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生的定義[全文完]

絕對官僚

十　多方面的觀察

　　酷暑的夏季已過，只是感到季節的循環如此，其實並沒有覺怎麼難熬，不過也確實慶幸一家平安。就在這樣氣氛之中的一天，晚刊報紙死亡報道欄的一則標題卻立刻使我緊張起來。之所以如此，一是事情本身太出乎意料，給我們帶來巨大悲痛；二是不知道該怎樣告訴身有殘疾的兒子。我和妻子彷彿額頭碰到額頭一般低聲商量一番。那條報道是這樣寫的：「森安信雄先生，日本大學名譽教授，９月２８日下午３點１８分，因肺氣腫於東京都板橋之日本大學板橋醫院逝世，終年６７歲。／……專業為腦神經外科學。歷任第三十屆日本腦神經外科學會會長，第十屆日本臨床電子顯微鏡學會會長。」當天晚上，我和妻子在先生遺體前得以拜讀先生於２１年前寫的一頁日記。日記上寫的是給一個新生嬰兒也就是我的兒子作頭部手術獲得成功的事。完全是科學家的文筆，記敘簡明扼要。文章提到當時我這個年輕的毫無經驗的父親，滿懷焦慮不安，聽到終於度過這個難關時如何高興的反應。的確如日記所說，由於森安先生出色的手術，兒子才開始明確地走上了生命的道路，我這父親和兒子一起得救，這種想法至今銘記在心。我記憶之中，當時先生比現在的我還年輕，修養極佳，舉止文雅，意志堅定，是一位理智型科學技術家，如此等等印象極深，一位救人的人，這形象特別鮮明。
　　近２１年之間，兒子的身體不斷地出現障礙，我和妻子之所以沒有過於膽怯，沒有喪失勇氣而甘於失敗，完全由于先生在緊要關頭一定採取適當措施救治和給我們以鼓勵的結果。現在先生逝世，我們今後將無所依靠的哀思更深。我們之所以為先生的逝世感到彷彿心靈的支柱折斷一般哀痛，是因為有一個智能發育較晚的兒子，但是畢竟隨著年齡長大，再加上先生的關懷，他也漸漸適應社會了，現在能在區立福利作業所勞動。我們夫妻悄聲說的就是這些話。
　　說話的次序可能顛倒，快到動身前往弔唁的時間了，我終於告訴兒子：現在從報紙上看到先生去世的消息，並且把那條消息讀給他聽。開頭，兒子好像遭到沉重的一擊，一時茫然不知所措，對於報紙上的消息和我的解說，一概不能如實接受。然後也不知道他是發火了還是討厭我的話，立刻把我的話打斷，大喊大叫地說：「過６０歲死了，是可喜的事！」我一時沉默無話，他也不再說什麼了。
　　從先生住宅出來，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去了四喜飯館１，這是我們家從來沒有的習慣，去了這裡，是因為妻子太鬱悶難解的緣故。難怪她心裡煩悶，因為先生去世對她來說的確是一個巨大衝擊，其次便是兒子說的那句話——兒子不過是從過去的學校裡或者現在的作業車間偶爾聽來的帶有厭世情緒的話，在家裡像念台詞一樣重複一下而已——使她非常生氣。
　　１原名「壽司」，與四喜二字恰好諧音。製法是把米飯抖上醋和鹽，平攤在紫菜上，再攤上魚、肉、菜等等，捲起來切成一指厚的片。既可當點心，又可當快餐——譯注。
　　我和妻子之間的談話當然不可能心情愉快。照顧我們兒子達２０年之久的先生突然去世，但是兒子卻說過了６０死了是可喜的事，如此無情無義，妻子為之憤慨是理所當然的。我對妻子說，兒子的話根本不會拿這事當玩笑逗樂，但是，對於他受到此番打擊的結果如果不注意費些時間觀察下去，只對他這話的表面斤斤計較，是否有些膚淺？比如，我們本來擔心兒子一聽到這消息可能號啕大哭，弄得我們束手無措，但是還把這消息告訴給他，然而他卻把感情深藏內心，保持著表面看起來平靜的態度，現在我們都不在家，只留下弟弟妹妹看門守戶，他那反應還不是最壞的呢。我這樣說著也漸漸和妻子一樣陷入憂鬱之中。
　　第二天，因為星期天而不去上班的兒子，一整天什麼話也不說，飯也是自己一個人草草了事，吃完在自己的房間一躺，對著電視新聞欄目望著，但是不看節目，向來喜歡聽的超短波廣播節目也不聽了，整個一個人退回到小時候那副模樣。星期一凌晨３點左右，住在他隔壁房間的我，心裡總是不安便醒了，因為好幾次都有前兆——也許是妻子把我叫醒告訴過我，兒子犯病之前也曾敲過牆，反正我醒來去看他的時候，兒子連身也沒翻仍在睡覺——隨後便是兒子身體僵硬，脖子往後仰，呼吸急促，發作的程度從來沒有這麼厲害，我只是守在他的旁邊，別的毫無辦法，等他發作完之後再過一會兒，兒子照例充滿感激之情地說：「又是爸爸來救我！」到這時候他的發作完全停止，我把他依舊沉默不語的情況以及他發作的情況告訴妻子之後就睡下了。午飯之前起來一看，兒子在昨天還毫無興趣的錄音機之前擺起架式戴著耳機呢。據妻子說，仔細聽了一下耳機漏出的細小聲音，好像是肖邦的「奏鳴曲第二號」。下午開始，我們叫他他也答應了，一到晚上，就開始了他那唯一的一項智慧型活動— —作曲。五線譜紙上開頭就是「M安魂曲，E小調」。
　　據兒子說，他生下來的時候的重大疾病經先生給他治好，這事他聽過無數次，銘記在心，而且自己記事之後一個接一個的難關都是經先生之手才得以度過的。先生作為一位醫生，而且對我們多年來始終如一地知己相待，一直受到我們的敬愛，然而我們卻突然收到他逝世的消息。這對我們無異於突遭暴力一擊。我兒子對於消息本身和告訴他這消息的我，乃至對於外界社會，一律排斥和拒絕，這就是兒子的第一階段。緊接著便是第二階段。這種排斥和拒絕持續下去，並且非常頑固從而進入第二天，便是發作。於是以自己最喜好的音樂，通過自作的送葬進行曲的奏鳴曲悼念他所敬愛的人之死，終於以其自作之曲達到他誠心誠意地表達了他內心的哀傷與追悼的情思。最後兒子復歸於家庭，乃至復歸於社會。關於精神醫學，我連啟蒙的書都沒讀過，兒子受到巨大的衝擊之後，我觀察他從痛苦中恢復過來的過程，我覺得他的發作——我以為類似癲癇——恐怕心理方面的作用未必不處於重要位置。
　　和殘疾的兒子一起生活中，他常常幾乎是沒有任何預示就表現出幼時的舉止，必須觀察他的內心世界，而且是盡可能地想方設法地多方面觀察他的內心世界，這成了我們家庭生活的基調。這種觀察給我們一家帶來的效果，是給我們打算從受束縛狀態之下把兒子解放出來的設想增加了力量和勇氣。這次，我們觀察到兒子對森安教授之死是以全身心地接受的態度這一發展過程，才使我和妻子從悲哀的籠罩中回到平靜。這樣卓越的醫生之死，對於許許多多的人來說，當然是無可彌補的巨大損失。
　　日本筆會每年舉行「獄中作家之日」，我在今年的集會上講了話。我明明知道可能受到過分偏於個人經驗的批評，但是我依舊從前面寫的這件事開始講起。講演的題目，本來選定威廉·布萊克預言詩《阿美利加》的一節之中，「鎖鏈拴著的靈魂」那句話。「讓轉動石磨磨面的奴隸跑到原野去吧。／讓他們抬頭仰望天空，在光輝燦爛的大氣中縱聲大笑吧。／他們被關閉在黑暗和哀歎之中，３０年的日日夜夜全是疲憊不堪。／他們的臉上連一瞬之間的笑容也沒有，讓鎖鏈拴著的靈魂，快快站起來吧，把眼光高高揚起吧。」
　　圍繞著這詩句，我已經寫了小說，也用來作過講演。小說確實是以我的殘疾兒子為內容的。前面提到的講演中，我介紹了《布萊克，帝國的反對者》作者D·V·阿德曼，以《阿靈利加》中的幾節寫成的１７７６年「獨立宣言」的詩，以及它的表現、讀解。我們知道，阿德曼１７９３年寫的這長詩，在昂揚法國革命精神，在歐洲整個地區被當作美國獨立原理的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的權利，以及推翻壓迫的權利，看作給他們帶來了力爭解放的思想而被熱情謳歌。前面引用的一段就是和自由有關的部分。（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有人看了我引用這首詩的小說，他沒有看它的結尾，只憑看到的描寫過程的文章，就批評我是把殘疾孩子和他的父母一起，全當作鎖在終生殘疾這條鎖鏈上的靈魂了。然而我考慮著布萊克的根本思想，同時也想到另外一面是這現實世界的人全都被拴在鎖鏈上了。有殘疾的人遇到偶發的一些事情時，就更加陷於窘境，在這些方面使他們得到解放這一點，和一般人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如果細說起來，以我的兒子為例，他在某個時間點上是怎樣退到倒退的方向而痛苦不堪，隨後又怎樣趨向於前進的方向，或者再邁出一步解放自己，即使我們家人也難於掌握他這個過程。至於他本人，就更是困難的了。殘疾孩子不可能認識到他自己的心理上如果朝著治癒方向去想，有意識地這麼作，該怎樣加快地治好自己。然而一般普通人卻是無論誰都能自覺做到的。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我以為下述內容很重要：殘疾兒在日常生活上，以及偶爾遇到自己無力處理的困難時刻，他們是怎樣感悟、思考、行動的？對於這些，不僅他的家人，即使周圍的人也應該盡可能多方面地注意觀察和理解。有的時候——重度殘疾兒更是常見的情況，他們在許多場合是和他的家人一起痛苦地奮鬥，這種情況是常見的——殘疾兒不知應該如何感悟，不會思考，也不能行動，所以還必須力求瞭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經過努力，把殘疾兒全身發生的信息同獄中作家越過人為的傳達障礙發出的信息相比，前者未必是輕率的想法。我們需要的是努力把這種缺陷部分，或者在傳達過程中難保完整的信息，如何復原、修復，然後很好地理解它，以及怎樣才能創造出達到這一目標的能力。
　　透過歷史的時間的障壁讀原著，也是如此。試舉眼前的例子，對前面引用的布萊克的原著的理解，對於本世紀的研究者們來說，的確是需要努力的。布萊克長而且大的預言詩，除了唯一的例外，在出版書肆是找不到的，這位既是畫家又是詩人，只有以其天才的藝術完成的彩飾版畫才能被人們看到。布萊克生前，已經有人對他預言詩大加貶斥，說他的詩帶有狂氣，含義脈絡不清，隨意誇張。開始給予明確評價之後——那是凱恩斯主編真正的原著印刷刊行的本世紀以後的事，這樣一來，甚至有的研究者簡直把１７５７年生１８２７年去世的布萊克，當作２０世紀的詩人來研究——首先是由葉芝代表、立足於西歐密教傳統的理解，此後是結合同時代的情況進行的解釋。可以說，它的頂峰便是阿德曼的研究。
　　今天的布萊克研究者們的工作，有上面提到的阿德曼，以及注意對其傾向的研究的同時，把秘教傳統中的布萊克當作從今天走向明天的水甕座時代預言者的卡斯林·萊恩，他們確實多方面地理解布萊克的原著，而且把它作為一個人的事業綜合集中。由於多方面地理解和綜合集中，今天呈現於我們面前的布萊克形象，曾經被鎖在歷史時間障壁的靈魂得到解放，既顯示了他新的光輝，也使我們許許多多的人受到鼓舞。
　　說到我和「獄中作家日」的關係，我過去和獄中的文學家還真的有過關係，我對這文學的工作直到現在依然關心，這人就是韓國詩人金芝河。他的書，屢遭禁止發行，他也屢次被關進監獄，在這過程中，當詩人被宣告死刑的時候，他最後採取絕食鬥爭以示抗議。許多的聲援集會我都參加了。還有，去年我在加裡福尼亞大學巴克萊分校講學的時候，和當地大赦活動的支持者們召開了「談金芝河的文學及其人」的集會。該地來自韓國的移民依然增加，集會又是在韓國留學生較多的巴克萊分校舉行，所以我也作好了思想準備：對於金芝河抵抗的政治體制未必持批判態度的人們，對於日本人傳達金芝河思想的這次集會如果出面妨礙開會，那就聽其自然了。然而不僅韓國人聽眾，即使白人知韓派的聽眾也有熱情反應，我再次感到金芝河深厚的影響力。
　　我有時候也想過，日本人對金芝河顯示的文學方面或者超文學的信息，如何理解的問題。日本人對於韓國和韓國人不怎麼瞭解。日本人對於朝鮮這個國家和朝鮮人曾有過的犯罪行為業已忘卻，現在的課題是對於朝鮮半島這兩個國家沒有加深瞭解，不同水平的指責已經屢屢出現。在這種情況之下，日本人廣泛的關心可以說只集中在一個詩人金芝河上了。他的作品中對日本和日本人的批判，把《源氏物語》的題名遊戲文字化，改為《糞氏物語》就是極好典型。它對我們的眼睛和耳朵來說決不是舒服的。所以，日本人對金芝河熱情容納，我以為確有深層意義。他從獄中發表的《良心宣言》，給與日本年輕一代的衝擊是驚人的。
　　但是失掉自由的金芝河所表現的既有複雜的側面又極其明確——政治層面如此，文學層面也是如此，我認為金芝河屬於亞洲式奇形怪狀現實主義的形象體系，在文學上把自己從根本上引到自我革新的方向上，我是這麼想，也這麼寫了——而形成對照的是，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出現了奇妙的現象。隨著時間的進展，把金芝河關起來的總統遭到暗殺，然而他的苦難日子仍在繼續，最後獲得釋放，但是詩人的自由卻受到了限制。日本的新聞記者是用不著多說了，像那些精力旺盛的作家也前往韓國逗留不返，很想和他見面。我作為參加過拯救金芝河運動的人，曾經擬定旅行計劃，申請護照前往韓國旁聽對金芝河的宣判但遭到拒發籤證，因為有此經驗，又使我考慮到像我這樣的人再同金芝河聯繫是否合適，所以我只好不再作親赴韓國的打算，注意新聞記者和作家的報道。
　　但是關於金芝河自由受到限制的為數不多的報道，我覺得幾乎沒有新的情報。我所看到的只是，金芝河在繁華街大喝其酒，或者我和金芝河喝了個通宵，如此等等而已。我想，如果對金芝河的工作依舊關心的人，即使酒席上和金芝河談過話，他也不可能不問問他根據獄中寫的創作筆記完成的敘事詩《張日譚》的進展狀況，然而關於敘事詩的事連提也沒有提過。
　　和他見過面的日本作家說，金芝河現在不考慮政治批判那樣的小事，而是構思更大的更有普遍意義的問題。現在只能看作方向上大致未錯的信息而已。不過人們當時對於這個信息主要理解為新聞記者們散佈的「轉向」說的一個補充。總而言之，金芝河獲得釋放，雖有一定的限制然而還算得上自由了，允許多方面地觀察他，但是卻不允許把這些觀察可能綜合成真實的信息傳達給外界，結果仍舊是把他罩在一個奇怪的障壁裡。以上這些就是我幾年來的感想。
　　然而金芝河自己打開這信息封閉環境的是他那大說１《南》第一卷的出版。雖然遭到韓國禁止發行的處分，但是已經決定停刊的文藝雜誌《海》彷彿開了最後一朵花，刻不容緩地把它翻譯出來，組成特輯出版，計劃之周到，速度之快，我以為是特別出色的。對於金芝河八年來的沉默曾作過種種猜想的日本人來說，《南》第一卷的出版，可以這樣說，這是以綜合手段送來準確無誤的巨大信息。因為它是對於作者具有喚起多方面觀察理解力量的作品，而且如果將其內容綜合概括，那麼，經過多年考驗和鍛煉堅定不屈的詩人之像，彷彿近在我們身旁一般站立起來了。它使我們不能不想到，文學原著決不會被其後的信息所攪亂，它是具有強大的直接的影響力。
　　１即並非「小說」之意——譯注。
　　作為一個日本作家，我初次接觸大說《南》的感動，是以極短的時日讀完翻譯稿而獲得的，為《海》的特輯選的同哲學家鶴見俊輔之間的對話，我以為表現得最直率。這裡且把我的話引用幾段。
　　關於《南》這部作品，早就聽人說過，我曾擔心我作為一個日本人是否能夠理解它，但是讀了立刻明白，很容易理解。結構方法，形象，語言，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我覺得金芝河本人也想希望讀者很好地理解這部新作品的形式而盡心竭力了。其次，「大說」一詞的意思包括整個結構和主題，金芝河作為一次嘗試而自己寫的，同時它也說明作品。／……在開頭的介紹作品那部分所寫的「大說」，或者稱之為廣大說的意思，使人很容易明白，至於作品生命的中心思想「萬國生計即南朝鮮」這種含有政治意義的主題，一如開頭的精采說明，作品的展開上沒有過不足之感。我倒覺得的確是一部通俗易懂的作品。設定的名叫『廣大』這個講述人……好像是出於最下層社會的罪犯，他自稱有些道聽途說的學問。規定這麼一位朗誦人，可能是這部作品最成功之本，但是並非自己特意把自己降低，而是讓在和那個人相同的位置上。是金芝河從過去到現在包括政治在內的生涯，把他引導到這個位置上的。／這部作品是以文學把宗教的內容、宇宙論的內容，乃至人民大眾的內容等等全都包容進去，既廣且大，這在以往的世界裡是未曾有過的。與其說它是小說，倒不如稱之為詩的世界更合適。我以為它把《聖經》、《可蘭經》，以日本來說就是《古事記》，總之它把這些經書一類裡面的神話全都包容進去了，我覺得它使宇宙的整個內容復活了，在這一點上，它是以文學回歸到原點處的形式完成這部作品的。
　　說「萬國的生計即南朝鮮」，雖然世界到處一片混沌，但是表現了它是其中最苦的，最受蹂躪的，苦難最多，然而生命的恢復最有可能性的地方。它的成就在於淨化整個世界，甚至是使宇宙復甦的主題。表現這一主題，對於生命本身有了很深的理解。生命，人、獸、草、蟲都有。雖然個個孤立毫不相關，但就整體來說也可以說是一個，這前半部分，如以日本為例，構思好像同武田泰淳，屬於佛教的。生命這一主題雖然出現數次，雖然和性與生殖糾結在一起。布萊克寫他最後的預言詩《耶路撒冷》的時候，把所有人類全都合併為一個巨人。合併為海神之子這位神人。雖然全人類合併了，然其中還有原子一樣一個一個的人活著。在這個之上的整體就是耶穌、基督。布萊克說，而且它也是想像力本身。和基督教的一個想法相似，這就是：人雖然是一個一個的人，但是不論從歷史來說，還是以相同時間來論，全有一個一個的生命，而且這些人構成的整體是一個巨大的生命團塊。我的看法是，金芝河是單獨的一個人，然而他的思想是人類自古以來培育起來的思想之一。
　　有人說，金芝河現在是否依舊持抵抗的態度還值得懷疑。我想還會出現這樣的人：從金芝河這部《南》來看，他實際上並沒有對韓國的現政權堅持對立的態度。不過我從這部作品看到的是，金芝河描寫的敵人都是最高層的。……此時，金芝河把敵人規定為兜率天王，兜率天王是天國的王，可以說最高、最大的敵人了。面對這樣的敵人，他簡直是赤手空拳，破罐破摔，不住嘴地罵罵咧咧地戰鬥中，清晰地浮現出自己所想的世相。我以為他是以這個形式對現政權用『廣大』這個人物給予批判。／細一尋思，搞政治論爭的時候，雖然有無論如何得下決心把對方打倒不可的辦法，但是實際上把對方一個一個地打倒也不是個辦法，必須和包括他們個體的整體一決雌雄才行。這方面的描寫，書裡常常出現。」
　　「昨天夜裡找出有關金芝河的計算機軟盤，先從新聞報道看起，當我看到覺得這個人這樣下去再也活不成了的時候，就同時想起那一天發生的事來。但是，他依舊活著。有報道說他已經轉變方向了。想到這裡這報道也不是不可想像的，可是「良心宣言」卻發表了。／想到這裡，就覺得歷史對於正直地生活下去的人是很嚴格的。我是個悲觀的人，所以覺得歷史就是這樣對待人的。把歷史稱之為時間也未嘗不可。也許是最理想的形式。金芝河活到八十年代之後寫出了《南》這部作品。我以為在發起救援金芝河的運動中無論多麼樂觀的人，十年前這件事是辦不到的，可以說，完全是一種空想。
　　文學對於一般的社會人，今天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效用，究竟還有什麼任務？我特別對小說作了觀察，我以為，對現實情況盡可能多方面地瞭解，在此基礎上概括人的行為，它就有模範的效用和任務。金芝河的作品那樣具有巨大綜合性的詩也是如此。
　　在這裡如果按小說來談，那麼，小說作者的想像力，即使表現現實的一個側面，也要把對像多方面地分段化，每一分段都要掌握它的真實性，並且加以概括，使文章和形象提示的情節發揮作用。讀者的想像力也是以同樣的作用，接受小說表現的內容。表現某一現實的時候，如果不把它多方面地分段化，既不能保證整體的真實，而作為單個存在的作家，必須超越單個的制約，要到達某一普遍表現的完成，除了經過這一概括之外別無他途。單方面地論述自己想法的寫法，作為單個存在而受限制的方面只有擴大的作家的精神作用，不可能使他的小說達到普遍的表現。金芝河的大說《南》，只有徹底的表現上的多面化和概括，才能完成了今天和明天的朝鮮民眾的整體規模上的自我表現。
　　然而在經過多面化表現的總體上，一般說來，在其貫穿作品整體的文體上，也應該有經過概括的單個的聲音。用觀察理解這文學典型而鍛煉出來的手法，多方面觀察理解現實的形貌。然後，對它給與以自己為主體的概括，我認為這才能夠說我們掌握了今天的現實，掌握了同時代。所謂掌握今天的現實，掌握同時代，也就是掌握今天的危機的現實，遍佈危機的同時代，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掌握這樣的現實，這樣的同時代，肯定會導致我們對遍佈深刻恐怖的世界有所認識，這樣一來，我們豈不是在沒有任何希望的援手之下，給吊在半空中了麼？我在前面的引文之中提到我是悲觀主義者，但是我接著也說了下面的話：「我想，金芝河自己也許不可能１０年前就預料達到《南》這部作品的文學與生涯之路吧。但是，現在看來，他的本質和奮鬥精神中早就自然地聯繫在一起，所以才有現在的《南》。我覺得這差不多是文學的恩寵。
　　從文學這個·知的單一領域更加擴而大之，對於哲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學，現在新的帶有強大活力的知的領域，我們過去沒能看得清的現實的側面，當作徹底的多方面的能使我們看得見的方向，這是誰都應該注意到的。如此多方面地看到時代危機的形勢，掌握了這些·知的領域，那麼，我們在危機形勢面前是朝後退的方向走呢？還是在這危機形勢之中，朝著探索打開現實局面的方向走呢？
　　我開頭所說我有個殘疾兒子，我們一家人都得應付他所造成的危機，我認為按前述中後者的標準行事才是人理所當然地選擇的道路。與殘疾兒子一起生活二十餘年，每天都接受這樣的經驗和教育，因而使我這樣思考了。

絕對官僚

十一　戰鬥的人道主義

　　中野重治歿後五年之會，因為經辦的年輕人們特別賣力，堪稱一次盛會。我想這是中野的書簡集《致我所愛者》（中央公論社出版）包括青年在內的讀者特別廣泛的反映。對中野的生涯給予支持的偉大女性們，只看其中的原泉、佐多稻子和在場的青年們聯歡，就可以體會到「某種樂趣」的滋味。內容豐富的話在之前已經反覆講過了，輪到我上台的時候已經時間無多，再加上我們善於使用預先寫好的草稿，來不及講完就下了台。我想把準備講的後半部分寫在這裡。「我在《讀日本現代的人道主義者渡邊一夫》裡也曾說過，渡邊一夫１９４８年寫了『文法學研究者也必須詛咒戰爭』和『難道人就避免不了成為機器麼？』中野重治把這兩篇隨筆牢牢記住，第二年年初以往復書簡的形式給予批判。
　　扼要地說，中野認為渡邊犯了堪稱為「文法的」錯誤。中野說：「你寫道，『人成了機械、制度、意識形態或者神的奴隸與工具，拚死拚活，符合必然性的人們能夠活了下來，如果是文藝復興以後人獲得人類解放的結局，或者它也是歷史的必然，那麼，按我的見解，那簡直是天真而又天真特別天真的反動言論。』但是，如果是這樣，它豈不是和你所說的『所謂人道主義……是文藝復興期的宗教改革，１８世紀的法國革命，產業革命，１９世紀的共產黨宣言這一連串人類最有聲有色拚命奮鬥的結果』這一說法在文理上豈不互相矛盾了麼？你還說，『如前面所說，如果成為機器是近代人的結局，那只能是瞑目瞎想而不是別的』。我認為這『如果』二字用得太不合適了。」
　　雖然這樣批判了，但是中野在信的結尾卻是這麼說的：「我自己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這樣寫，我想你大概不會笑我。……我擔心的是，你的文章的力點，在文法上恐怕會滑向悲觀主義。反正被引向悲觀主義，這是年齡或者說我們這個年齡的經歷造成的結果吧。不過重複地說來，最淺薄的樂觀主義者們既然願意戰爭，那麼，我們悲觀主義者就必須毅然決然地前進了。」
　　作為有較深的理解能力和經歷的文化人，都不是膚淺的悲觀主義者，從他們各自對現狀的認識出發——如果是那樣，能從社會的前線退下來麼——但是為了改造它能夠果敢地前進麼？從如果派和但是派的對立，就是用以看渡邊一夫和中野重治相互關係的方法。
　　儘管如此，我還是常常想起渡邊總是念念不忘的瑟南古１說的話：「人，歸根結底也許是要毀滅的，也許剩下的只是虛無而已。但是，即使抵抗不也是照舊毀滅麼？」「所以我真想說，難道渡邊不也是屬於中野的但是派的人麼？順便要提到的是，渡邊在戰敗整整一年之後，翻譯出版了托馬斯·曼的《五個證詞》，這本書有安德烈·紀德寫的序。渡邊一夫本來是研究法國文學的，但他卻旁及自己專業以外的德國文學。這裡我想引用《五個證詞》中一段。因為它是中野重治歿後五年之會上我本來要講的，但是沒有來得及講，所以把它寫在這裡。這是年逾７０的曼在危機正趨於嚴重的時刻，以「告歐洲」為題而寫的文章的結尾部分。
　　１Etienne，法國作家（１７７０—１８４６）。受盧梭影響頗深。悲觀厭世思想的傑作《奧貝曼》為其代表作——譯注。
　　世界也許已經到了恐怕難以收拾的地步。既然無法從昏睡中把它弄醒，使之恢復意識，那麼，世界就的確無可救藥了。／所有的人道主義之中，都有脆弱這一要素。它是對於一切狂信主義一概嫌棄，清濁並飲的性格，以及趨向於寬大的懷疑主義的傾向，以一言以蔽之這都是因為它那本來具有的溫厚。這樣，在某種場合，對於人道主義本身就能成為致命的東西。今天對於我們極為必要的也許是戰鬥的人道主義，證明自己確實是威風凜凜的人道主義，確信自己的自由與寬容、自由檢討的原則，決不可能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著就給吞食下去的人道主義。難道歐洲的人道主義再也不能使它獲得更生，為它的原則奪回戰鬥力了麼？如果不能自覺，不能使它恢復生命力，為戰鬥而作好準備，那時候，人道主義必然滅亡，與此同時，歐洲大概也要滅亡吧。那時歐洲這個名稱，已經不過僅僅是地理學上歷史學上的表現而已。那樣，我們就得從今天開始立即在時間與空間以外尋求避難所，除此以外難道還有別的道路麼？
　　我對於企求生活於戰後新生活之中的渡邊一夫——他的性格是喜歡低聲說話——所抱的希望，主要不是他自己寫的文章，而是他翻譯的文章所表現的，因為，我感到這裡的的確確寄托了他的想法。也就是說，渡邊其人的中心思想還是對於戰鬥的人道主義，證明自己確實是威風凜凜的人道主義，確信自己的自由與寬容、自由討論的原則，決不可能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著就給吞食下去的人道主義，懷有最後的希望。
　　渡邊一夫這種姿態如果和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的中野重治的姿態加在一起，我以為那才是今天核狀況的時代之下，我們必須和他們這樣的思想家聯繫在一起的必然性。相信在如此嚴重的核危機之中，核武器戰爭之後獲得勝利的國家會倖存於世的人仍然存在，也就是說，頭腦最簡單的樂觀主義者們還有。覆蓋全世界的核權力統率部證明了這幫人的存在，而且我國的外交政策卻是支持他們的，擴充軍備的政治家掌握政權，對此給予讚賞的文化人不在少數。
　　深深憂慮有朝一日出現核冬季把整個地球凍住的人現在還有，他們是名副其實的悲觀主義者。參加美國八大學足球聯盟之一的布朗大學裡，投票贊成大學裡該預備核爆炸之後自殺用的毒藥的學生們，一定當作悲觀主義者受到批判。不過他們對美國政府的核政策卻給與了尖銳的批判，由此可見，這些悲觀主義者們正是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正因為是核時代，才是不能缺少他們的時代。
　　中野重治在前面提到的往復書簡裡對渡邊一夫說：「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我在這個會上說，我也想把自己的手放在他們的手上，更希望青年們許許多多的手放在他們的手上，就這樣，潦草地結束了我的講演，所以沒有時間談到渡邊、中野這兩位思想家與核狀況在現象方面的直接聯繫。我想作為中野重治歿後五年之會的報告之一，應該把它寫在這裡。
　　這年從秋末到冬初，中間只隔了一周，我去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和中國新疆的烏魯木齊與吐魯蕃旅行。現在是剛剛回國，把所見所聞熟悉一番，和青年時代的旅行比較起來，那是要用更長時間的。在旅行過程中，特別是相隔四分之一世紀重訪中國，應該是認認真真地理解才對。但是在這裡也只能像寫「草書」一般寫一寫。
　　從德克薩斯大學往回返的時候，順便到巴克萊——和去年秋天在同一研究所生活過的朋友會會面，看看在此工作期間給我以鼓舞的樹木，懷著這種想法才繞道而來——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儘管正是總統選舉之前的忙亂時期，然而繼去年秋季E·P·托姆遜的講演之後，今年秋季批判核狀況的高質量的講演系列照舊開始舉行了。連續一周的講演之中有一天是邀請了西德的進入議會大搞反核運動的培特拉·凱裡和巴斯齊安將軍，特別是前者的發言，大受學生聽眾的歡迎，這種情況據說是常有的。大學的美術館裡正在開威廉·莫裡斯的展覽會。
　　展覽會展出的是莫裡斯製作編織品、彩色玻璃製品、書籍裝釘等等，那些書籍包括莫裡斯的《社會主義者同盟的運動》在內，大部分是評傳方面的書，而作者就是E·P·托姆遜。我認為，去年秋季托姆遜的講演所播下的種子，居然這樣多方面而且紮實地在巴克萊生根發芽。聽過托姆遜關於批判核狀況演說的學生，相隔一年之後，從展覽會上看到莫裡斯的實際製作和構想的世界史，可以說接觸了一個傑出人物的正確生活態度的典型，其意義是深刻的。我以為托姆遜一定會想到，假如莫裡斯生活在今天的核狀況之下，肯定認為他是最可信賴的民眾反核運動的領導者。
　　從新疆往回返的路程中，經西安、北京然後在上海稍事逗留，我們一同旅行的夥伴得以拜訪了當今亞洲最大的作家之一的巴金。我在今年於東京舉行的國際筆會上聽到巴金的講演，那是最使我感動的講演。那一天迎來了他的８０歲生日，這位大作家對我的旅行夥伴竹西寬子說，他也去過廣島，他一直祝願被炸的人們幸福地生活著，《儀式》一書的作者竹西也以謙和但也如實而有充分信心的獨特語言作了簡短的應對。當時那番光景是令人難忘的。
　　我對於作家們的談論，以為他們或者她們是把自己的話寫成文章的人，所以我的習慣是從不引我耳朵聽到的他們說的話。在上海，時序已是初冬，下榻之處有廣闊的前庭，樹上仍有尚未辭枝的紅葉，我在房間裡引用兼有寬鬆與緊張氣氛的兩位文學家的文章。
　　先從《儀式》開始。「那夏天的晚霞之美，並不僅僅是夕陽的緣故。蒼茫之色首先從東方消失，漸漸地溶進灰黑色，天空雖然增加了暗度，但是晚霞始終未斂。不僅這樣，隨著相反一方的天空轉暗，這一方的紅光卻亮了起來並且越來越擴大。阿紀蹲在不知是誰家的旱田的那塊窪地裡，一動不動，呆呆地仰頭望著傍晚的天空。／早晨、閃光、爆炸聲、噴煙、疾風、火……到此為止還記得清楚。其後，我就不知道怎麼樣了。這就是阿紀的記憶中填補不上的空白部分。／阿紀甦醒過來的時候，覺得自己好像被不認識的人摟著向大海跑去。他眼前看到的是扯開口子的襯衫，燒焦了的褲子，滲著血的短衫，少一隻袖子的單長衫，灼傷的皮膚，坐在地上哀哀無告地看著眼前過往行人的老人，兩臂摟著孩子的年輕女人，光著一雙腳的大學生……『著火啦！』有人這麼喊了一聲。回頭望去，只見市街被黑煙包圍，阿紀一點也估計不出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想一想都覺得可怕。／阿紀提著一個空鐵皮水桶來到那塊窪地蹲下。『為什麼拿一個桶來呢？』往這聚集的人以奇異的目光看著他，尖聲地說。人們的嘈雜聲突然停下來的時候，聽到低沉的海嘯。快到傍晚時刻，窪地上奇形怪狀的人越聚越多。／已經不是夕陽殘照的時刻了，地上的餘燼烤著天空，一直烤了一個通霄，過不多久天亮了，同時再也看不見餘燼的光彩。天亮之前，令人恐怖的聲音像雪崩一般三番五次地搖撼著這塊窪地。風送來烤肉的香味。也時時傳來蛙聲。
　　巴金在國際筆會東京大會上的講演中有下面一段話：
　　親愛的朋友們！討論核狀況之下的文學時，我們不能忘記當前緊迫的國際形勢。外國軍隊依舊侵犯別國的領土，殺戮別國的人民大眾，破壞別國的文化。兩個核大國之間的核裁軍談判毫無進展，核軍備競賽愈演愈烈，世界各國人民頭上正在吊著達摩克裡斯的劍。說不定有朝一日核彈頭就落下來，那時候蒙災受難的就決不是廣島那麼大的範圍，整個文明世界統統遭受巨大災難。但是，核狀況下的文學也決不是悲觀主義文學。不論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把人民大眾的力量估計過低。因為人民大眾永遠是我們作品中無可取代的主人翁。發達的科學技術應該給人類帶來幸福，原子能應該貢獻於人類的進步。和平建設才有助於促進人類的繁榮昌盛，對於作家來說，擁護和平是無可迴避的責任。／核狀況下的文學，本來應該是建設和平的文學。文學是應該表現人類如何以其才智建設美好生活和燦爛文明的。作家的筆應該產生大量打動人心的作品，用人民大眾在生活中創造的奇跡豐富我們的作品，反過來再用我們的作品鼓舞讀者。在東京大會的會上，用興高采烈的語言，推心置腹地暢談我們美好的未來——這完全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我們卻做不到。因為我們的頭上籠罩著烏雲，我們耳朵依然聽到戰爭的呼喊。我們不能忘記廣島的悲劇。／……我們反對戰爭，尤其反對核戰爭。我們堅持和平，尤其希望長期的和平。對於我們自己的力量不能估計過低。我們手裡的筆能夠產生力量。以文學具有的無言的感化力培育人們的靈魂。
　　竹西寬子彷彿以其明朗平靜而且始終強韌有力的聲音談她的回憶。巴金那和靄可親的面孔蘊藏的是強烈而毫不動搖的祈念。我們可以分出能理解這些話的人和不能理解這些話的人，前者之中也可以分出從中立刻看出戰鬥的人道主義的人和對此視而不見的人，最終的結局難道不是這樣分的麼？我們如果仔細看看自己周圍，或者如有擴而大之能觀察海外的眼力，那麼，就會在許許多多的地方，許許多多的情況之下，戰鬥的人道主義，證明自己確實是威風凜凜的人道主義，確信自己的自由與寬容、自由討論的原則，決不可能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著就給吞食下去的人道主義，直到現在仍被優秀的人們堅持不懈。對於主要靠寫出來的語言表達觀察的情況和人這種類型的我自己來說，這也就是最上限了，我自己是這麼看待自己的。
　　同時對中野重治所說的喜歡玩弄戰爭的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們，也不能不看到他們是執同時代的牛耳的人。而且，一旦戰爭開始，那就是把世界推向滅亡邊緣的核戰爭。我們的確是被這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們多方面多水平地包圍著，飽嘗著陷於深刻恐怖的苦味。
　　例如，《世界》雜誌４６９號譯載的MIT《科學技術舞台》雜誌刊登的喬納桑·B·達卡的論文中，似乎信手拈來一樣就能舉出形容這種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實態的多種例子展示給讀者。原來這些樂觀主義者們全是玩弄戰爭的人，他們打著大義名分的招牌，聲稱免於敵國的侵略而保衛自己的國家，為這種荒誕不經的所謂大事而奔走呼號的消息靈通人士。
　　關於開發以BMD也就是宇宙空間站為主，靠激光制導的彈道導彈防衛系統的問題，達卡的論文結尾部分表明了冷靜的專家們帶有批判性的推測。激光BMD系統最壞的情況——指蘇聯以全面的核戰爭向美國挑戰時，按戰略家們的構想，除了情況特別明顯之外未必會發生— —出現時，必須應付蘇聯發射的兩千個大陸之間彈道導彈和潛水艦發射的導彈，短時間之內進行的如此高密度的防禦能作到麼？宇宙空間站如果建成，那麼，蘇聯也可能按照俗話所說「笨槍手多開槍，反正總有打中的」道理，製造更多的、成本比較便宜的核彈頭。況且蘇聯已經開始生產巡航導彈，它和美國的托馬霍克一樣，能在宇宙激光射程之外的低高度飛行。還有軍事衛星的突然故障，不是照樣能導致核戰爭的麼？
　　既然批判的條件如此明確，宇宙空間站的開發不就應取消了嗎？然而並非如此。裡根總統把此項研究開發計劃說得很好，用詞很美，說它是「把希望給與未來的絕妙之物。」綜合參謀本部花大力氣建成綜合宇宙司令部，總統本人和安全保障會議決定對該計劃給與巨額資金。隨後是眾多的科學家和技術家開始工作，那規模巨大的活動帶來的喧囂，甚至從達卡的論文上也能感覺到。如果中野重治健在，我以為一定稱他們為當今的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苦澀與憤怒之色形之於外，厲聲譴責，然後號召大家：正因為這樣，我們悲觀主義者必須堅決前進。
　　新疆之行回到北京之後，我們一行人加上外交官們舉行午餐會，我在這個會上發表了一通議論，因為雖然交往時間很短，但是具有自由與寬容、自由討論精神，人格高尚、經驗豐富的實業家首先提出問題：特別重視核武器而擴充軍備的西方既把蘇聯請到裁軍會議的圓桌上來，應該是為了實現和平的，那麼，過去的擴充軍備難道不是有積極意義的麼？
　　對於實業家根據過去與現在情況的意見，我倒是對現在與未來的估計並重而發表了反對意見。因為這反對意見正是我常常思考的課題。記下它的內容之前，我先把回國之後立刻讀到的新聞報道「美蘇裁軍的新談判」這一消息展示在這裡。我這裡引用的是《朝日新聞》１１月２３日華盛頓發出的報道。
　　美國白宮２２日發表，同意舉行美蘇兩國新一輪一攬子裁軍談判，作為預備談判，美國國務卿舒爾茨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於來年一月七八兩日在日內瓦會談。發表此項新聞的總統助理麥克法倫（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談稱，新一輪談判包括核武器以及宇宙武器等等一切有關裁軍問題。總統助理強調，此次談判並非只是去年年底相繼中斷的日內瓦美蘇兩個核裁軍談判，即戰略武器談判（START）和限制中距離核力量談判（INF）的重新開始，而是新的談判。此次談判可以看作，兩個談判處理的中長距離的攻擊核武器之外還加上了宇宙武器的限制、禁止，以及禁止化學武器、禁止核試驗等等，意味著包括一切裁軍領域。
　　去年秋季我在美國逗留期間，因日內瓦談判中斷的新聞帶來的心情鬱悶和動搖，在本書開頭第一章裡已經有了。但是美蘇之間重開裁軍談判，肯定是一種鼓舞。其次，可以明顯地看出，此次重新開始談判的動機，是因為美蘇兩國對於無休止地開發宇宙武器都感恐懼之故。總而言之，表面上有了進展，促成這次重開裁軍談判的直接原因，可以看作由於雙方都對無止境地開發宇宙武器懷有恐懼。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３日，裡根總統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表明保衛美國免受核攻擊的長期規劃，其中開發宇宙空間站系統的特大擴軍計劃是把蘇聯引到裁軍談判的桌上來的，這種情況也並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位實業家所談，可以說是現實的。近來綜合性雜誌有一股潮流，甚至用誇張的語言說沒有擴軍就沒有裁軍談判，用這種臭不可聞的歪理代替一般理論的論文也出現了。但是，我對於上述現象雖有所見，然而卻依舊反對擴軍是實現和平的跳板這類看法。因為就今天的核狀況而論，開成一次裁軍會議，和在此之前行之已久的核武器開發與生產、儲備等等可怕的效果，不論任何時候，都是以和這類會議的成果極不相稱的洶湧澎湃的規模進行的。也就是說，一次裁軍談判即使取得成果，現實的看法無非是有得有失，總歸是使世界危機前進了一步。
　　根據前面列舉的塔卡論文，重新觀察這個問題。下面引用的部分中，雖然塔卡的論文只談北大西洋會議（NATO加盟國的議員團）的反應，但是，關於開發激光宇宙空間站對給與日本周圍國際政治方面的影響之程度，恰好清楚地露出了歐洲反應內在的一面，活現出一幅足以陷我們於痛苦的示意圖。
　　靠戰略的防衛即使能夠使美國本土免遭核導彈的攻擊，但是也破壞不了指向西歐或東亞的SS－２０那樣的蘇聯中距離導彈、短距離導彈和炮彈一類的戰術核武器。所以，靠保護美國之盾把美國和其他同盟國之間的命運分離開，把對美國的「核保護傘」的信賴性搞垮，那麼，在抑制蘇聯對歐洲的攻擊，美國就不得不依靠常規武力了（筆者註：在東亞，由於增加了托馬霍克搭載艦船和日本加強了擴軍，得到直接增進，而且目前仍在前進）。更進一步說，美蘇如果一起配備防衛系統，據說就能保障各自本土的安全，因此，也許挑起一場包括歐洲的核戰爭在內的「有限的」糾紛（筆者註：有必要使圍繞日本列島海域的核戰爭惡夢再次重複麼）。所以北大西洋公約總部警告說，美國的戰略防禦能引起「同盟國內危險的分裂傾向」。
　　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狀況之下，把新的擴軍用於裁軍談判的條件這一有冒險性的危險上，任何談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我已經重複寫過，除非從喬治·凱南起，凡是真心憂慮今天核狀況，有多年來身居負責崗位，有經驗有思考的有識之士們提出提案時，首先是核保有國主動地開核裁軍會議，以此為立足點，召開一次本質上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核裁軍談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給與未來的絕妙之物」，這事我在北京那次午餐會上本來想說，但是擔心有損於那個團聚氣氛而沒有說，但明年想公之於眾的想法。重複地說，我對於托姆遜、凱南以及凱利，對於戰鬥的人道主義者都有深刻印象。儘管凱南總是自覺地以基督教徒為立足之點而發言，最近他的談論中還不習慣「戰鬥的」這個詞，但他畢竟是個溫厚的人。
　　他們的戰鬥的人道主義，正如曼自己就是這樣的人一樣，畢竟通過苛酷的現實經驗，特別是經過了反對把自由與寬容，自由討論的原則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著給吞食下去的鍛煉。談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經歷的巴金的《隨感錄》、《真話集》無不明確地表明瞭這一點。在東京的講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觀主義文學，這位老大家憎惡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們，他那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對自己充滿苦澀的自我批判的書，是使人完全相信的。
　　如果重新考慮戰鬥的人道主義的定義，我認為它和中野重治所說的果敢地前進的悲觀主義者是表裡一致的。只要從日本人這方面來看今天的核狀況，我一直在想，我們自己把自己無條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觀主義的俘虜。大學時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醫學家對我說，你沒有因為悲觀主義而自殺，與其說是由於自我勉勵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說是由於強健的肉體的力量，這一點也許你自己沒有意識到。我的身體的確如朋友所說那麼強壯，沒有麻煩他們當醫生的。
　　回想起來，中野重治和渡邊一夫都是身體強壯的人。如果他們攜起手來，以果敢地前進的悲觀主義者的姿態大步前進，可以想像那前景是錯不了的。而且通過這一想像，我對於他們共有的戰鬥的人道主義有了更明確的定義。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語言傳達給年輕的人們作為自己的一項工作，才寫了這篇文章。
　　此次中國之行，對於作家的我來說，最使我感動的是，在北京參觀了魯迅故居和博物館的時候。青年們常常念誦的裴多菲的詩句，我看到魯迅也引用過，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想，我想起《野草》這個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選集上的自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這裡。他也是戰鬥的人道主義者。是竹內好譯的。「我開始寫小說是１９１８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但是老實說，我對『文學革命』還沒有熱情。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凱炮製的陰謀和張勳復辟的陰謀，看了其他許許多多，完全懷疑了，失望之餘非常沮喪。今年，民族主義文學家在某小報上寫道：『魯迅深表懷疑』。說的一點也不錯。我目前就懷疑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義文學家，誰也不知道今後變成什麼樣。不過我也懷疑自己的失望。因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極其有限。這想法給了我拿起筆的力量。／『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我覺得這麼談的魯迅才是最值得記住的具備戰鬥的人道主義的、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絕對官僚

十二　「此項待續」

　　和這些生在同一時代的、而且以彼此瞭解深以為幸的人們一起，以編輯者為中心多方籌備的季刊《海爾梅斯》１（巖波書店出版）終於創刊了。紀念出版的集會上編輯者們談話的時候，我引用了兩首詩。這些詩是從以前每逢自覺意識到生活轉換期的時候，就像地下水一湧而出一般在我心裡復甦的詩，也是年復一年徒增感慨而反覆吟誦的詩。總之，花費好長時間和朋友們創刊了新的雜誌，也可以說這是自己的人主告一段落，自然而然地有此表露吧。
　　１HermeS希臘神話中為眾神傳信，並掌管商業管理道路之神——譯注。
　　第一首詩是葉芝的作品，是長詩《一九一九年》的一段。我曾經為加深記憶而把它試譯出來，夾在全詩集裡。「飛向荒涼天空的天鵝。／它的形象帶來了粗獷，也帶來了憤怒，／所有的事物應該讓它結束，／用回憶描寫我辛勞備至的人生／甚至半靠思索描寫／甚至僅僅寫了一半／啊，我們已經進入夢境／為什麼現在不抹掉惱人的困厄／寒冬的風吹來／不學不行麼？夢中我們的頭已經破碎。」
　　當時我特別注意布萊克的新柏拉圖主義，所以對我來說，這首詩首先使我深入地理解了這部作品，原來早就由葉芝經過先進地側面研究，認為它是布萊克重振風采的很有力量的作品，並且在「柏拉圖週年」時提到它，同時稱它是歌頌新柏拉圖主義的靈魂與肉體的作品。
　　那印象一直持續到現在，再加上想到它是表明多年工作的詩人一生之中分歧點的作品，彷彿詩人那粗獷的歎氣聲依然迴響的作品，所以照舊打動我的心。因為我也正處在一生中的分歧點，怎樣發出回聲，有待我不久的將來以小說的形式表現——總之，隨筆文章過於帶有自白式的多義性——它的內容。所以，我把天鵝的飛翔當作粗獷和憤怒的象徵在頭腦中描繪，同時重複了下面一段：「啊，我們已經進入夢境／為什麼現在不抹掉惱人的困厄／寒冬的風吹來／不學不行麼？夢中我們的頭已經破碎。
　　另一個詩是奧登１的《一九二九年》中的一段。這位詩人使我對詩的感受性受到尖銳而且深刻的影響。我這裡引用深瀨基寬的譯文。奧登是對葉芝懷有複雜心情然而深表敬意的晚輩的詩人。奧登悼念葉芝逝世的詩中，下述一段我至今仍然牢記在心：「詩人啊，起步吧／一心一意地朝著暗夜的深淵之路走去吧／你以沉靜的聲音／述說我們的歡喜之路吧／／給詩的調子培上土吧／從詛咒之中開闢出葡萄田吧／把人間的蹉跌／以悲歎的歡喜歌唱吧。／／在心臟的荒野之中／讓厚惠於人的泉水噴出來吧／讓幽囚於牢獄者盡成自由之人／教給人們以讚美之道吧。」
　　１Wystan Hugh Auden，英國詩人（１９０７—１９７３）。艾略特之後的新詩運動的代表人物。經常發表政治色彩極濃、社會主義內容的詩。代表作有《不安的時代》——譯注。
　　《一九二九年》在下述寫得很美的開頭部分已經肯定地發出了不祥之音，這是充滿苦澀的自省自察的詩，我讀了它的開頭部分。
　　那是復活節的時候，我在公園裡漫步／邊走邊聽池中的蛙鳴／美麗的雲團在那遼闊的晴空／十分悠閒地飄然而去，我卻目不轉睛地望著它／給新的名字加進新的意義／對伸過來的新手用新的力量去握，為不停地前進的人世而使用新的語言／這是世上所有的戀人和詩人們都能看得見的季節。／邊想這些忽然看到／孤零零的一個男人坐在便椅上哭泣／低著頭，咧著嘴／衣冠不整，面貌醜陋，像個剛出蛋殼的雛雞。
　　現在重新把它抄在這裡。對於為紀念《海爾梅斯》季刊創刊而前來相聚的人們，我把這兩篇詩各引一段並講了話，但是我仍然擔心，是否沒有很好地傳達我的意思。至於在我的講話裡怎樣把這兩篇詩聯繫起的，我看只要明白葉芝的《一九一九年》和奧登的《一九二九年》相隔十年而標題相似這一點就行了。
　　於是我想重新整理自己對這詩的感受。看一看一定的生存期間一直從事文學工作——說看一看一直在藝術以及其他領域工作也可以，與藝術無關的工作也一樣。我注意的是一定的生存期間這個問題，這裡我想立足於自己的經驗說話，所以先把文學工作當作立足點，然後再向一般方面展開——覺得準確到連年、月、日都清清楚楚。這時，斷開之處的兩側就像兩腳各踩一側站在那裡一樣，過去的工作就會疊在上邊，回顧一定的生存期間，過去自己從來沒看到的光景，自己本人在這一光景裡往往是輪廓分明，分明得使自己不能不為之愕然。
　　使我覺得這個自己，或者是不學不行麼？夢中我們的頭示經破碎而必須向自己訴苦。或者這個自己在清楚地看到從過去到現在的生存光景之中，和那個坐在便椅上哭泣，低著頭，咧著嘴，衣冠不整，面貌醜陋，像個剛出蛋殼的雛雞的人一模一樣。
　　奧登的詩沒有完，接下去便是以下這樣的句子。
　　因此我想起了死去的人們／他們的死成了季節開始的必然條件的人們／對於這個季節只是淒淒慘慘回頭望去／對於聖誕節的愉快懷念不已的人們／在沉默中消失，淚眼矇矓的冬天的對話等等。
　　我對於這些詩的思索，主要是因為我自己現在正碰上它，同時也因為我對死去的人們抱有真摯的感情，比如說和十年之前自己所感受的，已經完全不同了。
　　如果整理一下自己過去所思考的所謂死的定義，可能是這樣的：年幼的時候，對於某些人的死，感到失去了極其寶貴的人，似乎出現了無法恢復原樣的坑，而且這種感覺翻來覆去很難抹掉。但是自己現在意識到的是與此不可比較的幾乎是暗淡的感情。總而言之，也就是自己已經找到自己的感覺是：他們死去的同時，活在這個人世上所遇到的最好的東西確實因此而喪失了一部分，已經無可恢復。我常常——差不多完全像個退職老人那種感觸——懷念那些死去的人們的同時，也看到了和他們一起去了另一世界，對於這個現實世界所謂最好的部分久久念念不忘的自己。死去的人們之中，我最思念不已的是渡邊一夫，他晚年常說，自己最親近的人已經大多去世。那句話的最深層所包容的巨大的哀歎，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我才覺得，有著現實的同感。
　　年齡？對你來說，你是不是說得有些為時過早？既然這樣，我就換個說法，只好說這個時代使我如此感知而早熟的。使我不能不感到，在這核時代，難道不是核覆蓋了整個世界而且成了一種象徵，它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事物塗上了一層怎麼也擦不掉的髒東西麼？難道不是它讓萬民期望的高度科學技術社會前進的巨流，按照它所指的方向滔滔前進的麼？我難以忘懷的許許多多死去的人們，在朝著規定方向的文明前進之中，無不堅決拒絕按它所指的方向前進，我也是按照他們這樣展開思路的。總而言之，我的感情有時是被這樣捆得緊緊的：那些死去的人們是沒有直接的支持者的，而現在的我們又是正在被黑暗的濁流推著走下去，這個現實世界裡，太陽全被陰翳擋住一般，毫無生氣。
　　如果還要引用深瀨基寬譯的艾略特的《空虛的人們》中的詩句，那麼，我想引用如下一節，因為我感到這一節最恰當地表現了我的內心所思：「兩眼發直地瞪大著眼睛／渡到彼岸死的王國的人啊／如果有心就把我們記住——／你成不了猛然縱身跳進地獄的魂靈／你只是空虛的人／只是剝制的人。」還說「在死的夢幻的王國／夢中的我害怕那凝視的眼睛／這眼睛，並不露出來／那眼睛在那裡麼／斑斑剝剝照在圓柱上的陽光／那裡一棵樹在搖曳／人聲在風的歌裡／比一顆黯淡下去的星星／還遙遠還沉重的風的歌。」
　　不言而喻，我也並不是一天到晚僅僅思考那些死去的人們的事，也不是僅僅思考他們從這邊帶到那邊去的美好事物。如我開頭所寫，和自己差不多年歲相等——也就是同年代的生者與死者——的人們一起，創刊新雜誌這樣的事，的確是可喜的，而且以這種可喜的心情辦下去。然而即使在這種積極的、有充實感的工作之中，和它帶來的勃勃生機的喜悅並不矛盾的死去的人們那種陰翳插了進來。
　　具體說來，《海爾梅斯》的發刊詞上引用了，對於編輯同人來說無可代替的人，已經成了死去的人們中一員的林達夫的話。我發表在創刊號上的小說裡，把圍繞林達夫之死的思索作為最大的主題。總而言之，活下來的人們在他們自主的行為之中，總想把死去的人們帶到另一世界而又無可代替的東西，或多或少地拿回現實世界來。把取回來的東西當作給與自己的智慧的資產，當作精神的資產，認真地給與重新認識，並且把它傳達給下一代，我對此一定盡力而為，在這裡先記下這一筆。
　　讓我再一次引用艾略特的作品，前面的那詩的結尾是這樣的：「這樣，這個世界就算完了／這樣，這個世界就算完了／這樣，這個世界就算完了／毀滅沒有完，因為人在哭哭啼啼。」想到核時代親眼目睹這個世界完全毀滅，那麼，反覆吟唱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緊接下去的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這一行，我以為具有極其生動的預言性。在核狀況的沉重和黑暗日漸加大的情況下，我們不能讓Withapang把這個世界毀滅，在最後關頭只靠Whimper的呼喊而不奮起抵抗是不行的，這樣的反省會激發我們奮起。總而言之，我認為在這個時代甘當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應該說是我們生存態度的根本定義之一。
　　關於我們的生存態度的根本定義。我總覺得，具體地思念死去的人們之中這個人那個人的時候，他的定義中最具體的東西好像在自己的心裡反芻一樣。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經寫了和他們的直接關係，寫了他們給與我的生存態度的定義。殘存的記憶之中他們直面的那些各種各樣的生存局面不斷地重現，他們昭示給我的生存態度的定義在我心中復甦的時候，他們已經是另一世界的人——儘管這種喪失之感再次感覺深而且重，但恰好因為這個緣故才有如此感覺——了，但是他們的生存態度的定義，現在仍然對於活著的我們起著作用，我相信，等我們走向另一世界的時候，他們昭示給我們的生存態度的定義上必須再加上我們的補注，傳給活著的一代，而且也能夠這樣傳下去。
　　我手頭有一篇最典型地表明著今天的情況之下，去了另一世界的人和活著的人們以及下一代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之中的生存態度根本定義。這就是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們跨過巨大困難而活躍的「日本受害團體協會」，於１９８４年冬發表的《原子彈受害者的基本要求》。這是比多年來要求制定「原子彈受害者支援護法」運動更向前邁了一步的文章。我說多年來，證據之一便是我十年前寫的《面對情況》的文章結尾部分用了「恥」的回憶這句話，現在把其中的一節引用在這裡。
　　「恐怖心和被動的情緒相反，它是源於想像力的人的自我表現，本質上是能動的，它突出地表現在（我並不是沒有一般日本人引以為恥的記憶而寫的）冬天或者通宵靜坐的那些受害者要求制定受害者支援護法運動的全部過程中。受害者們已經是中、高年齡的人，他們為了健康和生活而要求國家給與援助，理由正當，但是他們提出此項要求的同時，還希望對他們要求國家走向和平之路的意志給與充分肯定，並且表明堅持此項運動的精神。／他們是原子彈帶來的人間悲劇的體驗者。飽嘗痛苦與辛酸而活下來的受害者，他們也是我們這個時代對於核武器恐怖掌握最現實、最科學的確證的人。然而他們卻不是被恐怖所能動搖的人。他們能動地為自己的健康和生活而鬥爭，並且為此不惜向政府挑戰，同時更高瞻遠矚，懷有強烈希望國家和平的意志。他們對核時代的想像力，是把自己的健康與生活同希望國家和平的意志聯繫在一起的。因此，他們才堅持要求制定受害者援護法的運動，並邁出了第一步。」
　　這一運動影響之下形成了全國規模的高潮，具體表現就是作為厚生大臣咨詢機構而成立了原子彈受害者對策基本問題懇談會，但是，１９８０年政府卻明確表示拒絕制定「原子彈受害者援護法」，政府按此方針行事，居然無視受害者們多年的奮鬥以及國民的支持。然而受害者們決不屈服，他們差不多用了五年的時間，與專家反覆討論，表明「受害者團體協會」的基本構思才得到認可的就是這篇文章。文章根據長期運動的經驗和周到的討論，通俗易懂地表達根本性的設想。我是該文章的參與其事的人，對該文懷有敬意，不妨引用其中幾段如下。
　　美國投原子彈，造成了人類史上最早的核戰爭災難。／其行為是無差別、非人道地對待戰爭，其違反國際法一事，已經由原子彈裁判裁定，日本政府也認為「違反國際法精神」。強制他人受原子彈災害，決不能再次發生。／決不允許重演的原子彈災害，根本不是由於受害者的責任引起的。「追本溯源，戰爭乃國家之行為而發生者」（１９７８年最高法院判決）。／反人類的原子彈災害既然是戰爭的結果產生的，對其受害給與補償，乃實行戰爭之國理所當然之責任。／及時制定『國家補償之原子彈受害者援護法』乃日本政府的義務。／日本政府關於對日和平條約，放棄對聯合國提出一切請求損害賠償權，其中包括原子彈受害者之請求權。這不僅無視原子彈受害者，事實上也放棄了追究投擲原子彈之責任。對美放棄請求權的政府更應根據本身之責任及早制定援護法。／儘管如此，日本政府不僅同美國佔領軍一起一直掩蓋原子彈受害之事實，而且原子彈受害者最需要援護的１２年之間不採取任何援護政策，棄置不顧。在此期間許多受害者已經去世。／其後，作為運動之成果，制定了原子彈受害者醫療法、特別措施法，但對最多受害者的死者卻沒有補償，各種津貼支付要領上還有所謂限制所得規定，簡直談不到對受害者給與「國家補償」。甚至為了掌握原子彈受害者的實際情況應該作的調查，政府直到現在從未實現過。／原子彈受害者對策基本問題懇談會對於上述意見，認為受害者的對策「應該是立足於廣義上的國家補償的見地考慮的，然而卻以現行兩法來充當。而且還說什麼國民對於戰爭的犧牲「必須忍受下去」從而拒絕制定援護法。國家補償的原子彈受害者援護法直到現在之所以仍未實現，是因為日本政府拿基本問題懇談會的意見作擋箭牌，讓原子彈受害者們依舊「忍受」下去，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廣島、長崎被炸以來已逾四十年，受害者很快就老齡化，「如不盡快補償，我們就等不及了」，這呼聲令人痛心。／核戰爭迫在眉睫的今天，為了使受害者生命多延長一天，讓他們繼續呼籲廢除核武器，援護實為不可或缺的延命之糧。
　　沒有直接表現「受害者的要求」，緊接著便是下面的話：「當此被炸４０週年之際，受害者作如下由衷的呼籲。／不要發動核戰爭，廢除核武器！／現在要立刻制定援護法！／此項要求有成果時，受害者才能以『和平柱石』的面貌生存下去，死去的人才算瞑目。／要築起為了防止人類『重遭災難』的城堡。——這是歷史給與原子彈下倖存下來的我們的使命。惟有完成這個使命，才是受害者能夠留給下一代的惟一的遺產。」
　　把死去的人們和活下來的我們聯繫在一起，這不就是很好地表現出給下一代留下核時代認真的生存態度的定義麼？表明胸懷此志而仍然活下去，雖有困難然而真摯地堅持生存的定義，這就是許多走向老年的受害者們生存態度的定義。從今年冬天起重新開展的以達到「原子彈受害者之基本要求」為目的的受害者團體協會的運動，必須要求日本各地許許多多的人們給予大力支持，特別是要求青年們參加此項運動，學習廣島、長崎受害者們生存態度的定義，對他們來說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教育。
　　應該提到，我們早就有負面的經驗，但是，被核狀況之下的悲觀主義——並非果敢地前進的悲觀主義者，而是守舊的悲觀主義——拘束而不能重新振作的自己，認識到這是恥辱從而覺醒的，正是受害者團體協會以及受害者們的思想和行動促成的。因為他們認為，他們這些人頑強地主張要建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但是另一部分人卻認為廢除核武器無望，這就等於把自己置於無舵之船一般，所以自己決不能對此採取容忍態度。
　　這幾年，不論在歐洲，在美國，有人告訴我，他們對於廣島、長崎的受害者們談自身經歷的話，聽了大為感動，並會見了那裡男女老少市民運動家們。每次和他們談話，我總的感覺可以大致概括如下：廣島、長崎的受害者已趨老齡化，幫助他們的年輕的社會事業義務工作人員們展覽被炸實相的照片，同時口述他們個人的經歷。地上受災的人之多之慘，規模之大，給每個參觀者以巨大衝擊。而且，他們述說眾多的生活於悲慘之中的受害者們的經歷— —當然是那些眾多被炸後死去的人口述而由義務服務人員轉述的——這份辛勞非常感動，因為這對於防止未來重現原子彈受害者的慘劇很有幫助，而且關鍵的地方很受鼓舞。其次是因此他們也意識到，客觀上核狀況的條件越來越惡化——必須把它推翻，然而推翻它的方法和勞動量也日漸困難和增大——的情況下，人類是主體條件，有朝一日必然廢除核武器，對於這個方向和理由更加相信。
　　想到這些，我再次想起死去的人們之中，不用說對於我自己，即使對於眾多的同時代的人也是無可代替的渡邊一夫喜歡引用的塞南庫爾說的話，那勉勵人奮進的聲音，彷彿清清楚楚地響在耳邊。
　　也許人要滅亡的。但是在抵抗之中倒下去好不好？假如我們抵抗以後仍是虛無，也不要把它硬說成是正確的好不好？
　　只憑這樣的話，我對塞南庫爾新的認識也許很難讓人理解。但是，假定一位受過原子彈災難的老年人出現於寒冬之夜的集會——它不是作家靠他的想像力編造的場面，而是根據前面提到的基本方針開展的國民運動「受害者團體協會」的集會上屢見不鮮的現實場面——的時候也這麼說：也許核武器終於毀滅了人類，也許就是這樣，那麼，我們在抵抗中毀滅好不好？即使我們抵抗之後是熱核戰爭的虛無，也不要把它硬說成是正確的好不好？那麼，聽到這些話的新一代首先是他們自己受到鼓舞與勉勵，一定奮發而起，為了不要出現全人類淪為這種虛無而仍舊說成正確的局面而下定決心，希望加入到原子彈受害者的運動中來，這樣，豈不就找到了自己主體的存在了麼？這樣，就和果敢地前進的悲觀主義者的決心直接聯繫一起了。總而言之，我相信這就是在我們自身之中復甦渡邊一夫、中野重治堅持的生存態度的定義，把廣島、長崎３０餘萬死去的人們的遺念，讓下一代當作築起積極的城堡的使命，同倖存的原子彈受害者的生存態度的定義一致，並為此而奮起。
　　我在開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想到中野重治戰後第一部小說中有「此項待續」這句話，自己也三番五次地感到必須寫，實際也這麼說出去了。在這篇文章結尾的時候，發覺要寫「此項待續」的想法比預感更加強烈。我現在意識到也寫過現在的自己正處在生存的斷縫之處，正因為處在這斷縫之處，所以腦子裡常常想到，面對這斷縫之處自己該如何把自己的人生連結起來，即使從這一意義來說，「此項待續」對現在的自己就是一個重要課題。
　　何況自己已經是生存處於斷縫之處的年齡，這把年紀的自己同要求和我談話的新的一代之間，很明顯的一點便是越過了這斷縫之處，那麼，這接合之處又是什麼呢？這個問題不能不使我反覆思索，所以，包括許多意義的「此項待續」就在我心中時明時暗。比如，中野重治寫了「此項待續」，他是如何續起來的，從他的工作中可以明顯地看得出來，然而中野是死去的人們之中的一位，他以後的「此項待續」，我也曾想過自行其事地續下去的方法，但是這種想法有時並不能約束自己。
　　這些文章裡反覆寫了我那殘疾兒子的事，以此為主題的小說連續短篇集《新人啊，你醒來吧》的結尾處，我對於２０歲的兒子拒絕人們給他起的那個「好啊」的外號一事發了如下的感慨。
　　兒子啊，我們從來就沒有給你起過用「好啊」這樣的嬰兒奶名，一定叫你「小光」。因為你已經到那個年齡啦。一喊你小光，你和你弟弟櫻麻兩小青年人就站在我們面前哪。這時我把熟記在心中的布萊克給《彌爾頓》作的序中常常念誦的詩句，口若懸河般地念出來。 Rouce up，O，Young Men of the New Age！set your foreheads against the ignorant Hirelings！醒悟吧，啊，新時代的青年們！對於無知的僱傭兵們，你們要熱情對待！因為我們的兵營、法庭或者大學都雇著僱傭兵。他們如果有所作為，那才是永久抑制智力之戰，把肉體之戰久久拖下去的人們。在布萊克思想指引之下，我的幻視中新時代青年一代的兒子們——在這窮凶極惡的核時代之下，更需要多多親近僱傭兵們——身旁，感到彷彿還有一個青年人，也彷彿重生的自己站在那裡。來自「生命之樹」的聲音是勉勵人類的話，這話彷彿是對不久即將走向老年而必須承受苦難的自己說的一般。「不要怕，海神之子啊！我如果不死，你就不能生。／但是我如果死，我再生的時候將和你在一起。」
　　寫在這裡的死和再生的主題，當然是以時代、世界的死與再生這一課題而展開的，但就其根本來說，正如這裡談個人的感懷一樣，是把自己作為單獨的個體對死與再生有所思索。所以，只要和小說的形象有關，我就把它放在主人公＝我的祈求的層面上來完成現實的表現。但是把同一主題重新寫成隨筆文章，我就懷疑，是不是沒有把它寫成有說服性的東西。因為我沒有對來自「生命之樹」的聲音的主人耶穌、基督的信仰，所以感到甚至前面引用的布萊克的文章，也只能說僅僅是在小說裡地地道道是我自己的文章但意義卻是共有的而已。
　　但是我確實想過，把時代、世界的再生和單獨個體的再生放在一起，當作最實際的課題思考，首先是把它放在我利殘疾兒子的共同生活上，聯繫布萊克詩裡的形象而表現在小說的情節之中，使它成為支撐我現實生活的力量。然而小說的情節隨著覆蓋時代、世界的核武器黑雲更密更濃，作為難以動搖的主題——可以認為，不深思這個問題，作家就一步也不能前進的緊迫問題——確實在自己頭腦中開始存在了。我決心堅持「此項待續」以為我自己的生存和文學的課題。至於「續」下去的方法，我現在已經自覺地意識到，和自己有聯繫的死去的人們的關係上，比較清楚，然而和新一代的聯繫方法就比較不清楚了。因此，我想在這裡更加認真地寫下「此項待續」。

絕對官僚

附錄　我在曖昧的日本

　　大江健三郎
　　災難性的二次大戰期間，我在一片森林裡度過了孩童時代。那片森林位於日本列島中的四國島上，離這裡有萬里之遙。當時，有兩本書佔據了我的內心世界，那就是《哈克貝裡·芬歷險記》２和《尼爾斯歷險記》３。
　　１該文為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於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７日，在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文學院發表的講演全文。該講演標題直譯應為《曖昧的日本的我》。因文章中多處借此標題進行對比說明，為便於理解，除標題外，文中各處均直譯為《曖昧的日本的我》。
　　２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作品。
　　３１９０９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瑞典兒童文學女作家拉格洛芙的作品，在我國被譯為《騎鵝旅行記》。
　　通過閱讀《哈克貝裡·芬歷險記》，孩童時代的我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據。我發現，在恐怖籠罩著世界的那個時代，與其呆在峽谷間那座狹小的房屋裡過夜，倒不如
　　來到森林裡，在樹木的簇擁下進入夢鄉更為安逸。而《尼爾斯歷險記》中的少年，則變成了一個小不點兒，他能夠聽懂鳥類的語言，並進行了一次充滿冒險的旅行。在這個故事中，我感受到若干層次的官能性的愉悅。首先，由於像祖先那樣長年生活在小島茂密的森林裡，自己天真而又固執地相信，這個大自然中的真實的世界以及生活於其中的方式，都像故事中所描繪的那樣獲得了解放。這，就是第一個層次的愉悅。其次，在橫越瑞典的旅行中，尼爾斯與朋友（野鵝）們相互幫助，並為他們而戰鬥，使自己淘氣的性格得以改造，成為純潔的、充滿自信而又謙虛的人。這是愉悅的第二個層次。終於回到了家鄉的尼爾斯，呼喊著家中思念已久的雙親。或許可以說，最高層次的愉悅，正在那呼喊聲中。我覺得，自己也在同尼爾斯一起發出那聲聲呼喊，因而感受到一種被淨化了的高尚的情感。如果借助法語來進行表達，那是這樣一種呼喊：「Maman，Papa！Je suis grand 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criatil。
　　他這樣喊道：——媽媽、爸爸，我長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間！
　　深深打動了我的那個句子，是「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繼續體驗著持久的苦難，這些苦難來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家庭內部，到與日本社會的聯系，乃至我在２０世紀後半葉的總的生活方式。我將自己的體驗寫成小說，並通過這種方式活在世上。在這一過程中，我時常用近乎歎息的自吻重複著那聲呼喊：「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
　　可能有不少女士和先生認為，像這樣絮叨私事，與我現在站立的場所和時間是不相宜的，可是，我在文學上最基本的風格，就是從個人的具體性出發，力圖將它們與社會、國家和世界連接起來。現在，謹請允許我稍稍講述有關個人的話題。
　　半個世紀之前，身為森林裡的孩子，我在閱讀尼爾斯的故事時，從中感受到了兩個預言。一個是不久後自己也將能夠聽懂鳥類的語言，另一個則是自己也將會與親愛的野鵝結伴而行，從空中飛往遙遠而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結婚後，我們所生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弱智兒。根據Light這個英語單詞的含義，我們替他取名為光。幼年時，他只對鳥的歌聲有所知覺，而對人類的聲音和語言卻全然沒有反應。在他六歲那年夏天，我們去了山中小屋，當聽見小雞的叫聲從樹叢對面的湖上傳來時，他竟以野鳥叫聲唱片中解說者的語調說道：「這是……水雞。」這是孩子第一次用人類的語言說出的話語。從此，他與我們之間用語言進行的思想交流開始了。
　　目前，光在為殘疾人設立的職業培訓所工作，這是我國以瑞典為模式興辦的福利事業，同時還一直在作曲。把他與人類所創造的音樂結合起來，首先是小鳥的歌聲。難道說，光替父親實現了聽懂小鳥的語言這一預言？
　　在我的生涯中，我的妻子發揮了板為豐富的女性力量，她是尼爾斯的那只名叫阿克的野鵝的化身。現在，我同她結伴而行，飛到了斯德哥爾摩。
　　第一個站在這裡的日語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發表過題為《美麗的日本的我》１的講演。這一講演極為美麗，同時也極為曖昧。我現在使用的英語單詞vague，即相當於日語中「曖昧的」這一形容詞。我之所以特意提出這一點，是因為用英語翻譯「曖昧」這個日語單詞時，可以有若干譯法。川端或許有意識地選擇了「曖昧」，並且預先用講演的標題來進行提示。這是通過日語中「美麗的日本的我」裡「的」這個助詞的功能來體現的。
　　１此處意譯應為《我在美麗的日本》。因文章中多處將其與《曖昧的日本的我》作對比說明，為便於理解，特直譯為《美麗的日本的我》。
　　我們可以認為，這個標題首先意味著「我」從屬於「美麗的日本」，同時也在提示，「我」與「美麗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譯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學的美國人將這一標題譯成了這樣的英語《Japan，the Beautiful，and Myself》。雖說把這個句子再譯回到普通的日語，就是「美麗的日本與我」，但卻未必可以認為，剛才提到的那位嫻熟的英譯者是一個背叛原作的翻譯者。
　　通過這一標題，川端表現出了獨特的神秘主義。不僅在日本，更廣泛地說，在整個東方範圍內，都讓人們感受到了這種神秘主義。之所以說那是獨特的，是因為他為了表現出生活於現代的自我的內心世界，而借助「獨特的」這一禪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紀禪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說來，這些和歌都強調語言不可能表現真理，語言是封閉的。這些禪僧的和歌使得人們無法期待這種語言向自己傳遞信息，只能主動捨棄自我，參與到封閉的語言之中去，非此則不能理解或產生共鳴。
　　在斯德哥爾摩的聽眾面前，川端為什麼要朗誦諸如此類的和歌呢？而且還是用的日語。我敬佩這位優秀藝術家的態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條。作為小說家，在經歷了長年的勞作之後，川端迷上了這些主動拒絕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類表白，講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與文學，即《美麗的日本的我》。
　　而且，川端是這樣結束講演的：有人評論說我的作品是虛無的，可它卻並不等於西方所說的虛無主義，我覺得這在「心靈」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題為《本來面目》，一方面歌頌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強烈地反映了禪宗的哲理。我覺得，這裡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張。他認為。雖然自己植根於東方古典世界的禪的思想和審美情趣之中，卻並不屬於虛無主義。川端特別提出這一點，是在向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寄予信賴和希望的未來的人類發出心底的呼喊。坦率地說，與２６年前站立在這裡的同胞相比，我感到７１年前獲獎的那位愛爾蘭詩人威廉·勃特勒·葉芝１更為可親。當時，他和我年齡相仿。當然，我並不是故意把自己與這位天才相提並論。正如威廉·布萊克２——葉芝使他的作品在本世紀得以復興——所讚頌的那樣：「如同閃電一般，橫掃歐亞兩洲，再越過中國，還有日本。」我只是一位謙卑的弟子，在離他的國度非常遙遠的土地上，我說了以上這番話。
　　１威·勃·葉芝（１８６５—１９３９），愛爾蘭詩人，劇作家，１９２３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２威廉·布萊克（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國詩人、畫家、神秘主義者，著有散文《天堂和地獄的結婚》（１７９０）等文學作品。此外，還創作了一批象徵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繪畫作品。
　　現在，我總結自己作為小說家的一生而寫作的三部曲已經脫稿，這部作品的書名１，即取自於他的一部重要詩作中的一節：「從樹梢的枝頭，一半全是輝耀著的火焰／另一半全是綠色／這是一株被露水濕潤了的豐茂的大樹。」他的全部詩集，在這部作品的每一處都投下了透徹的影子。為祝賀大詩人威·勃·葉芝獲獎，愛爾蘭上院提出的決議案演說中，有這樣一段話：「由於您的力量，我們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評價……您的文學極為珍貴，在破壞性的盲信中守護了人類的理智……」
　　１書名為《熊熊燃燒的綠樹》。
　　倘若可能，為了我國的文明，為了不是因為文學和哲學，而是通過電子工程學和汽車生產工藝學而為世界所知的我國的文明，我希望能夠起到葉芝的作用。在並不遙遠的過去，那種破壞性的盲信，曾踐踏了國內和周邊國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則是擁有這種歷史的國家的一位國民。
　　作為生活於現在這種時代的人，作為被這樣的歷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憶者，我無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麗的日本的我」。剛才，在談論川端的曖昧時，我使用了vague這一英語單詞，現在我仍然要遵從英語圈的大詩人凱思琳·雷恩１所下的定義——「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語中相同的曖昧譯成ambiguous。因為，在談論到自己時，我只能用「曖昧的日本的我」來表達。
　　１凱·雷恩（１９０８—），英國女詩人，著有《坑坑窪窪的土丘》、《失去的國土》、《在荒涼的海濱》等詩集。
　　我覺得，日本現在仍然持續著開國１２０年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於曖昧（ambiguity）的兩極之間。而我，身為被刻上了傷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說家，就生活在這種曖昧之中。
　　把國家和國人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曖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仿。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也在堅定、持續地守護著傳統文化。曖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歐全方位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卻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西歐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說，理解被滯後了，遺留下了陰暗的一面。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發處於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現代文學而言，那些最為自覺和誠實的「戰後文學者」，即在那場大戰後背負著戰爭創傷、同時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圖填平與西歐先進國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諸國間的深深溝壑。而在亞洲地區，他們則對日本軍隊的非人行為做了痛苦的贖罪，並以此為基礎，從內心深處祈求和解。我志願站在了表現出這種姿態的作家們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現代日本無論作為國家或是個人的現狀，都孕育著雙重性。在近、現代化的歷史上，這種近、現代化同時也帶來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戰爭。以大約５０年前的戰敗為契機，正如「戰後文學者」作為當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日本和日本人在極其悲慘和痛苦的境況中又重新出發了。支撐著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義和放棄戰爭的誓言，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觀念。然而，蘊含著這種道德觀念的個人和社會，卻並不是純潔和清白的。作為曾踐踏了亞洲的侵略者，他們染上了歷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類第一次核攻擊的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死者們，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倖存者們，那些從父母處遺傳了這種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們（除了日本人，還包括眾多以朝鮮語為母語的不幸者），也在不斷地審視著我們的道德觀念。
　　現在，國際間有一種批評，認為日本這個國家對於在聯合國恢復軍事作用以維護世界和平持消極態度。這些言論灌滿了我們的耳朵。然而，日本為重新出發而制定的憲法的核心，就是發誓放棄戰爭，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為走向新生的道德觀念的基礎，日本人痛定思痛，選擇了放棄戰爭的原則。
　　西歐有著悠久傳統——對那些拒絕服兵役者，人們會在良心上持寬容的態度。在那裡，這種放棄戰爭的選擇，難道不正是一種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嗎？如果把這種放棄戰爭的誓言從日本國的憲法中刪去——為達到這一目的的策動，在國內時有發生，其中不乏試圖利用國際上的所謂外來壓力的策動——無疑將是對亞洲和廣島、長崎的犧牲者們最徹底的背叛。身為小說家，我不得不想像，在這之後，還會接二連三地發生何種殘忍的新的背叛。
　　支撐著現有憲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義原理，把絕對價值置於更高的位置。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民主主義憲法下，與其說這種情感值得感懷，莫如說它更為現實地存續了下來。假如日本人再次將另一種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戰後重新出發的道德規範，那麼，我們為在崩潰了的現代化廢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而進行的祈禱，也就只能變得徒勞無益了。作為一個人，我沒法不去想像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極其繁榮——儘管從世界經濟的構想和環境保護的角度考慮，這種繁榮正孕育著種種危險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現代化進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曖昧急劇膨脹，並呈現出更加新異的形態。關於這一點，國際間的批評之眼所看到的，遠比我們在國內所感覺到的更為清晰。如同在戰後忍受著赤貧，沒有失去走向復興的希望那樣，日本人現在正從異常的繁榮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著對前途的巨大擔憂，儘管這種說法有些奇妙。我們可以認為，日本的繁榮，有賴於亞洲經濟領域內的生產和消費這兩股潛在勢力的增加，這種繁榮正不斷呈現出新的形態。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所希望創作的嚴肅文學，與反映東京氾濫的消費文化和世界性從屬文化的小說大相逕庭，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界定我們日本人自身呢？
　　奧登１為小說家下了這樣的定義：他們「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濁中污濁，／如果可能，／須以羸弱之身，／在鈍痛中承受，／人類所有的苦難。」我長年過著這種職業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弗蘭納裡·奧康納１語）。
　　１威·休·奧登（１９０７—１９７３），出生於英國的美國詩人，著有《新年的信》（１９４１）和《不安的時代》（１９４８）等詩作。
　　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從喬治·奧威爾２時常使用的形容詞中挑選「正派的」一詞。奧威爾常用這詞以及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潔的」等詞來形容自己特別喜愛的人物形象。這些使人誤以為十分簡單的形容詞，完全可以襯托我在「暖昧的日本的我」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暖昧」一詞，並與它形成鮮明的對照。從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與日本人所希望呈現的形象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
　　１弗·奧康納（１９２５—１９６４）美國女小說家。
　　２喬·奧威爾（１９０３—１９５０），英國小說家、社會評論家，著有《一九八四年》（１９４９）等諷刺性作品。
　　倘若我將「正派的」人這一日本人的形象，與法語中「人道主義者」的日本人這一表現重疊起來使用的話，我希望奧威爾不會提出異議，因為這兩個詞都含有寬容和人性之義。不過，我們確實有一位前輩不辭辛勞，為造就這樣的日本人而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他，就是研究法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和思想的學者渡邊一夫１。在大戰爆發前夕和激烈進行中的那種愛國狂熱裡，渡邊儘管獨自苦惱，卻仍夢想著要將人文主義者的人際觀，融入到自己未曾捨棄的日本傳統美意識和自然觀中去，這是不同於川端的「美麗的日本」的另一種觀念。
　　與其它國家為實現近、現代化而不顧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識分子以一種相互影響的複雜方法，試圖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歐同他們的島國連接起來。這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勞作，卻也充滿了喜悅。尤其是渡邊一夫所進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２研究，更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１渡邊一夫（１９０１—１９７５），日本的法國文學專家、評論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大江健三郎的恩師。
　　２弗·拉伯雷（１４９４—１５５３），１６世紀法國文藝復興文學的代表作家、醫師、人文學者。
　　年輕的渡邊在大戰前曾在巴黎留學，當他對自己的導師表明了要將拉伯雷譯介到日本去的決心時，那位老練的法國人給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這樣的評價：「L′enC treprise inouie de la traduction de l′in traduisible Rabelais」即「要把不可翻譯的拉伯雷譯為日語，這可是前所未聞的企圖」。另一位驚訝的幫腔者則更為直率地說道：「Belle entreprise Pantagrueline」，即「這是龐大固埃１式的、了不起的企圖」。然而，在大戰和被佔領期間的貧困、窘迫之中，渡邊一夫不僅完成了這項偉大的工程，而且還竭盡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與拉伯雷齊駕並驅的、還有繼他之後的各種各樣的人文學者的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處於混亂時期的日本。
　　１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傳》中的巨人王。
　　我是渡邊一夫在人生和文學方面的弟子。從渡邊那裡，我以兩種形式接受了決定性的影響。其一是小說。在渡邊有關拉伯雷的譯著中，我具體學習和體驗了米哈伊爾·巴赫金１所提出並理論化了的「荒誕現實主義或大眾笑文化的形象系統」——物質性和肉體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會性、肉體性等諸要素的緊密結合；死亡與再生情結的重合；還有公然推翻上下關係所引起的哄笑。
　　１米·巴赫金（１８９５—１９７５）前蘇聯文學理論家、批評家。
　　正是這些形象系統，使我得以植根於我置身的邊緣的日本乃至更為邊緣的土地，同時開拓出一條到達和表現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後，這些系統還把我同韓國的金芝河、中國的莫言等結合在了一起。這種結合的基礎，是亞洲這塊土地上一直存續著的某種暗示——自古以來就似曾相識的感覺。當然，我所說的亞洲，並不是作為新興經濟勢力受到寵愛的亞洲，而是蘊含著持久的貧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亞洲。在我看來，文學的世界性，首先應該建立在這種具體的聯繫之中。為爭取一位韓國優秀詩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參加過一次絕食鬥爭。現在，我則對中國那些非常優秀的小說家們的命運表示關注。渡邊給予我的另一個影響，是人文主義思想。我把與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的精神」相重複的歐洲精神，作為一個有生氣的整體接受了下來。像是要團團圍住拉伯雷一般，渡邊還寫了易於讀解的史料性評傳。他的評傳涵蓋了伊拉斯謨１和塞巴斯齊昂·卡斯泰利勇２等人文學者，甚至還包括從圍繞著亨利四世的瑪爾戈王后３到伽布利埃爾·黛托萊的諸多女性。就這樣，渡邊向日本人介紹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義、尤其是寬容的寶貴、人類的信仰、以及人類易於成為自己製造的機械的奴隸等觀念。
　　１德·伊拉斯謨（１４６６B６７—１５３６），荷蘭文學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人文主義者，著有《格言集》（１５００）、《癡愚神禮讚》（１５１１）和《對話集》（１５１８）等文學作品。
　　２塞·卡斯泰利勇（１５１５—１５６３），１６世紀法國人文主義者、新教神學家。
　　３瑪爾戈王后（１５５３—１６１５），１５７２年與法國國王亨利四世結婚。
　　他勤奮努力，傳播了丹麥偉大語法學家克利斯托夫·尼羅普的名言「不抗議（戰爭）的人，則是同謀者」，使之成為時事性的警句。渡邊一夫通過把人文主義這種包孕著諸多思想的西歐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膽嘗試了「前所未聞的企圖」，確實是一位「寵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圖」的人。作為渡邊的人文主義的弟子，我希望通過自己這份小說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語言進行表達的人及其接受者，從個人和時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復過來，並使他們各自心靈上的創傷得到醫治。我剛才說過被日本人的暖昧「撕裂開來」這句話，因而我在文學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圖醫治和恢復這些痛苦和創傷。這種工作也是對共同擁有日語的同胞和朋友們確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禱。
　　讓我們重新回到個人的話題上來吧。我那個在智力上存在著障礙、卻存活下來的孩子，在小鳥的歌聲中走向巴赫和莫扎特的音樂世界，並在其中成長，終於開始創作自己的樂曲。我認為，他最初的小小作品，無異於小草葉片上閃爍著的耀眼的露珠，充滿新鮮的亮光和喜悅。純潔一詞好像由in和nocea組合而成，即沒有暇疵。光的音樂，的確是作曲家本人純真的自然流露。
　　然而，當光進一步進行音樂創作時，作為父親，我卻從他的音樂中清晰地聽到了「陰暗靈魂的哭喊聲」。智力發育滯後的孩子盡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人生的習慣」——作曲，得以在技術上發展和構思上深化。這件事的本身，也使得他發現了自己心靈深處尚未用語言觸摸過的、黑暗和悲哀的硬結。
　　而且，「陰暗靈魂的哭喊聲」被作為音樂而美妙地加以表現這一行為本身，也在明顯地醫治和恢復他那黑暗和悲哀的硬結。作為使那些生活在同時代的聽眾得到醫治和恢復的音樂，光的作品已經被廣泛接受。從藝術的這種不可思議的治癒力中，我找到了相信這一切的依據。
　　我無須仔細進行驗證，只是遵循這一信條，希望能夠探尋到一種方法——如果可能，將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２０世紀，於鈍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學技術與交通的畸形發展中積累的被害者們的苦難。我還在考慮，作為一個置身於世界邊緣的人，如何從自己的意願出發展望世界，並對全體人類的醫治與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義的貢獻。
　　（許金龍　譯）

絕對官僚

頒獎辭

歇爾·耶思普瑪基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

　　大江健三郎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傾力描寫光。講述人蜜（蜜三郎）因為長子出生時就患有嚴重的先天性腦功能障礙，夫妻關係不和，就與渴望成為激進派活動家而壯烈捐軀的弟弟鷹（鷹四）一起回到故鄉四國，來到祖祖輩輩居住過的、偏僻荒涼的山谷。
　　一天夜晚，蜜看見弟弟在性興奮的刺激下赤身裸體地在新雪甫降的雪地上轉圈奔跑，身子在雪堆上翻轉滾動。此時此刻，鷹就是一個世紀前農民起義領袖叔祖父的兄弟，就是現代暴動的煽動者。幾百年間的風雲變幻都凝聚在這一瞬間。有人認為，從這個場景可以窺見大江敘述的精采，他把發生在兩條不同的時間軸上的一系列事件準確地推向悲劇的頂峰。還有人認為，這種手法的運用是把過去交織進現在的一例。人物重新出場，情節展開變化。大江的作品中，這種為數眾多的來自過去的挑戰不斷地呼喚著新的回答。我們真切地回想著逃避到祖祖輩輩居住的僻遠的深山、一個世紀前的農民起義、齟齬不睦的兄弟間的緊張關係、孩子的殘疾造成的精神打擊。
　　核武器的悲慘後果是與腦功能障礙的兒子問題自然相關的另一個主題。人生的悖謬、無可逃脫的責任、人的尊嚴等這些大江從薩特中獲得的哲學要素貫徹作品的始終，形成大江文學的一個特徵。但是，大江也提出了另外的主張，即應該認識難以捉摸的混沌不清的現實，這就需要「模特兒」。
　　這種連續不斷的反覆逐漸形成其作品的特徵、特色，從而導致更加宏大的作品構思。讀一讀《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MBT森林的神奇故事》等長短篇小說以及去年譯成法語的《致令人眷念的年代的信》，就可以明確這部作品的位置關係。為了創作幻想式的自傳，大江採用了日本第一人稱小說的寫作技巧。
　　大江在接受採訪時說，這部小說百分之八十的情節是虛構的。對於講述人的人生絕對必需的人物吉哥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學創作，他以與實現留在祖先的森林裡耽讀但丁這個夢想的講述人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而出場。於是先前的作品重新映照著新穎的文脈的新光，獲得公正的位置。例如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不僅改變了吉哥服刑十年的犯罪形式，而且也變更了祖先生活的有關資料。
　　我們處理大江作品中連續出場的作品主題以外的東西。作品群在一個偉大而精巧的構思中互相感應、變換。從這一點上可以說，這位作家不僅僅在寫書，而是在「構築」作品。如果再補充一句，就是大江在他的新著《熊熊燃燒的綠樹》中，將焦點重新對準父親與智力功能障礙的兒子之間的共生，從而把他先前的整個題材顛倒過來。他以反論語言「Rejoice！（高興吧！）」結束全書。
　　也許大家會以為這是嚴謹縝密的構思，其實並非如此，莫如說這種固執的嘗試似乎產生於富有詩意的迷戀。大江說他的創作是驅除自我內心中惡魔的一種方法。我祈願他的驅邪不會成功……。然而從與惡魔的搏鬥中產生的作品超越了作家的意圖獲得以外的成功。
　　大江說他的眼睛並不盯著世界的聽眾，只對日本的讀者說話。但是，其中存在著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嶄新的見解、充滿凝練形象的詩這種「變異的現實主義」。讓他回歸自我主題的強烈迷戀消除了（語言等）障礙。我們終於對作品中的人物感到親切，驚訝其變化，理解作者關於真實與肉眼所見的一切均毫無價值的見解。但價值存在於另外的層次。往往從眾多變相的人與事中最終產生純人文主義的理想形象、我們全體關注的感人形象。
　　大江先生：
　　您主張如果要以我們的感覺把握現實就必需「模特兒」，實際上您的作品給我們提供了這種接連變化和持續不斷的神話的「模特兒」。通過這些模特兒，我們可以瞭解過去與現在的相互作用，可以區別作品中人物的微妙處境。
　　我高興地代表瑞典文學院對您榮膺１９９４年度諾貝爾文學獎表示最衷心的祝賀，並邀請您前來接受國王陛下的頒獎。（鄭民欽譯）

絕對官僚

答謝辭 　大江健三郎

　　我是一個在幼少年時代全面接受尼爾斯·霍格遜影響的奇怪的日本人。有一段時期，甚至能夠詳細地說出瑞典美麗的國土的地名，比自己國家的地名更加熟悉。
　　１這是大江健三郎於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０日在斯德哥爾摩頒獎儀式後的晚宴上的致辭。——編注
　　２S．O．L．拉格洛芙，１８５８—１９４０，瑞典女作家。曾任教師，作品宣揚母愛和人性的善良。著有童話《尼爾斯歷險記》、小說《古斯泰·貝林的故事》等。１９０９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這是女作家首次獲得該獎。尼爾斯·霍格遜是《尼爾斯歷險記》的主人公。——譯注
　　我先前對《源氏物語》不感興趣。比起紫式部女士，我更對S．O．L．拉格洛芙２感到親近、懷有敬意。但是，我必須再次感謝尼爾斯和他的朋友大雁，因為這隻大雁使我重新發現了《源氏物語》。
　　《源氏物語》的主人公光源氏呼喚天空飛翔的大雁，要它尋找夢中都無法相逢的亡魂的去向。
　　我在尼爾斯的引導下追求西歐文學也是靈魂的去向。我作為一個日本人，希望我對文學、文化的探索對西歐能多少有所報答。
　　這次獲獎不正是給予了我報答的機會嗎？給予我的還很多，而報答才剛剛開始。這盛大的晚宴也是一個給予。
　　（鄭民欽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