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過格

絕對官僚

界定
初指道士逐日登記行為善惡以自勉自省的簿格，及後流行於民間，泛指用分數來表現行為善惡程度、使行善戒惡得到具體指導的一類善書。

作法
這類善書分別列為功格（善行）和過格（惡行）兩項，並用正負數字標示。奉行者每夜自省，將每天行為對照相關項目，給各善行打上正分，惡行打上負分，只記其數，不記其事，分別記入功格或過格。月底作一小計，每月一篇，裝訂成本（見附錄書影一），每月如此進行，年底再將功過加以總計。功過相抵，累積之功或過，轉入下月或下年，以期勤脩不已。

源流與發展
道教記錄功過善惡的作法要從功過思想說起。中國的功過思想起源甚早，《易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道教和民間信仰認為天地、灶神、司命等神，監察人的善惡並給予應得的賞罰。後漢的《太平經》有勸人行善避惡之論，而功過格跟《太平經》的「天券」說法也有關連。晉代葛洪的《抱朴子》《內篇》卷三《對俗》及卷六《微旨》載有功過思想的豐富資料，《對俗》篇說要想成天仙，須要積1200善；想成地仙，須要積300善。對善惡功過積累增減以計算人的禍福壽夭的說法，也見於五代時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是書卷73、81載有「善惡之二書」、「功過之兩簿」。「格」有規準之意，言行之善惡功過，成了降福獲咎的依準。這種計算功過的辦法，宋代以後就發展形成功過格一類善書。因此，功過格可說融合了道教積善銷惡、儒家倫理道德和佛教因果報應三教的理念。

現存最古的功過格是《太微仙君功過格》，1171年成書[1]，為淨明道道士自記個人善惡的簿冊。《道藏輯要》收《警世功過格》和《十戒功過格》，是託名呂祖撰述的功過格。後經袁黃（1533至1606年）、祩宏（1535至1615年）等人倡導，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功過格盛行於世，有多種功過格編寫而成，不單有道教色彩濃厚的功過格，還有佛教系統的「善過格」[2]、與民眾道德有關的功過格[3]。十七世紀以後，不僅道士奉持，士人、崇奉佛教戒律的人及民眾亦漸奉行，更有特定勸戒對象的《當官功過格》、《童蒙功過格》、《婦女功過格》。清初的《太微仙君呂純陽祖師功過格》（1734年成書），香港抱道堂近年仍有重印。[4]。

功過格的流通意義
功過格是修行者實踐道德的指導書，像店主在賬簿上記數般，逐日登記行為的善惡在一記分冊上。有學者認為這種道德記賬的體裁，與中國商業簿記的發達不無關係，因此稱為「道德記賬法」（MoralBook-keeping）。一位日本學者評論說：「功過格的出現，標誌著中國人認識到，可用自己的手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吉凶，這是他們精神生活中劃時代的成果」[5]。

小結
總之，功過格使《感應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等善書的主張更具體化和條目化，可用作日常修省寡過的行動指南。這類善書既是研究道教倫理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有助瞭解宋明以來中國社會的道德規範。

參考資料
1.《太微仙君呂純陽祖師功過格》，香港抱道堂1986年重印。
2.酒井忠夫著、許洋生譯：〈功過格的研究〉，《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3.吉岡義豊：〈道教の研究〉，《吉岡義豊著作集》第一卷，第91至105頁。
4.鍾肇鵬：〈道教的倫理思想〉，《宗教‧道德‧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註釋
1.《道藏》洞真部戒律類收錄
2.袾宏《自知錄》是代表作
3.如《彙纂功過格》
4.見書影二
5.見福井康順等監修、朱越利譯《道教》第一卷，第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