指的就是文學，就是「作詩文小說」。俗事指的是「編輯文學書，教育文學者」。對於這兩者均無明確的成算，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戰爭勝利之後，國家在產業、學術、藝術均有新的發展。」吾人有志於文學者，豈可不適應之而作使其發展之準備乎！」然而對他的年輕朋友述說自己的意圖，是為了作為教育者寫下下列一番話的佈局。子規和虛子是見了面的，但是臨別時卻給了他一封信，說是請他以後從從容容地讀，那寫在四張古式信紙上的信是這樣說的：「今日相別，預期數月重逢剪燭鶯巷草廬暢談之日，足下已成學問文章均令人驚異者。僕如志未遂而身先死，則遂吾之志成吾之業者，捨足下而無可求者也。如蒙足下允諾，幸甚。」
　　出發之日迫在眼前，出發之地在廣島，正做動身前的準備時，對文學頗有野心、比他小４歲的從弟籐野古白來訪，他同子規之間心理上的糾葛的情景，在場的虛子有所記述。從古白來看，兄弟之間緊張的原因是，仍不得志的自己對於文壇上已經成名、此次又被選為從軍記者的從兄一定心懷嫉妒。這一點，後來子規也有此忖度。另一個緊張的原因可能是古白向他發出要求救助的信號，但沒有直率地表述。
　　子規在廣島等待出發的時候，就接到古白企圖用手槍自殺未果而受重傷的通知。但是子規只用從軍記者裝束的照片表示慰問之情，就乘船出發了。古白對於教育者的子規，自己缺乏受教育者的能力，這麼說固然無情，但是卻不能不這麼說。
　　「翌年秋季」的短歌上有這樣一句：「木偶來護樹，颱風過後花更白」。子規在前書作了這樣的記載：「松山田宅一角劃出兩三尺之地，栽上樹苗，擺上木偶，此小兒之戲，稱之為木偶護樹。」這是懷念自殺的古白寫的。子規後來編的《古白遺稿》編者後記裡說，兒童時代在一起玩耍的古白，給他的心刻上了深深的傷痕：「……有一次，古白把我最喜歡的木偶護樹的園景中小梅樹苗全給拔了，我忍無可忍狠狠地揍了他。母親痛加斥責。從此以後我就不願意和他在一起了。從此我也知道，古白愛破壞的性格根本不能見容於我。」
　　即使這樣，後來古白繼子規之後去了東京，對於想當文學家的青年古白，子規仍以骨肉之情接納了他。古白常和集體宿舍的同學鬧摩擦，而且也不認真地學。這時的子規，他那教育者的本性無法保持沉默。子規約古白去向島散步，藉機談了他的意見：
　　你得定下學習的目的。目的一定下來，就要堅持不懈地朝著目的前進。現在不為一生之計，老了就該後悔了。我的話說了一半，一直低頭不語的他，眼淚巴噠巴噠地掉下來，他哭了。我沒有申斥他，也沒有命令他，依舊心情愉快地和他談下去。但古白哭出聲來。我不解其意。這個令人不可解的謎自幼就存在於古白的頭腦中，直到他死也沒有任何人能解開。
　　這個令人不可解的謎，是和受教育的能力相反的，這樣看大致不會錯。因為古白的性格是和子規不能相容的，不是別的什麼，用子規的教育理念一比照就一清二楚。《病床譫語》中，按照子規的分類癖，他把教育分成六項之後，認為學校教育只能給學生智育、技育，也就是給予知識鍛煉技術的教育。他談自己若有機會——「如果我有兩頃地」，意思是說如有若干恆產，我將退到麥青風暖之處——必定試行德育、美育、智育、體育等項教育。
　　美育本來是為了發展美的感情，如果行之有法，據子規給它下的定義是，「間接地發揚慈悲性而排斥殘酷性」。幼時拔掉院子裡梅樹苗的古白，到了青春時竟然在學生窗捨動刀子。子規認為古白是缺少慈悲性，沒有克服殘酷性，也就是養育上失敗的人。
　　氣育是提高意志的教育。子規很清楚，「不屈不撓貫徹初志」，「抑一時之私情，成就百歲之事業」，這些品質都是由氣育創造和加強的。子規想再次提醒青年古白，讓他自己對自己進行氣育。而且，這樣的談話，也合乎子規的性格，對於教育者的子規來說，自然也是愉快的談話。但是對於缺乏受教育者的能力——基本上是品質上的缺陷——的古白來說，只有落淚，他當時的反應使子規茫然。
　　從軍歸來的船上子規就開始咯血，這是惡劣的生活條件造成的，船上咯血，成了他於病床上終其一生的開端。在神戶和須磨兩地，使子規從危險狀態中擺脫出來而苦鬥執著於生命的力量，不是別的，只是他認識到，自己必須致力於文學革新，雖然自己已經臥病，這個使命仍然是他的緊急課題，並且無論如何也得培養出文學革新運動的後繼者，總而言之，仍然是作為一位教育者的熱情。
　　年底見到五百木飄亭，他再次要求虛子作後繼者的信，已經廣為大家所知，但是他和五百木的談話還是從他在養病期間，以一位教育者同虛子所談的內容談起。「小生在須磨時對他諄諄忠告，甚至曾明告虛子，吾之後繼者乃汝也。當時之虛子亦略示決心於吾。小生內心頗喜，不禁暗唱文學萬歲。」但是，「上月歸京時仔細觀察虛子舉動，見其依然是舊時之吳下阿蒙。小生對其忠告，惟有學問二字。學問一詞，出小生之口入虛子之耳者，已逾數百餘次。吾已下定決心，於須磨之忠告乃最後之忠告也，而虛子依然故我之態，令小生為之呆然。」
　　子規為了對虛子作最後一次的勸告，約他同去道灌山，像對待古白那樣，與他長談，目的是鼓舞他追求學問的意志和擔起後繼者擔子的願望，但最後還是把虛子放棄了。於是他以一個教育者對飄亭加強指教，促使他注意來自各方的挑戰。應該提到，子規放棄了虛子之後仍然把他和碧梧桐當作至近的門下弟子，長時期在病床上同他談論學問，通過這項活動對他們繼續進行教育。由此可見，子規的確是一位徹底的教育者。
　　他給虛子的信上有這樣的話：
　　可與吾談心者惟足下耳。前途希望良多，文學目前尚處於混亂狀態……以往雖然為此捨死忘生仍感孤立，但自立之心依舊堅強。死期日益迫近，然而文學卻逐漸進入佳境。
　　作為教育者的子規，只要打算和別人談論什麼問題，總是以對等的、民主的姿態對待。這對於受教育者頗感負擔過重這一點，不論古白也不論虛子，都是有此經驗的。古白雖然自殺了，但是子規對於虛子一再提攜，不是促其學問上的長進，而是在別的方面下力關照，必須提到，虛子也未負所期。關於他的談論內容，不僅前面提到的《蕪村句集講義》等等有直接表現，而是也是全部子規文學表現之根本。
　　我就是通過這些談論的文章，讀柏拉圖的對話篇時——我每年都受柏拉圖的吸引，可能和通過布萊克及其研究者雷茵的介紹，受歐洲密教思想的傳統吸引力有關——總感覺到，子規起了充分理解該對話篇的媒介作用。總而言之，我是通過子規才傾心於不僅是學問方面，而且在所有人生風範儀禮方面也是教育者的蘇格拉底。
　　為了展示具體例子，選用蘇格拉底——柏拉圖的、一向被認為教育者、受教育者必讀課本上關於靈魂的對話《派頓》。可能誰都這樣，我從年輕時候起就（喜歡讀）羅馬時代的全集以來一直列為卷首的《為蘇格拉底辨明是非》、《耶烏杜普倫》、《克裡頓》、《派頓》等等。蘇格拉底被梅萊特斯一幫人告發的公元前３９９年，開庭宣判之前的預審期間，和前來揭發他父親的耶烏杜普倫交談了虔誠，從好歹終於使年輕人幡然醒悟的《耶烏杜普倫》，到宣判與確定死刑，並且告知市民，足以使人想像出法庭全部情景的《為蘇格拉底明辨是非》，以及和蘇格拉底從少年時代起就一直是他的好朋友，而且家庭富裕的克裡頓之間，曾有關於應該如何行動的詳細對話，對於這位舊友勸他越獄逃亡一事，蘇格拉底從論理上予以拒絕，在彼此對知的理解之下等待死刑的《克裡頓》。接著便是描寫等待死刑到來之日的漫長期間，談論內容極其豐富的《派頓》，這樣的作品，使我這小說世界裡的人特別感到完善而且出色地作了提煉和加工。儘管它是遠在小說這一文學形式出現之前就已存在的著作。（巖波書店版《柏拉圖全集》）雖然我對上述諸作關心，而且立刻就能表達出來，但是我並沒有模仿哲學家的方法，倒是打算以讀小說的方法，看戲劇性地展開的對話篇全部韻律。對話是在蘇格拉底死後隔了一段時間，地點也是遠離雅典的伯羅奈尼撒半島東北部一個小鎮進行的，當地人埃克庫拉泰斯央求曾經親眼目睹蘇格拉底之死的青年派頓說一說當時的情況，派頓其人曾經因為戰爭的原因當了奴隸，在雅典操賤業，他知道蘇格拉底的為人，他得到克裡頓等富裕的朋友幫助獲得自由便學習哲學一事，我以為這是一個極好的背景。
　　蘇格拉底終於把那杯毒灑一飲而盡。那是人們心目中實在漫長的一天。許多人談論這件事，人們要求當時在場的派頓原原本本地把他親眼目睹的情況告訴大家。派頓說：「我說一說吧。當時我在場，一種奇妙的情緒困擾著我。我是親眼目睹親密的人即將告別人世的，但我卻沒有哀悼的情緒。埃克庫拉泰斯，你問我為什麼嗎？我以為他挺幸福。我從他的表情和他的話裡，清楚地感到這一點。實話實說，那態度是多麼泰然自若啊，那才是慷慨就義呢。於是我想，他去見哈得斯１時，神也得另眼相看，也就是說，一定得到神的關照。所以我想，他一到了那裡，一定幸福，能受到神關照的人，最合適的莫過於他了。事實上就是因為這個，置身於那令人悲痛的場面的人，按理說當然感到悲傷，但是我卻根本沒有哀悼的情緒。不過，話雖這麼說，想起往常跟著他求知識的活動中度過的時間——事實上那一類的談論也曾有過——那種高興勁兒也不會再有了。啊，反正這麼說吧，我是被莫名其妙的感情一直支配著的。我覺得他幸福，所以心裡高興，但是想到他過不了多大工夫就會死去，又心裡痛苦，總而言之，從來沒有過的說不清道不明的心情包圍了我。我想也可以這樣說，我這種心情是當時在場的人共有的。有時我想笑，可是有時卻立刻淚流滿面。」
　　１希臘神話中主宰陰間的冥王——譯注。
　　派頓如此生動的敘述之中，自然而然地發展成靈魂不滅、靈魂不散不失，魂有歸處，以及重新托生的思考——我逐漸地希望它朝著密教的觀照方向發展——而成為對柏拉圖思想核心之一《梅諾翁》上論述的回憶，從而作為靈魂不滅的論證。人通過行為之美以及強有力的談論，才能彼此深刻理解，不論教育者或者被教育者一起達到顛峰，如此境界的樂趣才是非同尋常可比的。
　　不過現在我想明確的是和本來的情節有些脫離，也就是對於有關傳達蘇格拉底的動作或表情的描寫。據派頓說，蘇格拉底用那些動作、表情本來是為了使談論的對方的思考活躍起來，所以才用和思想語言難以區別的行動進行的。
　　在這之前，因為要延期執行死刑，派往泰羅斯島的祭使之船回來了，獲悉執行死刑的日子到來的朋友們，一大早就跑到監獄，任刑務委員的１１人給蘇格拉底鬆了綁，告訴他，接到通知說今天還讓你活一天。派頓就是其中之一。
　　一進去就看見，剛鬆了綁的蘇格拉底和他旁邊的庫桑梯貝——您當然知道啦——抱著他的孩子坐著。庫桑梯貝看了看我們就哭了，這種場合女人總是有許多話要說的。／「啊，蘇格拉底，這是最後一次見面啦。這些親朋好友有話要跟你說，你也有話想跟他們說。」於是蘇格拉底瞧了克裡頓一眼，然後說：「克利頓，哪一位都行，請你把她帶回家去。」於是克利頓的隨從們就把那捶胸頓足哭喊著的女人帶走了。蘇格拉底從躺椅上坐起，屈一條腿，用一隻手揉它，於是邊揉腿邊說。／「諸位，人們通常所稱的快樂，實實在在夠奇妙的了。它和通常稱之為它的對立物的痛苦，不可思議地與生俱來一般連在一起。……直到剛才，腳鐐把我的腳脖弄得痛苦不堪，可現在呢，痛苦勁頭一過它倒舒服起來了。」
　　隨後便是蘇格拉底和他的談話對手高談闊論，甚至使對方為之笑出聲來。這樣，關於靈魂不滅的論證越過了一座山之後，在論理上雖然有些不夠精細之處，但直率而且大膽發言的青年人西米阿斯提出了反論。「於是蘇格拉底像往常那樣，瞪大了眼睛，而且面帶微笑，然後說：『西米阿斯說的對。不過，在這兒的諸位之中，有沒有比我更好地打開一條道路的？啊，沒人回答？這就是說，實際上你們已經看到，西米阿斯對我們以往的議論已經進行了非同尋常的攻擊啦。」對於蘇格拉底作為一位教育者別具一格的態度，派頓曾經直接對他的談話對手埃克庫拉泰斯評論過。內容無非是長時間的愉快談論彼此意見已經取得一致，但隨之另生齟齬，有所反覆而遇到暗礁，為此而感到不愉快時蘇格拉底是怎樣處理的。
　　蘇格拉底使我感歎不已的事，在這之前那是很多的，不過，像我在他身旁時那樣打動人心的情況還從未有過。當然，像他那樣的人，回答時從不理屈詞窮，本來已不是什麼值得一提的事。我之所以對他特別敬佩的，首先是因為對於那兩個年輕人的議論他的確是心情舒暢，以滿懷善意和讚賞的態度接受下來這件事。還有就是我們由於這兩個人的議論，大家是一種什麼心態呢？說來的確是感到尖銳的，但是治好了我們的毛病。說起當時的我們，簡直像吃了敗仗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士兵，結果被召喚回來，重新加入戰鬥行列，朝著考察議論的方向走去。
　　說這像演戲也未嘗不可，經過這樣的過程之後，把談論推向再次使大家確信靈魂不滅的美好論證之後，蘇格拉底彷彿朗誦神話一般談了靈魂超越死亡住於另一世界的構造，把那足以致死的毒藥端起向神祈禱之後，一口喝光。「『……彷彿從這個世界遷居於另一住處而高高興興地上路一般……。這簡直就是我此時此刻所祈禱的。事實就是如此。』」
　　人們表現出哀思萬縷的時候，對此給予責備的卻是即將走上死亡之路的蘇格拉底本人。「他說，『你們這是幹什麼！真讓我吃驚啊，諸位！』『老實說，我之所以把妻子打發回去，就是不想看到出這種差錯，這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事。因為我知道，死最好是在靜謐之中完成。好啦，給我安靜下來，要是不停止的話……。』／聽了這話，我們也覺得臉上掛不住，只好強忍住哭泣。他不停地踱步，過了一陣子，腳步顯得沉重，於是按照執行人員的指示行事……仰面朝天躺下了。」
　　隨後是阿斯克雷鮑斯把供醫療之神然而並未完成任務的那隻雞交給克裡頓，告訴他蘇格拉底已死。到此為止，柏拉圖立即結束了對話篇。儘管我引用了這麼多，但是否很好地傳達出一位教育者典型的表情、舉止，心裡還是沒底。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覺得派頓的敘述中所表現的柏拉圖面對蘇格拉底的像，總是說他這位一生中的老師是因為癌症去世的，在他那異常深刻的印象中，是否能保得住客觀的說服性，簡直是無話可說。
　　即便如此，在這次現職教師們的集會上，我想講一講對於《派頓》的上述理解。然後向這些實際上已成專家的教育者們提出問題：這裡提到的教育者、被教育者彼此之間的行為，從古希臘到我國今天的教育界，活生生的鮮血是否依舊相通。
　　因為——很難說沒人稱這純粹是幻想，而且我也知道這有幾分滑稽——我想起接觸過以柏拉圖的對話為人的思考規範式模範人物，而且幾乎經常地以蘇格拉底勉勵青年們，我自己戰後立刻住進位於森林中一個峽谷的村莊，在那裡我經歷的教育。講演會之後的懇談會上，雖然有人不無嘲諷地說我的講演是作家想像力的飛躍，但是我還打算談一談另一部足以給受教育者增色的文學作品。
　　這作品就是福克納還沒有收進他的短篇集——有時作為長篇的一部分，有時作為特別版而收進別的作品之中，總之，未收錄的理由多種多樣，現在把這類作品彙編成一冊（「UnCcollected stories of W·F」 Vintage Books）——的《早晨的賽跑》這個短篇。內容描寫的是：被雙親拋棄的十二歲的少年同收養他的農場主，為每年一次花兩周時間的狩獵進入大森林。他們發現一隻大公鹿，與其說為了抓住這條公鹿，倒不如說他倆各自全力以赴地展開一場競走比賽。但是，追得這公鹿精疲力竭無法逃脫的時候，農場主卻不想殺死眼前的公鹿了。和農場主共騎一匹馬的少年也認為應該如此。農場主以自然和人的關係教育了少年之後，就和他們一同前來狩獵的夥伴分了手，後來兩人之間的親切談話之中有這樣一段。
　　「對！」我這麼說。「我們現在就必須動手的是明年種莊稼的準備工作，說話之間十一月就到了。」／「你就別管來年種莊稼的事啦」阿奈斯特先生這麼說。「你去上學！」／乍一聽我還以為聽錯了，所以我問：「您說什麼？」「我？去上學？」／阿奈斯特先生說：「對！」「你總得出息成個什麼才行啊！」／我說：「當然。我現在就這麼幹哪。我現在既是獵人又是農人，就跟你一樣。」／「不對！」阿奈斯特先生接著說：「光這樣已經算不了什麼啦。哪個男子漢不是農場的活干十一個月，半個月打獵？那也曾經是好時光哪。可現在不行啦。現在只干農場和只會打獵已經算不了什麼出息啦。你得干對人類有益的事才行！」我問：「對人類？」
　　戰敗不久的農村，新制中學的授課主要是農業。不僅上實業課的時間，就是新設的社會課的時間也被農業課佔用。此外還上新憲法課，還有少年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事要做，壘球部的事也得干。當時我還是一個少年，追公鹿打獵的事很吸引人，而且教育者的教師們全是外行。但是，我覺得從他們那裡聽到的福克納寫的那些話，卻對我決定自己以後的生活道路起了重大作用。對於福克納所說的作有益於人類的工作這句話，從來就是按該話的原意理解的，勤勤懇懇地、謹謹慎慎地從事自己的工作，３５年前是這麼理解的，現在依然這樣理解……」You go to belong to the business of mankind．」

絕對官僚

八　「某種樂趣」及其相反

　　中野重治是１９７９年夏季逝世的，初秋的葬禮，各種野花裝點祭壇，那氣氛的確符合詩人中野，那紅花使人覺得任贍派給了我，我便以中野重治的作品「某種樂趣」為題作了准備。但是，剛讀完作為講話的前提而引用原作的幾個段落，那位彷彿身居要津的文化官僚型的司儀就發出已經沒有時間的信號，結果主題落了空。今年秋季舉行中野逝後五週年集會，這次因為多給了一些時間，所以打算重新講講這個題目。
　　「某種樂趣」這句話，不言而喻，是從中野重治的短篇作品中摘來的話，我以為像中野那樣堅毅的思想家，以這樣單純而樸素的表現，不僅顯示出中野其人的骨骼，而且內容之有趣也表明了這位文學家獨特的風格。因此，我想通過這一小小的機會，以一個後進作家的身分談一談對中野的看法。中野重治１９６０年發表了《日暮》和《某種樂趣》兩個短篇。我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敬愛這位作家，而同他見面是在反對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美國如何使日本更廣更深地參加它的核戰略，從載有核彈的托馬霍克號軍艦的入港問題就能看得十分清楚——的群眾運動的時候，當時參加這一運動的階層非常廣泛，文學家當然是此項運動的參加者。我已經讀了他這兩個短篇，那時就覺得中野重治必須是這樣的人！實際上他確實是這樣的人，而且超過了我的期待。所以我覺得文如其人，越發覺得《某種樂趣》更有意義，以後凡是有中野講話的集會，一定興高采烈地前往。當時我的年齡正好是現在的一半，回憶當時，倍覺親切。
　　不妨重讀一下《日暮》。這部作品的中心內容是中野積累多年的一個男人內心世界，中野寫這篇作品時已經是五十八歲了。「『不是什麼日暮而道遠。是道近了然而也日暮了。暮色越來越濃……』／『說到道，這道又是什麼呢？無非是該作的事吧。既然這樣，何必分遠近……』／『道就在近處』這話我腦子裡也有，可是連近的我也沒有作。大概『道遠』的道和『道在近處』的道是不同的。連非常之近的道我也沒有作到。」
　　他在這之前不久，遇到一個面色蒼白的三十二、三歲的男人，大衣的前胸處揣著一個沉沉入睡的女嬰，隔著不太遠的距離向他打聽去一個遠地方該怎麼走。他告訴那人之後站在那裡一直望著他遠去的背影，不禁心潮起伏。「那男人向我輕輕地點頭道謝，然後飄飄然地走了。他揣在胸前的女嬰大概只有兩歲或者兩歲半，他整個身軀彷彿像個影子輕飄飄地走去。看來他身無分文，即使早飯已經吃過，那以後肯定什麼都沒有吃。那孩子似乎也是空著肚子，有氣無力地沉沉地睡著。這是怎麼啦？怎麼回事？一定出了什麼意外吧……」
　　於是我就像往常慣例那樣，把那男人的事擱置起來出了家門。「像往常慣例那樣，這實在是要命的毛病」，自己雖然這麼想過，但畢竟毫無辦法。那男人的臉色足夠地顯示戰爭與戰爭剛剛結束時的營養失調。他已經沒話了，實際上是此人本來就不愛說話還是有別的原因，反正當時他就是這副模樣。他說要去荻窪，可是他從哪裡來的呢？看不出他那孩子是當囮子用來騙人的……文化水平低，孤獨，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幸，乾脆利落地全家自殺的人們不斷出現的低谷時期……總而言之，一個接一個，彷彿摩肩接踵似地跑去，我就是這副模樣，眼下該怎麼辦呢？論年紀不老不小，只好匆匆忙忙齷齷齪齪地往前奔吧。這麼匆匆忙忙齷齷齪齪，能說道近了麼？能說是在道上麼？是在道上呢，還是離開了道？連我本人也模模糊糊看不清了。
　　這位顧慮重重的漢子出了家門之後，打算思考與他處境相同者各種各樣的問題，遇上了也許是同樣只顧外表不看實際而不得不奔波忙碌的舊朋友，於是站著說了幾句話又匆匆道別了。
　　我從澀谷上車到新宿下的。／嗓子幹得刷拉刷拉的，我想找個喝水的地方。／原來眼前就有，我大搖大擺地走過去。／這時，我看見一位姑娘比我快了一步朝那邊走去。是個女學生吧，也許是一位上班的姑娘。她穿著外套，一雙黑皮鞋，大步走去。偏巧一個男人在那裡正喝水，水在不停地向上噴，那姑娘便不再等候上對面去了。／那姑娘來到那塔形的水盤式飲水處停下來，彎下腰，用右手擰了一水龍頭開關，使它彎過來，然後才嘴就著那開關喝水。／我有些幸福感，因為那姑娘太愛乾淨了……／她喝完了以後輪到我，喝完我擦了擦嘴邊便又匆匆跑開了……
　　這個我有些幸福感就是「某種樂趣」的感受，這裡先說這麼多，接下去談短篇小說《某種樂趣》。「芝麻大的事儘管頗有意義，但是把它大吹一通也不好。因為那只不過是稍微有趣而已」，這就是本篇的意義所在。
　　這個短篇完成之前，人物還是可稱之為昨天今天的中野本人，參加一個歡迎來自中國的文化代表團，席上的談話中有「卿」這個字，翻譯是優秀的，本該馬上就能說出它是公卿的「卿」，但畢竟是青年人，看得出知識不足。隨後又出席歡迎來自中國的魯迅夫人許廣平、劇作家曹禺的會，也出現了與前一個會十分相似的傳達語義受阻的情況。
　　白髮的許廣平半是注視著日本主人那一邊，上身略微前傾和曹禺耳語了一兩句話，許廣平那上了年紀的臉上微紅，曹禺笑著點了點頭。那風采顯得很美。
　　原來曹禺那時年輕，所談的事不知道，他沒有讀過，然而許廣平知道。大概她讀過那方面的書，很年輕的時候就讀過，很年輕的時候讀過而且記住了。她說：「喂，是園朝啊。」還說：「……也就是石川五右衛門。」她並沒有覺得不該插話，只是略顯羞澀……
　　看那氣氛，和那些話一樣有趣。高等奢侈一般的有趣，「什麼公卿的卿啦，可說起來卿是什麼？公卿又是什麼？對這些詞毫無所知的青年人當然無從理解……」想到這些我覺得很有趣。
　　隨後是日本文化人同蘇聯作家的會，久居日本的女畫家布布諾娃插話給翻不過來的翻譯土方幫忙，而且自己頗有些難為情。「『喂，是指那個事……」／我知道她指出的不會錯，但是，她跟土方說話時用的是日語還是俄語，我就聽不出來了。因為連坐在她旁邊的人都聽不清楚的低聲交談，也許是她原本就是只要讓土方聽明白就行。上年紀人羞澀的表情是很敏銳的。許廣平面孔有些微紅，羞澀的表情十分明顯，相比之下，布布諾娃臉色雖然未變，但內心似乎有些羞怯。／土方繼續翻下去，似乎他從布布諾娃那裡得到啟示繼續翻下去的。……不料布布諾娃又說了一聲：『喂，是指那回事！……」她本來是極力壓低聲調，但話一出口就變了，為此而感到羞澀的表情，我覺得實在有趣。」
　　後來布布諾娃回她的祖國去了，她從自己坐的那艘船的船名想起一個男人。她去中國旅行時，在開往北京的火車上，她同一位蘇聯青年談過話，因為那青年和列寧全集上也曾出現過的一位革命家同名，然而他自己卻不知道那位革命家。布布諾娃發覺之後仔細一看才知道，那船是為紀念那位革命家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蘇聯青年向他父親說有個日本人問過他的名字的事，「你說什麼？……「你說你不知道巴布什金？你連伊萬·瓦西裡耶維奇·巴布什金這位彼得堡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革命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可以想像那位父親大聲回應的模樣。
　　話雖如此，讓新人們查問新人們不知道的舊事，效果一定錯不了。效果好的事，效果差的事莫不如此。白髮而略胖的許廣平以羞澀泛紅的面色同曹禺耳語，白髮略瘦的布布諾娃很不好意思地給土方的啟示。事情本身並沒什麼，但那神態卻讓我很感興趣。稱之為興趣是否合適不知道，反正我是覺得有興趣的。
　　他之所以預先寫了同第一個短篇結尾的有些幸福感、「某種樂趣」相對立、也就是同它正好相反的東西，是因為這個社會依然照舊製造如此軟弱的人，而且是把大人孩子組合在一起。不停地生產文化水平低、孤獨、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幸，乾脆利落地全家自殺的人們不斷出現的低谷，不是什麼別的，就是我們的現代社會。
　　結果被推到這樣的兩難境地：自己正是為了改造這樣的社會才勞動，但是也不能邊把這些表現一個一個擺在腦子裡並且深深地挖掘下去邊幹工作。而且這樣思考生活意義也會妨礙「某些樂趣」。也許可以這樣說，正因為這種思考強烈，這個男人才渴望「某種樂趣」。結果是，這麼匆匆忙齷齷齪齪，能說道近了麼？能說是在道上麼？是在道上呢，還是離開了道？連我本人也模模糊糊看不清了。
　　心裡乾渴的他，嗓子幹得刷拉刷拉而去了飲水處，看到一位年輕姑娘嘴對嘴地俯就著水龍頭喝水，看到她那副姿態，本人感到「某種樂趣」。這個美好的短篇和中野另一部以構成中野人類觀核心的價值，通過「某種樂趣」這面鏡子看得清清楚楚的短篇，在中野逝世之後不久舉行的集會上，重新讀了這兩部作品，使人想起，他對於妨礙「某種樂趣」的人們那些事情，以這兩個短篇組成了揭發他們的論點。
　　中野重治的一生是怎樣抗拒反對「某種樂趣」的事物，而且面對絕對優勢的對手是如何給予艱巨抵抗的，只要看一看他的簡單年譜就一目瞭然。
　　明治３５年即１９０２年，中野生於福井縣一個自作農兼小地主之家，１９２６年東京大學新人會派他到共同印刷廠領導罷工。這完全是和「某種樂趣」相反一方的社會勢力作斗爭的工作。３年之後，他成了第一屆眾議院普選的候補議員，為前往支援工農黨的大山郁夫，於高松遭到逮捕。這一年，他出席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的研討會時被逮捕。他同反對「某種樂趣」的勢力的鬥爭，早在昭和年代１尚未開始和剛剛開始的初期，就投身於反抗強權的鬥爭了。昭和５年即１９３０年，他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嫌疑罪遭逮捕，被保釋的第二年參加日本共產黨，次年移送豐多摩監獄，判兩年監禁。直到戰敗投降為止，他一直忍受著「保護觀察處分」１的折磨，官憲也禁止他寫作，戰敗的消息是他４３歲那年再次應徵入伍成為一介士兵時聽到的。
　　１１９２６—１９９０年——譯注。
　　１對犯人不起訴處分者或緩期執行者，實行假釋，但由「特定的人」觀察指導，以期其自新。實際上就是監視其行動——譯注。
　　昭和２２年，中野由共產常推薦為參議院議員候選人，結果當選。翌年福井大地震，他前往調查和救援，在美軍佔領的情況下，儘管他身為議員，卻被當地的美國佔領軍逮捕而押送回東京。和反對「某種樂趣」者一直戰鬥不息的中野，昭和３９年卻被日本共產黨開除黨籍。
　　中野重治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對手從國家權力到先鋒政黨的官僚主義，可以說多種多樣。被開除黨籍的３年之前，正在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鬥爭中的中野的思想，可以理解為如實地反映於前述兩個短篇裡了。「某種樂趣」似乎能解除「我」的極度乾渴一般。我有些幸福感。那姑娘太愛乾淨了……
　　／她喝完了輪到我，喝完我擦了擦嘴邊便又匆匆跑開了……
　　懷念中野重治的一生並重讀他的作品，為了在紀念他逝世五週年的會上講話作準備，這次不打算談妨礙「某種樂趣」的事物，主要內容是使中野內心湧起微笑並給他以鼓勵的「某種樂趣」的本身。
　　「某種樂趣」這樸素而單純的說法，表現了歷經複雜多變的生活磨難終於達到理性世界的中野其人。而且，傳達給我們的是真實，同時也讓我們受到「某種樂趣」的感染。從樸素的單純之中，可以看出中野描寫人的文學總體的巨大和確實。這次我想談的就是從這「某種樂趣」中看到的對世界的把握，對人的把握，才是文學的特性。
　　關於中野重治的生涯和工作，卓越而周到的論考相繼出現。通過這些論考，自然而然地到達深入研究中野的幾多途徑。然而中野重治一直和製造反對「某種樂趣」的社會鬥爭，他的工作只是表現了「某種樂趣」，但是卻有充分的重要意義。我想反覆強調，這些地方才是文學的有趣之處。這才是我向中野重治學習的所在。
　　從前邊的引用文字中大概已經理解到，「某種樂趣」的另一主題是老年一代同青年一代之間文化上的斷裂，以舊的一代的生活感覺水平所知道的事情，年輕一代卻瞭解得很差。比如，翻譯現場上語言與語言對譯時的無從理解，就是具體表現。革命後新一代的生活感覺中，對於早期革命家的名字已經無緣了。中野對於這種斷裂未必僅僅否定，而是以寬容的眼光對待。他認為，不知道也不要緊。創造新事物的過程中，出現這種情況是無可避免的，那不要緊。如果沒有這種情況甚至還不行。但是，儘管如此，對於空白視而不見，對於斷裂聽其自然，那也不行。
　　中野逝世五週年的集會上，我的目的是向此後創造新事物的年輕一代說說話，所以，從表現中野幼年與少年時代的《梨花》，直到反映被開除黨籍之後那漫長日子的《甲乙丙丁》，總能找得到——不僅小說，隨筆就更無須多說，即使評論文章，從他的思考、論述的文風本身，都能引起讀者幸福的微笑——「某種樂趣」，所以我呼籲大家要接受這「某種樂趣」，以此為起點，這樣，自然就不會有對於空白視而不見，對於斷裂聽其自然的事了。
　　這年的８月５日夜，我躺在從這裡能夠望見紀念原子彈災害的那圓頂穹窿遺址的旅館床上，眼睛凝視著昏暗，想著每次來廣島都給我以鼓舞的重籐文夫原子病醫院院長，以及金井利博中國新聞社論委員。這兩位已經逝世了。由此而來的感傷情緒一直糾纏著我。陽光普照的和平公園裡，青年們正在為了明天的表演而練習管絃樂。宣傳車播放著軍歌開過去，那音量放大到正常的十幾倍，幾乎使全市都能聽得見，可能是由於器械精良的緣故，聲音並不破。同時播放演說：為什麼反對保護日本的美國核武器？拿蘇聯錢的那些傢伙們明天就要舉行動員大會……如此內容的演說始終不停，音量高昂的大嚷大叫，聽來原是所謂憂國派指斥國家主義的自立哪裡去了的感事傷情的呼喊。
　　這時，我被床頭收音機的廣播吸引，終於坐起來，擰大音量，開始收聽時事廣播。這是廣島廣播電台「阿保機——原子彈孤兒，顛沛的青春」節目。一個中年男子用濃重的大阪口音敘說著他的來歷，女播音員不時插上幾句解說詞這樣一種形式的節目，那中年男人說的話並不粗糙，大概是想把過去傳奇式的經驗說個一清二楚，所以每句話都發音很強，而且逐漸地有些氣喘。看得出，講話的人是個吃過苦的，然而也是一個為人樸實無華的人。
　　他講的經歷確實令人吃驚。此人現在在一個製造不銹鋼洗碗槽工廠幹活，老婆加上５個孩子，一家７口住在市營住宅，他的日常生活反倒令人難以置信。他的故事是他乘上闊別３９年的下關到釜山的班輪前往韓國的漢城，一路上邊走邊回憶的形式構成的。
　　《朝日新聞》社廣島分社拍的紀實電視片「每個人的戰爭·廣島」（最近，作為巖波新書由巖波書店出版）之中，因為敘述者「原子彈孤兒」現為工人的４７歲的友田典弘的電視片我看過，我想這裡不妨說說友田先生的經歷。
　　昭和２０年，友田的家就在以前的安川東側沿河的大手町，因為戰爭期間的防火措施而被拆除了，兒童本來是疏散到鄉下去的，他因為要和母親在一起又從鄉下回來了，結果遇上了８月６日這一天。那天他去上學，袋町國民學校距爆炸中心４８０米，他遭到爆炸之所以沒死，是因為他當時正在鋼筋混凝土校舍地下室的脫鞋處。「我在學校地下室看到的閃光簡直沒法形容。好像一個大電燈泡砰地一聲炸了，白光一閃，一瞬之間眼前一片雪白。」「除了上街道救護所領飯糰子的時間之外，每天每日到處找我的母親。到處堆著死屍，我一個死屍一個死屍地查。晚上住在樓房的地下室或者學校的廢游泳池。記不得這種日子過了幾天，有一天在街上見到一個熟悉的朝鮮人，他是以前曾經租住我家房屋的鞋匠金山三郎。／和他偶然相見，整個改變了我以後的生活。」
　　他們在京橋川的橋旁搭了個小棚子，兩人就住在裡邊。這期間金山說要回國，友田下定決心要求金山帶他走。從８月底到９月初，金山帶著少年友田從廣島動身去了開往釜山的船碼頭。金山囑咐他，絕對別說日本話，只喊我「阿保機」（爸爸）。
　　開往釜山的船是條大貨船。船底上全鋪著木板，幾百個人大聲說話，大聲歡笑，熱鬧極了。現在回想起來，那船底的朝鮮人一定是為了能回到他們祖國滿懷解放感吧，可惜我聽不懂話。那場面越熱鬧我心裡越沒底，總想，他們要幹什麼呢？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釜山港，我一覺也沒有睡，站在甲板上往下一看碼頭，只見許多警察已經等候在那裡。對下船的人每個都問一遍。我很害怕，扯著金山的衣服，不停地喊上船之前教給我的那句「阿保機」。
　　和金山抵達漢城的友田起了個朝鮮名：金炯進，上了小學，一開頭就受到金山兄嫂的白眼，等４０已過的金山結了婚，就立刻受他妻子虐待了。友田到了１３歲，他從家裡只拿了一條毯子便出走了。有個叫東大門市場的大自選商場，他從那裡偷些蘿蔔和白薯吃，靠這個活下來。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當時韓國的市場很景氣。不過漢城的冬天也很冷，他免不了因凍傷而失掉了腳趾。
　　接下來就是戰爭。我記得那是昭和２５年的夏天打起來的。北方的軍隊潮水般湧進漢城，朝鮮戰爭開始了。坦克在大街上跑，子彈扯著一條紅線在夜空中交相飛舞。到處都是市街戰的戰場。機關鎗的響聲分不出來自何方。我在市場悄悄弄下的那個窩和市場全化為烏有。／……我也只好向漢城以南３００公里的大邱一步一步拚命地逃。為什麼碰上這倒霉的事，真是冤透了。
　　戰後他當上了麵包房的夥計，吃住都在那裡，算是擺脫了流浪兒的生活。長到２０歲的友田，有一天被征到海軍裡當兵。「因為原子彈我成了孤兒，來到韓國，成了流浪兒，還得東奔西跑地逃戰爭之難，好不容易找了個幹活的地方想喘口氣，又給征去當了兵。為什麼我總是這麼倒霉？簡直沒法說！」他退伍之後，向廣島寫了幾封信，要求承認他是日本人，因此他有了回國的機會。可是當時他已經２４歲了，日本話他只記住「早晨好」、「再見」這麼兩句。廣島市長濱井信三給他當身份保證人，在廣島市找了工作，但一年之後去了大阪。在一家韓國人開的街道小廠幹活，生活雖然苦一些，但是能用韓國話說話了，這對他來說就比什麼都強。
　　從電視片上看，友田已是中年人，娶妻生子。一到夏天，因為原子病作祟，工作效率下降，一直被廠主評價為幹活誠實的友田今年請了假，前往韓國，為的是找到金山的下落。金山如果健在，已經有８０歲了，友田打聽到的消息只是朝鮮戰爭剛開始他全家就去了北方……
　　我聽著紀實廣播，聽敘述者講他顛沛流離的生活路程中，不由得想起伏爾泰的《老實人或樂觀主義》。本來，這個大肆誇張苦難、顛沛的故事，是一部堪稱實驗倫理道德思想的小說。「被黑人海盜無數次毆打，甚至臀部的肉被割下來。被保加利亞士兵用竹板痛打。宗教裁判遭笞刑，判絞刑，挨解剖，干苦活劃橡皮船……」（巖波文庫版）
　　《書簡》裡也引用了同樣的文章，老實人接受哲學大師樂觀主義思想的教導，在三番五次的苦難之中也毫不動搖，如果有人問他樂觀主義是什麼，他總是理直氣壯地回答他的看法。「『啊！』天真漢回答說：『即使遇到不幸，也把它看作全是善事而且像瘋子一般這麼說。』」
　　友田經歷過原子彈轟炸和朝鮮戰爭這樣的大災大難，經歷過各種困苦生活的磨煉，終於活了下來，但是他並沒有想過一切全是善事。不過，從友田敘述的回憶之中，確實令人感到含有「某種樂趣」的氣氛，雖然細微，然而卻不乏光采。在化為一片廢墟的廣島這片土地上，友田沒有一個日本人可以投靠，是朝鮮人金山接受了他，和他一起先搭建窩棚：「好啊，好啊，幹得不錯！別的不說，得先給咱倆弄個住處！」以後是去日本人大舉撤退中的韓國，告訴他，只能叫他「阿保機」，然後帶他回去。儘管金山的家人理所當然地指責金山「為什麼帶個日本人回來？」然而金山卻始終庇護著他。正是戰爭方酣的時候，戰況發生了變化，他得以回到漢城，他回到東大門市場看他的舊窩。友田談到那時的情況是這麼說的：「可是到了夜裡，幾個不相識的孩子就來了。起初我還不知道這些孩子是怎麼回事，一問才知道他們原來是朝鮮戰爭中失去雙親的孤兒。從此以後，我這原子彈孤兒就和他們開始了『共同生活』。」
　　紀實電視片上也描寫了友田在漢城的唱片商店找到２５年前的流行歌「夢中故鄉」，放在電唱機上和大家一起唱，以及在他幹活的那麵包房附近的河灘上吹口琴的鏡頭，這些當然會喚起友田的哀戚情緒，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某種樂趣」。今天的友田生活於大阪市井之中，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老實人歷經苦難之後反覆說的話：「種我們園地要緊」。由此可見，《老實人或樂觀主義》和一般激勵人的文學作品具有共通的鼓舞人的意義，但同時也把人的生存之沉重擺在人們面前。從友田的回憶中清楚地看出，他和中野重治所寫的文化水平低，孤獨，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幸，乾脆利落地全家自殺的人們根本不同，有真正的人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肯定也是人控告從原子彈直到朝鮮戰爭、社會罪惡、陷人以悲慘等等的巨大力量。如果用「某種樂趣」這句話提示，可能不怎麼響亮。但是，如果通過中野重治的文學作品，再加上友田的經歷而充實這句話時，我們是不是就發現，我們已經有了甚至可以說準確而嚴密的「某種樂趣」的定義？
　　我曾懷疑過，白天的電視節目常播放平常祭神節日抬的神輿的耍鬧，並不怎麼令人發笑，但是年輕的觀眾卻像被人撓了胳肢窩似地發笑，如果讓這些觀眾從顯像管上每天都看這些，他們就不會感到「某種樂趣」，為了用撓胳肢窩使人發笑以補償欠缺部分，才採用現場直播的辦法。與世界的核體系。恢復「某種樂趣」，甚至應該說這才是最根本的生活目標。

絕對官僚

九　恐怖與希望

　　法國的歷史學家們，以及稱之為《年報》雜誌派的人們，他們的工作最近以來也集中力量向大眾介紹。去年秋天和美國年富力強工作能力正旺的歷史學家們生活在同一校園裡，他們的工作是寫經常教學用的書中一系列文章的第二稿，要求非專業的讀者也能看得懂，所以就從盧羅阿·拉杜裡的著作開始。前面業已提到，我當時正打算完成《談日本現代的人道主義者渡邊一夫》（巖波研究叢書）一書的定稿，關於法國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的民俗，儘管有渡邊一夫以其明確的觀點寫的東西，但是為了使年輕的讀者先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識，能夠同渡邊寫的聯繫起來，所以，研究室和教室的工作一完我就在宿舍的房間裡讀那些書。我曾讀過拉佈雷敘述他們的學派創始者之一魯西安·費貝爾事跡的書，所以讀起來熟悉而且愉快。
　　前面也詳細提到，到巴克萊分校前來講演遍及世界的核狀況之下迫在眉睫的核危機的英國歷史學家E·P·托姆斯其人，對於問題意識的悲劇性實際情況並不執拗，而是理智性的豁達，性格明朗，講話強勁有力。我對他印象很深，讀過他作為一位歷史家工作之一而寫的書，總而言之，學問的性質本身創造人的品質，而且他還堅強地反對並抗議核武器，所以我對他懷有充滿敬意的信賴。（《魔女與夏裡巴裡》，新評論社出版）
　　該論文曾提到的娜塔莉·戴維斯的工作，這篇文章裡也有。最近翻譯出版的《顛倒的世界》上，出席巴普庫克主持的研討會的文化人類學家以及跨專門領域的學者們之中，看看戴維斯的工作處於領先地位，就完全重新認識清楚托姆斯、戴維斯等等歷史學家們的工作，對於使同時代的所有文化問題活性化是多麼有效。（巖波書店出版）
　　他們和她們，以及早已逝世的林達夫在他一生的最後著作中，不是以對話的形式而是獨自書寫的形式完成的最後作品《精神史》上，無不對於歷史家的定義作了如下的規定，而他們和她們是與此定義完全相符的人。「歷史家，如果真的名實相符，除了是他人寫的『歷史記述』的受用者之外，他必須是一個經常隨機應變，或者使時代、時間逆行，或者橫向滑行，有時還要把鐘表的時針停下來，自由自在跳躍旋轉的人。必須事前就要知道，精神史的入門，是強制進行最極端的操作的。如果向古代傳統尋求『精神史』的守護神，那麼，既不是繆斯九神之中的庫利奧，也不是阿波羅，確實應該是密教元祖的俄耳甫斯，特別是冥界、地上界、天上界的使者海爾梅斯神。」
　　我正在打算和敬愛的朋友中的學者、藝術家們創辦冠以海爾梅斯之名的季刊雜誌，希望歷史學家們向這個雜誌寄稿。我邊讀渡邊一夫的著作，邊整理連續講演的記錄，同時也看法國歷史學家的工作，這裡不妨列舉一個頗感具體而且必要的例子如下。渡邊一夫的《泰平日記》中，從佛朗索瓦一世時代的一個市民的日記中引用了如下一段：
　　１５２５年１０月，巴黎發生了令人吃驚的瘋狂事件。即：五六個人騎著驢，戴著綠色呢絨頭巾，在市內十字街，特別是法院大廣場的大理石台前，拿著一張卷軸紙，大喊大叫，念上面各種荒唐話，和演滑稽戲一樣，實際上是另有打算。這些人特別喊得凶的是『國王要死，賢人們隱蔽之，呆子們全出來』，大肆嘲弄揶揄。原因是把監禁在西班牙的國王（佛朗索瓦一世）去世的消息封鎖起來不讓大家知道的事終於流傳開來的結果。……攝政太后要求巴黎市副長官莫蘭處罰他們……但是根本沒有執行。據傳說，這些人是最高法院書記會的書記員。
　　這件事渡邊一夫理解為確如日記作者的結論，是政治意圖的行動。也就是被禁止示威游行的巴黎市民，表面上是演滑稽戲，實際上是自我顯示的政治行動。我對這一結論是贊成的，但是也認為，既然有滑稽表層，自然就有滑稽深層，應該強調兩者的活力，所以我對年輕人加上了自己如下的解說：
　　如果這僅僅是政治性的事件，那麼，既然攝政太后已經提出要求，巴黎市副長官早就把示威的人抓起來了。因為事情是最高法院書記會的人們幹的，這也是誰都知道的事。之所以沒抓他們，還在事件的背後不僅僅是政治，用宇宙論的說法就是法國人自古以來的信仰根深蒂固，副長官莫蘭是不是對此感覺很深？
　　不過，如果１５２５年１０月發生的最高法院書記會的書記員的滑稽戲，僅僅是幾個人一時衝動的偶發事件，我的話應有的說服力可就大打折扣了。我想找歷史的佐證，巴克萊分校的歷史學家告訴我要讀《年報》雜誌派的Y＝M·貝爾塞的《節日與叛亂》，從那本書上我找到確實合適的一段。這本書有日譯本（新評論社出版），所以引用該譯文如下。
　　中世紀的胡鬧表演，是１４００年形成制度的，這個制度規定，各社會團體自己演滑稽戲，自己表演自己，用這滑稽鏡子照出自己醜態，而且規定這是一項義務。隸屬巴黎最高法院的司法書記表演小組，是由年輕的律師、檢察官構成的，這是一個這種身份的人居然在大街上表演胡鬧審判的時代。但是，這個傳統到了１５世紀被嚴厲禁止，因此，１６、１７世紀成了已經是惟有宮廷裡年輕貴族們才耍鬧的一種遊戲。
　　就這樣，民俗傳統的滑稽戲表演，突然遭到政治權力的壓禁。然而該政權的危機表現在群眾面前的是軟弱無力，這也是對權力的一種反饋。明白這個過程，我以為就能夠更清楚地理解佛朗索瓦一世時代一個市民的日記，以及渡邊一夫解釋的意義。
　　也是這本書上，貝爾塞詳細論述了從節日祭祀移向叛亂——如果讀一讀同一主題的另一冊著作，即：魯羅阿·拉杜裡的《傳說的狂歡節》，就會看到更強烈的魅力。這本書也和貝爾塞一樣，同是樸實無華的作者寫的書，兩者一齊讀，更能準確理解原意，我以為這是給非專業人員用的——的過程，同時給節日祭祀下了下面的定義：「節日祭祀，一定以某種形式的恐怖或希望反映該時代的精神。」這不能不使我對於自己從事的文學來一個根本的反省。
　　我以為自己對於文學，和同齡的歷史家貝爾塞對節日祭祀一樣，一直未停止過思考。我認為，文學，一定以某種形式的恐怖和希望反映該時代的精神，或者說必須反映。我必須明確地說，也許有人說，這並不是一想就能理解含義的定義，但是我自己把過去許許多多的聯繫在一起，受同樣表現的貝爾塞簡明的表現所啟示，才能發表這樣的見解。我開始表明節日祭祀與文學有相似之處的見解，是借助於歷史家安利·魯菲普爾的巴黎公社研究，至於對兩者的綜合，在我眼前架起聯結兩者的橋樑者卻是前面提到的巴普康克等人，以及構築世界范圍具有同時性工作的文化人類學者山口昌男。我經常從學者那裡學到立足於他的專業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而確立的簡明扼要的定義。
　　我確確實實受到貝爾塞啟發的是他那簡明的定義和簡明語言的組合：恐怖或希望。我曾經對《危險與希望——美國的科學家運動》這本書有極其深刻的印象，因為這本書符合１９４５到１９４７年這個重要分歧點的年代，詳細談了原子力給人類帶來的危機，而作為能源它又給人類帶來了希望。這本書的標題是奧本海默博士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於洛斯阿拉莫斯談原子力時說的話。他說：「不是只有巨大的危險，而且也有巨大的希望……如果今後能夠謀求和平，那麼，就存在為此而開始使必要的變革得以實現的希望。」此書著者A·K·史密斯是一女歷史家，她的丈夫是曼哈頓計劃１的參加者。從那以後，危險和希望這個詞就刻在我的腦子裡。可是我在上大學的時候，說起來實在滑稽，那時我是一個存在主義者，一說起希望，必提絕望這個詞和它對稱，所謂言語對稱結構的所有者一般。（紫竹書房出版）
　　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製造原子彈的計劃的代號——譯注。
　　由此我思考了貝爾塞對於節日祭祀所下的簡明定義，它的方法，恐怖與希望的對置，如此等等的深義。這時，與此相應的事自然也就浮上心頭。最近我不再擔任為發給新作家文學獎而設的評選委員會的委員了。那時我就想今後要寫寫小說，但是現在寫作而且發表作品的青年人給我寄來很多信，從郵戳上看就知道是寄自全國各地的。寄信人表示自己從您擔任文學獎評委的評選方法以及所作的評語中得到關心。由此可見，您給新進作家的信表現您的誠實。據說您今後不再參與新進作家的文學獎評選活動了，是對擔負下一代的作家們不感興趣了麼？您如果依舊關心，您現在傳達給我們的信息是什麼呢？
　　把許多信的內容綜合起來並加以概括，所問的內容大致如以上所說。對於這些信我是打算回答的，而且如果說到給年輕作家的信，我就想到應該學習貝爾塞，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話。文學，一定以某種形式的恐怖和希望反映該時代的精神，或者說必須反映。按照這個方向，希望大家努力奮鬥，而且完成語言活潑，語言和形象活性化的新創作。自己已經是並不年輕的文學一代了，但決心按此方向努力，以上所說就是我回信的主要內容。
　　我們共有的時代精神即恐怖和希望。如果有人問：我們的時代精神的特性是什麼，我以為回答者一定感到困難。對於我們的現在與未來，我們能夠抱什麼樣的希望？這可能也是難於回答的問題。倒是恰好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一直在多麼恐怖之中暴露著而活到今天，但是對此從來不屑一顧，然而實際上恐怖卻赤裸裸地懸在我們面前。
　　打開當年９月２１日的晨刊報紙，看到這樣一條消息：海上自衛隊的p３c對潛哨戒機，於隱岐島西北的海上發現蘇聯的GⅡ級彈道導彈潛水艦一艘，浮上水面冒著白煙。我的反應是：一個巨大的恐怖實體確確實實地擺在我們的眼前，恐怖的根源完全是非常荒唐露骨而且十分拙劣的人所作所為。不久的將來，人類將在幾乎原始的——即使原始人也未必製造這種事故——極其單純而偶然事故造成的開端，就發動一場最後戰爭，把從原始時代直到２０世紀人類創造的歷史，把這整個歷史時期創造的文明，把走向未來的極具可能性的文明，也就是人類的希望，一古腦兒毀滅！也就是說，我們是在如此規模、如此具體的恐怖之下，營造著我們的生存基礎。使我們感到窒息的恐怖實體的情況如何，不妨引用一下當天晨刊報紙商品目錄般的文章。
　　GⅡ級是普通動力推動的潛水艦，水中排水量３０００噸。司令塔內裝有射程２４００公里，１００萬噸當量的核彈頭的SSINIS彈道導彈三發。p３c飛機發現的時候，潛水艦的司令塔裡正往外猛噴白煙。正趕上收攏導彈，SSICNIS的固體燃料已經點火，一旦潛航，發射管進水，就很可能滅火。固體燃料如果繼續著下去，導彈就會引爆、發射出去的危險可就大了。這是軍事專家觀察的結果。如果SSINIS引爆，一定落在１２００至２４００公里的範圍之內，儘管安全裝置沒有打開不會爆炸，但核污染卻是免不了的。（《朝日新聞》）
　　對於我所擔心的問題，專家沒提到，所以也許是外行人的杞憂，不過，核導彈從蘇聯潛水艦上發射出去了，雷達上業已發現，美國的核防禦網將要立刻反擊，好像是瞬時之差沒有發生大事，實際上卻是SSINIS導彈因火災而起了火。這一事故前後，我國因為可能搭載托馬霍克巡航導彈的艦船入港，日本非常緊張，日本列島周圍也十分緊張。
　　事故之後的第３天，這天最後的電視新聞節目說，蘇聯的逆火式轟炸機２０架南下日本海，我聽了這個報道之後，儘管已是深夜，仍舊回到書桌前，重新讀了華盛頓研究機關的「軍備競賽與核武器研究計劃」的負責人W·M·亞欽去年秋季發表的那篇論文。「美國國防部綜合評價局，進入１９８４年之後，為了幫助太平洋軍司令部，預定向它推薦『為了掌握高水平的中國、蘇聯、朝鮮半島、日本（包括美國在內）複雜的軍事形勢而作的關於東亞的評價』。這個評價裡有『蘇聯遠東的脆弱性』和『日本自衛隊的改觀以及對將來方向的理解』。／這兩者有密切的關係。日本需要加強努力的是集中力量於防空和對潛作戰，利用蘇聯遠東地理上的不利因素。如果將來美蘇對立，從日本海上封鎖它的出海口，就是美日兩軍的主要作戰項目。因此，由於蘇聯繼續在亞洲配備戰區核武器（執筆此文時的情報說，新 SS—２０基地增加了３處，加上以前的，在遠東總共配置了２７個發射台），以及給海軍廣泛配備核巡航導彈，如果發生衝突，發展成為一場核戰爭的可能性極大。／美國的攻擊型潛水艦，已經在蘇聯一向視為聖域的鄂霍次克海加強了對蘇聯潛水艦尾行作戰活動。另一方面，蘇聯增加了以其逆火式轟炸機對美國艦艇的追蹤，以及對日本領空的入侵，正在提高在日本周圍的海軍作戰速度。必須銘記，冷戰開始以來美軍進行的最大的兩項「熱」戰，在亞洲已經開始。／……出於各種各樣的政治原因，美國不會放下亞洲地上射程遠的戰區核武器。但是，對於距離遙遠，而且以海軍為主力的控制區域來說，從海上發射的巡航導彈最合適，所以，現在正加緊配備。因此，對這個地區「平衡」的評價難以想像，從某種意義來說成了過去。」（「海上核戰爭」，《世界》第四六○期）
　　我們僅僅從最近的報紙、電視報道所接觸的情況來看，就已經確實認定亞欽一年之前展望的亞洲形勢毫未改變，然而還必須強制我們把這大規模的可怕的事故因素看成當今的頭等好事。
　　在巨大的恐怖面前，有正氣的人應該怎樣行動？大概不外乎創造希望的根據，按對抗恐怖的辦法行事吧。這就是說，面對籠罩一個時代的恐怖必須建立起與它對抗的希望。把兩者的關係當作各具強大力量的事物，就能明確時代精神。我以為，特別是使之顯在化，表現一個時代精神的有節日祭祀，有文學，總之，把同時代人所製造的恐怖與希望全都表現出來。
　　那還是我兒童時代住在位於森林中一個峽谷裡的村莊時候的故事，現在回想起來，可以說我體驗了節日祭祀和文學的本質。後來接受了魯菲普魯和貝爾塞以及山口昌男指引的新思考方法，才感到這個體驗直接地和有意義的血脈聯接在一起了。
　　與其說夏天的節祀，倒不如直接了當地說跳盂蘭盆舞更正確，本來是先舉行祭祀，從傍晚開始跳盂蘭盆舞，這是定不可移的。直到現在我們村乃至日本全國都是用灌的領唱唱片領舞。戰敗的第二年，戰後辦的盂蘭盆舞是在小學校院子裡搭上指揮台，指揮者邊打大鼓邊唱「民謠」，以農業為本職的演者領舞。本來以擴音機播放的唱片為主流，但唱「民謠」１的演唱者看看站在舞蹈者圈外的那些上年紀的人，發現他們的反應冷淡。
　　１原文為「口說」，意為即興演唱。譯成「民謠」，因為它的詞雖是自編然而用的曲子卻全是民謠的舊曲——譯注。
　　然而我這看熱鬧的孩子卻被「民謠」吸引住了。那演唱者從指揮台下來顯得心情不痛快，我大概是沒有勇氣直接問他所唱的內容，便問我的祖母和她身旁的老人們。據說，戰前一位小學教員直接採訪演唱者們，把唱詞用蠟版印成小冊子，他借來看了，演唱的就是本子上印的。據說它的名稱以其暴動的領頭人為名，就叫「蠶福」，它是我們當地的一個無法無天的人領導的一次農民暴動的故事。我聽後記下來的幾段盂蘭盆曲全是那上面的。戰敗之後不久，在民主主義的改革氛圍之中，把暴動過程編成了「蠶福」當作盂蘭盆舞的伴歌，我像受到衝擊一般，印象極深。
　　我作為一名作家，一如我過去的工作所示，這番經歷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細想起來，我是從這次盂蘭盆舞才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根是養育了自己的這片土地的民俗與歷史，也是第一次碰上以某種形式表現恐怖與希望而反映時代精神中的一時衰退的狀態。其次，「蠶福」暴動的「民謠」本子上，儘管記的全是古式的疊句，但它卻喚起了我這少年活生生的想像力，的確是以某種形式表現恐怖與希望而反映時代精神，我們當地土生土長的原始文學。如果重讀那謄印本小冊子，在我腦子裡起結晶作用的結果，一定與以前大不相同。不過，「蠶福」暴動的「民謠」以下述骨骼依舊活在我的腦子裡。
　　暴動者對「蠶福」的恐怖，隨後是對他的黨徒們強迫命令，讓他們參加暴動，黨徒們對此行動的恐怖。因此造成的艱苦生活之中卻充滿也許會出現什麼好轉和變化的希望。如此等等，我覺得彷彿幾股繩子搓在一起一般。派人去河的下游市鎮，從糧倉扛出大量的白米，碰倒的酒桶，那酒奔流不已，這些描寫，簡直是祝祭時候的氣氛，它使我的心為之震顫不已。結局暴動遭到鎮壓，「蠶福」及其黨徒均被處死。為了請他們的亡靈不危害本村，對於「蠶福」等人之死，以哀歎的調子唱出他們的結局。這純粹是出於安魂的動機創作了「民謠」，作為集合在一起的眾人跳盂盆舞的伴歌，大家自然是同意的。總而言之，它是大家確認越過各種各樣危機一直生存下來的本村共同體的希望，儘管作者不詳，但是它表現了我們森林中峽谷村莊的文學，而且它是生機勃勃的。
　　恕我冒昧，對於年輕的作家們，或者今後想當作家的青年們，我一直想說：「在你作為一名作家的生涯中，把我以上所說的「蠶福」暴動的「民謠」具有的意義，這回作為你的課題思考思考。最近以來我常常看到，新進作家們自己既沒有戰爭體驗，也沒有戰後混亂期的體驗，既沒有參加過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鬥爭經驗，也沒有參加過大學的學生運動的經驗，一句話，對於社會無任何反應的時代之子，而這種時代之子在發表談話或者隨筆和論文，這實在令人感到奇妙之至。
　　前面我引用了亞欽的論文中長長的一大段，對於可能是一觸即發臨戰形勢下的亞洲海域，特別是日本海、沖繩和本土海港的狀況，每天都有報道，如果對於這些報道不屑一顧，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日本和日本人在２０世紀就被推到最危險的局面。我們不能脫離社會現實，我們還不是自甘處於我是無根之草，大發快活漢子那種慨歎的狀態。社會狀況、時代將我們席捲而去的危險統統向我們襲來，個人無力逃避，如此危機，難道不是今天的現實情況？
　　新進的年輕作家們，對於新鮮事物的感受以及語言感覺，與過去的作家相比，顯示出卓越的水平。他們如果很好地抓住時代，創造出獨自的文學，那就明顯地超過我們舊時代的文學。同現在的恐怖對抗又怎樣生存下去？同這種恐怖相比，能創造出多麼大的、多麼有保證的希望的根據？思考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年輕的作家就會自然主動地承擔起今天最敏感的時代精神的責任。我相信，他們如此這般創作的文學，也就是以某種形式表現恐怖與希望而反映今天核狀況下的時代精神的文學，同時代的日本青年肯定以讀者心情而翹首期待。我並不要求青年作家們以今天的核狀況和日本人的關係直接地作為主題寫小說，在把貝爾塞關於節日祭祀的話移到文學上的定義的基礎上，「以某種形式反映」這一部分確實是很重要的。我曾幾次提到，我編輯了廣島、長崎受過原子彈轟炸的人寫的以原子彈為主題的短篇名文選集《未知的將來》。即使類似這樣預先限定主題而徵集的短篇，作家們也是確確實實地各自構築了自己的文學世界，並且斑斕多彩，可以這樣說，我反倒從中看出受到鼓舞的文學特性。
　　我對於年輕的作家們的希望只有一個，那就是，在今天的核狀況之下，日本和日本人被逼進窮途末路，以及直接給我們帶來的恐怖，千萬不要彷彿它實際上並不存在而不予理睬。隱歧島的近海上，蘇聯的GⅡ級彈道導彈潛水艦正在冒白煙。這也許就是不僅使日本而是使整個世界的大雪崩之勢走向毀滅而扣動扳機的事故。要敢於直面冒白煙的潛水艦照片上表現的恐怖吧！然後以人的自然本色，滿懷與之對抗的希望，為此希望而活躍想像力吧！我想對你們說，在這一過程中你們鍛煉的時代精神，即使寫的小說是以漂浮於東京的消費生活表層的青春為主題的，也是以某種形式反映了時代精神，使你們的文學優於進退維谷中的同時代文學。
　　確實有可以示之於眾的這類文學表現的例子。「沖繩·通過文學反核反戰思考之會」出版的《從島的空間——１９８４·沖繩·反核反戰文學名作選集》中有一篇詩，標題為「回帳篷村——難民收容所時期」。作者牧港篤三是沖繩市的市民，沖繩之戰他曾在該地，有此經歷，戰後在被佔領下的沖繩立即把他記錄出版的報界人士。他也是把美軍政之下衝繩人的心態，以及沖繩人與本土的日本人、美國人之間微妙的陰暗關係，以批判的眼光如實寫出來的人。
　　黎馬嫩的巴勒斯坦難民帳篷／那照片是報紙上看到的／彷彿半是辛酸半是高興／但是飄動的是悲哀氣氛／／帳篷之形萬國一致／正中豎一根棒，四方打上樁／用繩子固定在現實的砂子上／帳篷村裡過日子的人又多又雜／每天紛紛攘攘／／夜間從帳篷裡落下星星碎渣／人們的牢騷，彷彿蠐螬鳴叫／這就是民眾單位的村莊／月夜使帳篷翻倒／住民彈向空中／／難民一無所有／可算赤貧／但是他們有歌聲和哀歎聲／不過前途依舊讓人擔心／／和坐在沙發上，打開取暖器／膝頭蓋上毛毯的時光大不相同／令人擔心呵／帳篷村擁抱著我／傳來一股味道／帳篷村露出一張臉向外張望，一張無妝無飾的臉／是個年輕女人的勝／進了帳篷，惟有寂寞的老人脊背／那似乎是人的脊背／早霞升起／帳篷裡滿是亮光／回去吧，回到帳篷村……
　　舒緩有致的散文調子——由於那切割式的韻律，表現了沖繩語的聲調，和超現實主義心像一起成為詩人的個性——裡，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沖繩在戰爭結束時的帳篷村，現在的沖繩基地的生活，這三層自然而然地重疊在一起，表現了現實的而且深刻的觀照。在沖繩之戰巨大的恐怖中活下來的人，既有對前途的擔憂、歎息，也有明確的希望，在這裡都有清楚的再現，誰都能夠理解，這些總體，肯定就是戰後立即出現的沖繩的時代精神。以此為主軸，向著現在的黎巴嫩和沖繩的時代精神，而且明確地發出「回去吧，回到帳篷村」的要求救濟的呼聲……我將要看到，渴望挫敗新而巨大的恐怖的呼聲呼喚沖繩的時代精神，必將提示給大家。與其說是對年輕的新作家說的，不如說這是對我自己說的更恰當，本土上的日本人的文學，彷彿已經完全離開了這位沖繩詩人的時代精神，而且必須把它看成對我們是致命的缺陷。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如果我們在這種核狀況之下居然能夠活了下去，那麼，我就有個預感，後世史家可能作出這樣的概括：２０世紀末也有文學，但是這種文學並沒有以某種形式表現恐怖和希望而反映時代精神。而且這種預感一直威脅著我。因為到那時候，我們的文學將被判定，在渡過這核危機上它是無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