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儒宗

絕對官僚

在漢代學術史上，儒宗既是儒學的權威，又是儒生的宗師，因其突出的學術成就，享有崇高的學術榮譽，受到儒生們的普遍尊重，可以視為一個特殊群體。漢代儒宗作為一個群體，有其成長的特殊學術環境，並伴隨兩漢王朝的盛衰而有所變化。  

西漢前期，儒家經學經秦朝焚書坑儒之劫餘，開始復蘇，湧現出第一代儒宗。“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史記•儒林列傳》）這代儒宗成名於“獨尊儒術”之前，堪稱儒家經學的奠基者。西漢中期以後，儒家經學處於獨尊地位，得到深入的專門研究，形成了完整的學術體系，湧現出第二代儒宗。這代儒宗學有本源，成名於“獨尊儒術”之後，作為前代儒宗的補充，大抵專精某一部經典，為儒家經學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東漢時期，儒家經學日益興盛，今文經學獨步學官，古文經學亦得以發揚光大，學術對壘漸趨淡化，學術融合成為時尚，湧現出第三代儒宗。這代儒宗或者出自朝廷的確認，或者出自學界的評論，具有博通的學術氣象，不但精通儒學經典，而且涉獵諸子著作，甚至通曉風角、算曆、推步諸技，有著廣闊的學術視野。在這種學術基礎上，儒家經學得到融合，開始邁入新的階段。統而觀之，漢代儒宗群體以傳承儒學經典為根本，以探究儒家經學為職責，對於引領學術的進步，改進漢朝的政治制度，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漢代儒宗的學術探究，大致分為四種類型：一是注重文本整理。如伏勝通過口述方式，保存今文《尚書》；孔安國蒐集孔宅遺物，保存古文《尚書》，都是文本整理的典型。二是注重章句解析。自從設立《五經》博士，博士、章句、家法三位一體。博士傳授一部經典，只有自創其章句，才能構成一種家法。經過漢代儒宗的編撰，每一部經典都有不少章句讀本。三是注重理論發掘。如董仲舒闡釋《春秋公羊傳》，提出天人感應論、大一統論和三統論；孟喜、京房闡釋《易經》，提出陰陽災異說和卦氣說等，都是理論發掘的結晶。四是注重學術會通。鄭玄以古文《詩》為主，吸納今文三家《詩》學，著成《毛詩箋》；以今文《儀禮》為主，校以古文《周禮》，另注解《小戴禮記》，通稱為《三禮》，都是學術會通的產物。這一系列成就表明，漢代儒宗的學術探究，因為不同的學術取向，有著不同的學術特色。

為把儒學經典傳承下去，漢代儒宗探究儒家經學，構成專門的學術體系。如申培、轅固、韓嬰、毛萇探究《詩經》，成為詩學的四大學系：魯《詩》、齊《詩》、韓《詩》和毛《詩》；歐陽和伯、夏侯勝和夏侯建探究《尚書》，成為書學的三大學系：歐陽《尚書》、大、小夏侯《尚書》；戴德、戴聖探究《禮經》，成為禮學的兩大學系：大、小戴《禮》；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探究《易經》，成為易學的四大學系：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和京氏《易》；嚴彭祖、顏安樂探究《公羊春秋》，成為春秋學的兩大學系：嚴氏《春秋》、顏氏《春秋》。這種傳統的學術格局，得到朝廷的反復確認，不僅彰顯了儒家經學的繼承性，而且確認了儒宗的正統性，引領著學術發展的方向。

漢代儒家經學的發展，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許多儒宗躋身於朝廷，擔任公卿要職，發揮個人政治智慧，推動了漢朝的政治進程。如叔孫通制定朝儀，整飭漢初朝儀的混亂局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奠定漢朝的統治思想和文化政策；公孫弘建議創辦太學，改進漢朝的教育體制和選舉制度；劉歆開拓和鼓吹古文經學，給予王莽改制以有力的支持。一些儒宗身在朝廷，仍能保持高尚品德，敢於匡扶正義，搏擊濁流，頗受時人稱道。如蕭望之為人“折而不橈，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漢書•蕭望之傳》）；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三國志•魏書•盧毓傳》注引《續漢書》）。

漢代儒家經學的發展，又與教育事業密切相關。許多儒宗身為博士，親自到太學執教，把學術成果運用於教學實踐，專門培育博士弟子。漢宣帝時期，施讎、戴聖、嚴彭祖等人參與石渠閣會議，辨析《五經》異同；漢章帝時期，賈逵、樓望、桓鬱等人參與白虎觀會議，考定《五經》要義，刪減《五經》章句，都涉及到儒學教育。特別是東漢後期，私學逐漸興盛，許多儒宗廣招弟子，推動了儒學的傳承。

毋庸諱言，漢代儒宗的學術研究，也有不如人意之處。早在西漢前期，司馬談就批評儒家說：“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論六家要旨》）《五經》博士設立以後，更是強調師承關係，各以師法、家法教授，導致學術派系林立。經過近百年時間，“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漢書•儒林傳》）進入東漢時期，章句之學更加氾濫。“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余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後漢書•張曹鄭列傳》）這種煩瑣的學術模式，抑制了學術思想的創新，有礙于儒家經學的新發展。

還有一些儒宗，本來以學術成名，一旦步入統治集團，便顯露出各種缺陷，招致非議。如叔孫通主持制定朝儀，被擢升為太常，後來卻由於一味諂媚君主，為齊魯之士所輕視。特別是“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醖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漢書•匡張孔馬傳》）這些儒宗的遭遇既有個人的原因，更有制度的決定作用，在當時的條件下似乎難以得到超脫。

應當指出，漢代儒宗作為群體，主要出自今文經學。今文經學作為官學，佔據著正統的學術地位，享有十足的學術霸權。在這種學術氛圍中，其他學術流派都遭受到嚴厲的擯斥，甚至是無情的打擊。像楊雄、桓譚、王充等學者，儘管都富於學術創新，取得非凡的學術成就，卻因為背離學術主流而長期被忽視或擱置。這樣比較起來，漢代儒宗的評議確認，就讓人有些疑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