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 E. Ambrose]諾曼第大空降[全文完]

絕對官僚

第十七章　喝希特勒的香檳

　　　　　　　　　貝希特斯加登

　　　　　　　1945年5月1日－－8日



　　5月的頭兩天，E連的弟兄們從慕尼克乘車南下，在反方向行走的德軍人流裏緩慢行駛。常常是帶著武器往北走的德國兵比南下的美國還要多。“我們很好奇地相互打量著，”溫特斯回憶說，“我敢肯定雙方都有同樣的想法－－別惹我。我只想結束這一切趕緊回家。”

　　5月3日，辛克上校得到命令，要求506團準備好次日9點30分出發，目標是貝希特斯加登。



　　貝希特斯加登對在德國南部、奧地利和義大利北部的所有部隊都是一塊極具吸引力的磁鐵。這個巴伐利亞山中小鎮位於薩爾茨堡的南部，是個供奉納粹偶像、君主和首領的類似神社之處。希特勒在這兒有一處家宅，並在8，000英尺高的山頂建有一座石頭建築物作為避難處，稱為奧爾德紹斯特（鷹巢）。由於道路修建得非常好，車能夠開到離奧爾德紹斯特僅幾百英尺的地方停泊。有升降機通往山中心，從那裏，乘電梯便可抵達奧爾德紹斯特，電梯的牆壁上還飾著金箔。

　　希特勒就是有貝希特斯加登使那些1930年後執政的歐洲領導人一個個面上無光的。過去，法國的達拉第、義大利的默索裏尼、英國的張伯倫等等都害怕希特勒，全世界都害怕希特勒。現在希特勒死了，恐懼不存在了，但這更增強了希特勒和他鍾愛的老巢的神秘感，鷹巢似乎就是揭露他性格的關鍵所在。

　　納粹的最高領導者們正是在貝希特斯加登聚集在他們的元首周圍的。希姆萊、戈林、戈倍爾、馬丁。褒曼都在這一區域建有自己的宅邸。黨衛隊也在這裏建造了十分宏偉的公寓大樓。

　　納粹從歐洲各國搜羅來的劫掠品有許多存放在貝希特斯加登。這地方儲滿了錢，有黃金，也有各國現行流通的貨幣，還有珍貴的藝術品（僅戈林一個就收藏了五幅倫伯朗、一幅凡。高和一幅雷諾瓦的作品，還有其他許多藝術家的作品）。這是一個充斥著美酒、珠寶和豪華車的地方。

　　因此，貝希特斯加登有兩點特別吸引人：第一，它是希特勒瘋狂的權力欲望的象徵地，第二，它是從歐洲各地劫來的寶貝的積聚地。每個人都想到這裏來－－法國兵與101師肩並肩地向這裏開進，英軍從義大利趕了過來，德國領導人也急於拿回他們的財產，在歐洲的每一個美國人也都同樣地迫不及待。

　　E連是最先趕到的。



　　5月4日，以2營為先頭部隊的101師車隊沿慕尼克和薩爾茨堡中間的高速公路向南行進，途經羅森海姆和基姆湖。他們在塞格斯道夫右拐駛上通往貝希特斯加登的高速公路。剛剛行駛約14公里，弟兄們就碰上了雅克。菲力浦。萊克勒克將軍率領的法國第2裝甲師的尾部，他們的第1裝甲師去了巴黎。

　　上星期，許多人以為法軍第2裝甲師在101師的右翼，但美軍沒能和他們保持聯繫。法軍總是有些神出鬼沒的。依美國兵的看法，法軍在德國是走一路搶一路。他們只要搶了一兩卡車東西就會把它寄回法國。現在他們正對貝希特斯加登垂涎欲滴，眼看著進山后再往南開一個小時就到了，卻被一座斷橋攔住了去路，橋下是一條很深的峽谷。他們沒有架橋的設備，一些黨衛隊的頑固分子用自動武器和迫擊炮在峽谷南岸死守。

　　E連以及2營的其他弟兄和法軍混站在一起，一邊等著101師的工程部隊，一邊注視著兩邊相隔甚遠的交火，這樣的戰鬥顯然沒有任何效果。溫特斯請求辛克是否要派一個排去對德路障實施側翼包抄。“不，”辛克回答，“我不想讓任何弟兄受傷。”

　　這個決定是合情合理的。戰爭到了這個階段，再發生傷亡實在是沒有必要。但貝希特斯加登就在路障的同一側，眼看唾手可得，辛克改變了主意。“帶2營退回到公路上，”他告訴溫特斯，“看看側翼包抄路障能否得手，能否到達貝希特斯加登。”如果成功了，辛克要溫特斯把著名的貝希特斯加登旅館留出來作為團部。

　　溫特斯帶領營裏的弟兄們退到了公路上，然後向東到達巴特賴興哈爾，那兒的另一座斷橋迫使他們在此滯留了一夜。第二天，即5月5日早晨，由E連打頭，第2營的弟兄們未遇任何抵抗就抵達了貝希特斯加登，最後未發一槍一彈佔領了該鎮。

　　貝希特斯加登美如仙境。白雪皚皚的山頂，鬱鬱蔥蔥的森林，閃亮的結著冰的小溪，豪華的宅邸，古雅多彩的民服，一切令人賞心悅目。美食，好酒，豪宅，大批的德國空軍和國防軍女服務生加上從難民營帶來的各式各樣的侍從，讓美國兵們如同生活在天堂。

　　膳宿是頭等大事。溫特斯和韋爾什中尉去了貝希特斯加登旅館。他們走進旅館的大門，看到服務員們的背影消失在拐角處。他們進了主餐廳，一個侍者正把一大套銀餐具放進一個4英尺長的、鑲著天鵝絨襯裏的盒子裏。

　　這兒不需要命令。溫特斯和韋爾什徑直走向他，侍者立即逃走了。於是，兩個美國人就把這些銀餐具瓜分了。45年後，這兩個夥計家中用的仍是貝希特斯加登旅館的銀餐具。

　　在得到了他最想要的東西之後，溫特斯在旅館設置了雙崗“以防發生更嚴重的搶劫”－－在一次採訪中他一本正經地對我們說。但是他卻責怪自己，“我沒讓2營的弟兄們進去是多麼的愚蠢啊。”因為後來想繼到達的團部和師部的人拿走了所有可以搬動的東西。

　　溫特斯挑選了一個納粹官員的宅邸作為營部，這所房子建在貝希特斯加登的一個陡峭的山崖上。他叫他的後勤參謀考因中尉讓房子裏的人15分鐘內離開。考因是2月中旬在阿格諾補充進來的軍官，還沒有被戰爭磨礪出來。幾分鐘後，他回來告訴溫特斯，“房子裏的人說不，他們不搬。”

　　“跟我來，”溫特斯說。他來到大門前敲門，開門的是個婦女，溫特斯宣佈道，“我們要搬進來，馬上！”說著，帶著考因就往裏進，德國人轉眼就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對此，我內疚嗎？”在採訪中溫特斯這樣問自己。“我會因為強佔了這所漂亮的房子就感到良心不安嗎？不！在諾曼第我們住在散兵坑裏，在荷蘭我們住在泥地裏，在巴斯托涅我們睡在冰雪裏，僅僅幾天前我們還看到集中營的慘狀。這些痛苦都是德國佬造成的。我對他們的麻煩一點都不同情，我也不認為需要向他們做什麼解釋。”

　　同樣，士兵們強佔党衛隊的兵營也沒有感到絲毫的不安，無論是生理上的還是心理上的。這裏的兵營是一群阿爾卑斯山一帶風格的公寓樓，才建不久，設計得相當現代，鋪設了管道，內部也裝修過。軍官和士官都住上了豪華的、可以俯瞰整個貝希特斯加登的房間，這些房間都是屬於原納粹軍官的。

　　溫特斯在鎮周圍設置了警衛，主要用來指揮交通，集合前來投降的德軍並將他們送交後方的俘虜營。那天，二等兵赫夫龍正在一個交叉路口執行警衛任務，一個由31輛車組成的車隊從山中開過來。打頭的是希歐多爾。托斯多夫將軍，他是德軍第82軍團的指揮官。希歐多爾。托斯多夫將軍是個怪人，這個35歲的普魯士人幾乎創造了國防軍中晉升速度的記錄。他受過11次傷，他的手下稱他為瘋子托斯多夫，因為他從不顧惜任何人的性命，包括他自己的。他對E連的弟兄們很有興趣，1月3日，他曾指揮第340國民擲彈兵師在布瓦雅克和福伊、諾維爾附近與E連苦戰。

　　托斯多夫希望在投降時能保住尊嚴，能獲准住在一個相當有排場的俘虜營裏。他的車隊裝滿了私人包裹，酒、雪茄和香煙，還有眾多隨身女友。車隊碰上的第一個美國兵就是赫夫龍。赫夫龍命令車隊停下來，托斯多夫說他是來投降的；赫夫龍便就近叫來了一個少尉；托斯多夫很不滿地打發這個少尉去找一個軍銜合適的人來。赫夫龍抓住機會繳了上將的魯格爾槍和公事包。在公事包裏他找到了兩個鐵十字勳章和500張色情照片。他心裏暗想，南費城的一個小夥接受一個納粹將軍的投降，感覺還真不賴呢。

　　大家都在瘋狂地搶劫。到處都是投降的德國官兵－－國防軍、武裝党衛隊師、納粹空軍、軍官、士官、小兵，最早接受投降的是506團的D、E和F連。從那些官兵手上“我們得到了手槍、刀具、手錶、帶毛襯裏的外套、迷彩的跳傘夾克”。5月13日，韋伯斯特在給父母的信裏寫道：“大多數的德國人都很合作，但偶爾也有不願交出手錶的人，於是，就當面扣動扳機，給了他個大花臉。這顯然起了殺一儆百的作用。我現在有一把魯格爾手槍、兩把P－38和一枝斯開麥塞若衝鋒槍，還有兩件跳傘服、一件迷彩的冬季夾克衫、幾面約三英尺長兩英尺寬的納粹旗和一塊手錶。”

　　美國陸軍航空部隊早就把鷹巢翻了個底朝天，鷹巢的電梯已經不能用了。但對於上上下下柯拉希山無數次的弟兄們來說，爬到頂端就像散步一樣輕鬆，根本不是什麼難事。奧爾頓。莫爾是最先到達頂端的人之一。他在碎石堆裏發現了希特勒的兩本相冊，裏面都是歐洲一些著名政客的照片，他們都曾是希特勒的貴賓。連裏的一位軍官命令莫爾把相冊交給他，莫爾拒絕了。那軍官就威脅說要對他軍法從事。

　　莫爾是馬拉其那個排的，馬拉其到營部把情況向溫特斯彙報了一下，溫特斯命令他的吉普車司機：“你帶馬拉其回兵營，把二等兵莫爾和他的所有寶貝都帶到我這來。”莫爾來了，溫特斯任命他為營部的駕駛員。如此這般，莫爾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把相冊帶回他的老家懷俄明的卡斯帕了。



　　住的問題解決了，但裏面堆放的東西多得已經到了無法搬運的程度，弟兄們從未想過居然能搶這麼多東西回家，這些美國小夥子們下一步需要的就是汽車了。車根本就不是問題：鎮裏和周邊的停車場有德國軍用卡車、轎車、大眾公司產的車和其他類型的車，城裏和山邊住宅的車庫裏也停放著不少豪華汽車。黑爾中士得到了一輛梅塞德斯消防車，警鈴、喇叭和藍色閃光燈一應俱全。塔爾伯特中士得到了希特勒的一輛指揮車，車上裝有防彈門窗。卡森中士得到的是希爾曼。戈林的車，他回憶道，“那是我見過的最漂亮的車。我們甭提有多高興了，大家孩子般又蹦又跳。那時候，我們就是公路之王！斯皮爾斯發動了車，一溜煙就不見了，他穿過貝希特斯加登，繞著山路，一直駛過那風景如畫的農場和鄉村。”

　　5月7日和8日，隨著越來越多的高級將領擁入貝希特斯加登，一個小小的上尉霸著一輛梅塞德斯就顯得不大可能了。斯皮爾斯收到了將汽車上繳給團部的命令。斯皮爾斯宣佈這個讓人沮喪的消息時，卡森和比爾。豪厄爾還正圍著車轉悠呢。

　　卡森問豪厄爾這些窗子是否真的防彈，豪厄爾也想弄清楚。於是，他們向後退了10碼，用M－1步槍對準左後方的窗子開了槍。窗戶一下子全碎了。他倆把碎玻璃堆在一塊兒，見團裏一個上尉走過來提車，便溜走了。

　　塔爾伯特把梅塞德斯上繳之前也在車身上做了些實驗。他把實驗結果彙報給溫特斯：窗戶確實能防彈，但如果用穿甲彈，它就防不住了。溫特斯對他的研究表示感謝，還認為指不定什麼時候這種情報就能派上用場呢。

　　弟兄們還做了另外一種實驗。他們把梅塞德斯車水箱裏的水放幹後看它還能否開動。作為實驗品的第三輛豪華車也倒了黴運，弟兄們決定在上繳前看看如果它從30米高的地方掉下去會變成什麼樣，就把它推上了懸崖。

　　最後，那些將官們得到的是沒有窗戶、只剩空水箱或乾脆是一堆廢鐵的豪華車（在試圖爬上鷹巢的路上，塔爾伯特那輛梅塞德斯車的發動機被燒毀了）。弟兄們最後領到的是卡車、摩托車、大眾車、偵察車之類。他們覺得還不錯，而且和車一樣，汽油也是免費的，美國兵們總是加滿油，直接開走。

　　“那是一種十分獨特的感覺，”溫特斯回憶道，“我們的權力超出你的想像。想要什麼，儘管拿。”



　　住的問題和車子問題都解決以後，弟兄們又瞄上了酒。每個地窯都儲有一些葡萄酒，但發現最大儲酒窯的人卻是營裏少數幾個不喝酒的人之一－－溫特斯少校。5月6日，溫特斯獨自一人出來巡視，碰巧找到了戈林的官邸和俱樂部。在一間房子裏，他發現了一位德國將軍的屍體，他穿著禮服，一顆子彈從耳朵裏橫穿頭頗，手裏握著把手槍。這是一位中將，後來被認出是卡斯特納。

　　溫特斯遊蕩著，隨腳踢開一扇扇門，“天哪！我從沒見過這種場面。”在一個長15米寬10米的拱形地窯裏，放著一排排的酒架，酒架從地板一直頂著天花板，上面擺著各式各樣的世界著名的白酒。後來經估計，裏面至少有一萬瓶酒。溫特斯在這個俱樂部的入口處和地窯口都設了雙崗。接著他頒佈了一項命令：不准再喝酒，營裏的每個兄弟都必須戒酒7天。

　　1990年回顧這個不當的命令時，溫特斯說：“我可不是傻子。這樣的命令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執行，但我的目的很明確－－把局勢控制住。我可不願整個營的弟兄都醉得一團糟！”

　　發現酒窯的當天下午，溫特斯叫來了尼克森，“尼克，”他說，“你清醒清醒，我要給你看一些你這輩子都沒見過的東西。”

　　第二天即5月7日早晨，尼克森頭腦清醒地來找溫特斯，問他道：“你昨天說要給我看的到底是什麼東西？”溫特斯弄了輛吉普車，兩人上車後直接開到俱樂部門口。溫特斯打開地窯門時，“尼克森仿佛覺得自己已經死了，升入了天堂。”

　　更讓他難以置信的是溫特斯的話：“想要什麼儘管拿，然後讓各連和營部都開輛卡車來裝一車走，由你負責。”

　　想擁有無盡美酒的夢想成真了，真是妙不可言。一來，他能從世界頂級名酒中隨意挑選；二來有機會讓弟兄們揀好的拿，拿個夠；再就是慶賀的理由再充分不過了－－戰爭結束了，而他還活著。

　　結果呢，看看尼克森在5月8日早晨的照片就知道了。

　　對全連上下來說，慶祝活動可謂盛大而無節制。儘管溫特斯有令在先，儘管要有人正常輪值，但慶祝活動照樣進行。而且的確應該有個慶祝：5月7日，在蘭斯的德軍向艾森豪將軍投降了。停火令已傳遍了歐洲，人們紛紛拿掉防空管制的遮燈窗簾，讓和平之光普照大地。溫斯頓。邱吉爾說，德國投降的消息是“人類歷史上爆發出最大歡樂的信號”。E連的弟兄們也極盡所能讓貝希特斯加登的歡慶人人盡興。

　　卡森回憶道，戈林的酒被分發出去後，“你從早到晚都能聽到香檳的軟木塞沖出瓶口的'砰''砰'聲。”隨著歡慶的聲音越來越大，斯皮爾斯上尉開始擔心弟兄們鬧得過頭了。默西埃中士－－在奧基夫的記憶中是“我們之中職業軍人味最濃的”－－穿上了全套德軍軍官的軍裝，右眼戴著單片眼鏡，他的滑稽行為正和那天的歡樂氛圍想吻合。有個弟兄想了個怪招：用步槍把默西埃押送到連部辦公室，交給斯皮爾斯上尉。

　　有個弟兄搶在默西埃一行到達前就洩露給了斯皮爾斯。一干人用刺刀抵著默西埃來到斯皮爾斯的辦公桌前時，斯皮爾斯頭也沒抬。有人“啪”地向斯皮爾斯敬了個禮，說：“長官，我們抓住了這個德國軍官，怎麼處置他？”

　　“拉出去，斃了。”斯皮爾斯答道，仍然頭也沒抬。

　　“長官，”默西埃叫了起來，“長官，求您了，長官，是我呀，默西埃中士。”

　　“默西埃，把這套破軍裝脫下來！”斯皮爾斯命令道。

　　過了一會兒，斯皮爾斯把連隊集合起來。他說他發現有些新兵對勝利的貢獻不大，慶賀得倒挺起勁。他希望弟兄們節制一些，不准再打槍，特別是不准用德軍的武器開火，因為槍聲一響，會使大家心驚肉跳。

　　但企圖阻止歡慶就好像企圖阻止漲潮一樣徒勞無功。就連斯皮爾斯自己也無法抑制興奮的心情。回到連部後，他和卡森中士坐在辦公室裏頻頻開香檳，空瓶就從法式玻璃門往外扔，很快外面就堆成了一座小山。過了一會兒，斯皮爾斯和卡森來到陽臺上呼吸新鮮空氣。他們看著那堆空瓶。

　　“你擅長用點四五手槍嗎？”斯皮爾斯問卡森。卡森說他槍法不錯。

　　“看看你能不能把一隻瓶子的瓶頸打飛。”斯皮爾斯說。卡森瞄準瓶子開槍，打碎了一個。斯皮爾斯開了一槍，也打碎了個瓶子。接著他們就砰砰地射擊起來。

　　默西埃特中士怒氣衝衝地走了過來，他的臉脹得通紅，準備懲治違反連裏軍紀的傢伙。他先看見了卡森。“卡森，你的屁股是不是欠揍。”塔爾伯特咆哮著。他剛要重複斯皮爾斯上尉禁止打槍的命令時，斯皮爾斯從卡森身後走了出來，手上的點四五手槍還冒著煙。

　　沉默了幾秒鐘後，斯皮爾斯開了腔：“我很抱歉，中士。是我叫他幹的。我忘了自己宣佈的命令。”

　　與此同時，韋伯斯特、魯茲和奧基夫發現了通往戈林酒窯的路。可惜他們遲了，E連的其他兄弟早就來過這兒了，溫特斯已經把警衛撤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就在韋伯斯特、魯茲和奧基夫坐著魯茲的大眾車來到酒窯門口時，他們看見一股連綿不絕的由德國卡車、大眾車甚至是裝甲車組成的車流，正逶迤於來俱樂部的路上。

　　最後這一批E連來的弟兄帶了個木箱，他們往裏面塞滿了酒。“我驚訝地發現，大部分香檳的釀造年份都不長，而且品質一般，”韋伯斯特這樣評價，“這兒沒有拿破崙白蘭地，香檳也只不過是30年代後期生產的。希特勒真讓我失望。”

　　可韋伯斯特忘記了一點，尼克森在他之前已經來過了。尼克森可是個鑒定美酒的行家，他為自己和其他軍官挑選了5卡車酒，而也自稱是品酒行家的韋伯斯特卻來晚了。“這一次，”對此忍俊不禁的溫特斯評述道，“耶魯男人（尼克森）的檔次高出了哈佛小夥子。”

　　在俱樂部外面，韋伯斯特、魯茲和奧基夫遇到了一群法軍，他們一邊喝酒一邊大喊著，“戰爭結束啦！戰爭結束啦！”有的還用衝鋒槍朝空中放槍，他們拍著美國兵的脊背討要香煙，並把酒遞給他們。

　　三個美國兵散了香煙，和周圍的人握了手，然後以最快的速度駕車回營。韋伯斯特寫道：在營房裏，“開始了一場無與倫比的慶祝會。”滿眼是橫飛的軟木塞、噴射的香檳、摔碎的瓶子；滿耳是喧鬧的笑聲、刺耳的尖叫和結結巴巴、口齒不清的說笑。再來一、一杯。這兒，該死的，讓、讓我來開瓶、瓶子－－該輪、輪到我了。真是太妙了，不是嗎？給我、你滿上。希特勒在哪里呀？我們要、要感謝希特勒，這個狗娘養的。貝希特斯加登，我愛你。

　　“戰爭就這樣結束了。”



　　每一個身處歐洲的人，無論是勝利者還是戰敗者，都在歡慶戰爭的結束。歡慶隊伍中最高興的是身著軍裝的年輕人，他們沒有被打死，他們活下來了，他們將繼續生活下去，他們最有理由慶祝戰爭結束。

　　5月8日早晨，奧基夫和哈裏。拉格出去搜尋雞蛋。他們來到一個位於林中空地上的農舍，嫋嫋的炊煙從煙囪裏升起。他們一腳踢開門，端著步槍沖了進去，隨時準備開火。裏面兩個義大利逃亡者嚇得僵直地跳起來，呆住了。

　　桌上有一瓶香檳，離得近的那個義大利人迅速抓起瓶頸把香檳伸到奧基夫面前，此時，奧基夫的步槍正指著這個義大利人的腹部，義大利人示意讓他喝酒，並說了聲“和平！”


　　緊張消除了。他們為和平共飲之後，美國兵們繼續去搜尋雞蛋。他們來到了林中的一個小木屋。“小屋四周環境優美，”奧基夫寫道，“一個穿著平民衣服將近30歲的男子正站在房前低矮的門廊下。我們踏上門廊前的臺階時，他微笑著走下臺階，用英語對我們說，'戰爭結束了。我一直在聽無線電廣播。'

　　“他努力使身體保持豎直，但還是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的右腿受過嚴重的傷。看見我盯著他的腿，他解釋道，'我一直在非洲軍團裏幹，右腿受了重傷，被送回了家。我也曾是軍人。'

　　“他請我們進屋去喝一杯葡萄酒。我們說'不用了'，他說，'等一下，我把酒拿出來。'接著就進去了，出來的時候端著三杯葡萄酒。我們舉起杯向他致敬，他說，'為戰爭結束乾杯。'我們也舉杯一飲而盡。都是當兵的，某些基本的東西可算心意相通。”

　　他們找到一些雞蛋後回到了營房，用炒雞蛋和希特勒的香檳慶祝戰爭的結束。

絕對官僚

第十八章　軍人夢寐以求的生活

　　　　　　　　　　　　　　　　奧地利



　　　　　　　　　　　1945年5月8日－－7月31日

　　5月8日傍晚,溫特斯接到命令,要求把2營準備好當夜出發,到距貝希特斯加登以南30公里的奧地利的濱湖采爾去執行佔領任務。22點,亮著大燈的車隊出發了。卡車上,弟兄們喝酒、唱歌、賭博,繼續開著他們的晚會,第二天早晨到達濱湖采爾時,他們個個鬍子拉茬,工作服上滿是污垢。

　　到處都是德國兵。濱湖采爾是國防軍可以撤退到的最南方,再往南就是阿爾卑斯山的山峰,再過去就是義大利,迄今為止,所有的道路仍舊被雪封著。後來才發現,在不足600名弟兄的2營管理的地區內武裝德軍竟多達25,000名。

　　兩軍外觀上的鮮明差別絕不亞於數量上的懸殊對比。征服軍看上去懶散、軍容不整,紀律鬆散,敗軍看上去倒是一支精銳之師,有令人過目難忘的軍容和良好的紀律。溫特斯想,當德軍和奧地利的平民好奇地看著這第一支到達該地的美國兵時一定會很驚訝:他們怎麼會輸給這樣一幫年輕人。

　　溫特斯把營指揮部設在濱湖采爾南面4公里的卡普倫村。這裏的山谷是世界聞名的旅遊勝地,尤其受德國富人的喜愛。從農場空曠的房子到豪華的旅館,住宿條件都好得驚人。所有的房間原先都被德國傷兵佔據了。他們被迫搬出來,被用卡車或火車運到慕尼克的俘虜營裏。美國人搬了進去。

　　弟兄們的任務是維持秩序,把所有的德軍都集中起來,收繳他們的武器,然後把他們運到俘虜營裏去。5月9日早晨車隊一到這裏,溫特斯就開始了工作。他叫人把這一地區的德軍最高指揮官帶來見他。“我當時是27歲,”溫特斯回憶道,“像所有的弟兄一樣,我穿著一套髒兮兮的、破舊的工作衫褲,頭上頂了個水桶作為頭盔。當我面對著這位大約年長我20歲、穿著乾淨的野戰軍裝、胸前掛滿勳章的職業德軍上校並朝他發號施令時,我不禁感到有些可笑。”

　　不管怎樣,溫特斯還是下達了命令。他要求這個上校收集這一區域的所有武器並將他們堆集到飛機場、學校和教堂的院子裏。他允許德國軍官保留腰佩武器,允許憲兵保留槍械。溫特斯還說第二天他將檢查德軍的營地、部隊和廚房。

　　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早晨,溫特斯和尼克森開著吉普車去檢查被收繳武器的堆放點。他們對看到的場景感到震驚:三個武器堆放處都堆滿了成山的武器。溫特斯意識到他說“所有武器”時犯了一個錯誤。他指的是軍用武器,但那個德軍上校卻太死摳字眼了。收繳的武器真可謂洋洋大觀:除了足夠一個師使用的軍用武器外,還有獵槍、打靶用的步槍、獵刀和各種舊式的輕武器,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都綽綽有餘了。

　　溫特斯檢查營地和廚房的時候發現一切都組織得井井有條。列隊接受檢查的德軍隊伍如同接受檢閱一樣軍容嚴整、衣著筆挺,情況良好。廚房秩序井然,炊事兵正在爐子上用大鍋做土豆湯。

　　後來,溫特斯開始通過一位說英語的德國參謀來進行管理,該參謀每天早上到溫特斯的指揮部裏來彙報情況並接受命令。一切都很順利,用溫特斯的話來說,“我們不干涉他們,他們也尊重我們。”德國參謀告訴溫特斯他在東線服役時和在巴斯托涅與101師作戰的故事。他對溫特斯說:“我們兩國的軍隊應當聯合起來消滅俄軍。”

　　“不,謝謝,”溫特斯回答,“我只想退役回家。”


　　這幾乎是每個人的心聲,包括德國人。然而,在釋放任何一個德軍前,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必須受到監視。德國人的營地裏隱藏著納粹分子,他們中的許多人換上了士兵的衣服以免被認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個是阿道夫?艾希曼,他穿著德國空軍下士的衣服躲藏在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個營地裏,身份一直未被發現。他成功地逃到了阿根廷,和他的家人過著不錯的日子,直到1960年,以色列特工發現了他的行蹤,突擊隊實施了突然襲擊,將他抓獲,送往以色列接受審判,最後被處以絞刑。)

　　利普頓中尉是2營營直機關槍排的排長。溫特斯派他去監控一個有幾百名犯人的營地。其中的一個犯人便是大眾車、豹式和虎式坦克的設計者斐迪南?波爾徹。5月中旬,利普頓清理出了150名準備釋放的犯人。一個德國高級軍官,是一位上校,請求在他們被釋放前對他們說幾句話。利普頓同意了。

　　“他的講話很長也很精彩,”利普頓回憶說,“他告訴他們德國戰敗了,但他們都曾是優秀的軍人,他為他們感到自豪。他說他們應該重返家園,重建自己的生活。他還說德國的重建需要他們每一個人的力量。他講完之後,那些德國人報以響亮的歡呼。”然後他們就動身離去。



　　那些有理由擔心自己會被以戰爭罪起訴的德國高級將領正躲藏在山中。有難民告訴斯皮爾斯,這個地區有一個納粹分子,曾是奴隸營的納粹首領,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斯皮爾斯進行了調查,又問了一些問題,認為他們所說的是事實。進一步的調查表明此人就住在附近的一個小農場裏。

　　斯皮爾斯叫來了軍士長林奇,把情況解釋給他聽,然後向他下達命令:“你帶著穆尼、利布高特和西斯克去找他,然後幹掉他。”

　　林奇把人召集齊後向他們宣佈了任務,弄了一輛兵器載運車就向山上開去。途中,穆尼盤算著這次行動,感到有些為難。他很明白斯皮爾斯沒有這樣的權力,他僅僅基於從難民那裏搜集來的證據就下達處決的命令是不合適的。但斯皮爾斯是連裏的指揮官,而他穆尼只不過是一個執行任務的士兵。最後他決定:“我不會遵循這種胡鬧的命令。如果說必須要有人下手的話,那可不是我。”

　　他們到了農場,沒怎麼費勁就逮住了那個納粹獄官。利布高特盤問了他半小時,然後斷定沒錯,他就是要找的那個人,他犯的罪和難民們指控的一致。幾個美國兵用槍口頂著他,把他推上了兵器載運車,然後開動了車子。最後,林奇把車停在了一個峽谷旁。他們把犯人推下車,利布高特拔出手槍朝他開了兩槍。

　　犯人尖叫著轉身朝山上跑。林奇命令穆尼朝他開槍。

　　“還是你來吧,”穆尼回答,“戰爭已經結束了。”

　　斯金尼?西斯克向前跨出一步,端起M—1步槍對準逃犯,一槍擊斃了他。


　　把戰俘和難民進行分類,然後用船運出這個地區的工作完成後,下一項工作是對繳獲的德軍裝備以及戰爭不再需要的美軍裝備全部進行分類和匯總。這些物資被集中起來登記造冊之後,就由卡車車隊運到在法國的軍械庫。

　　軍官被要求上繳諾曼第空降前領到的絲制法國地圖,這是一種標明了逃脫路線的地圖,不上繳的要被罰款75美元。這些地圖對於參加過D日空降的老兵們幾乎是一種聖物,因此這個決定遭到了普遍的抵制。當被告知不上交地圖就要被罰款時,溫特斯借用了麥考利夫將軍的一句臺詞——“屁話”,代表全營對赫伯特?索貝爾上尉做出了回答,作為團供需官的他只好無奈地轉身離開。



　　由於沒遭到反抗,再加上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的確給予了積極的配合,到5月的第3個星期快結束的時候,幾乎已經沒有什麼真正需要美國人做的工作了。所有的幫廚、勤務、洗衣服、清掃營房以及建築方面的任務,都被那些急於賺錢或想要食物和香煙的當地居民承擔了。於是,時間對於這些渴望回家的年輕人來說就顯得太難捱了。

　　溫特斯讓人修了一條跑道、一個網球場、一個棒球場和一個射擊場。連、營、團乃至整個歐洲戰區展開了各式各樣的競賽。溫特斯還組織了日常密集隊形的訓練。

　　有的弟兄很喜歡這些活動。對那些把運動當回事的人和那些希望將來能上大學或成為職業運動員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鍛煉的絕好機會。他們被免除了各項勤務,住在獨立的運動員宿舍,每天都有訓練或比賽。對幾個想當職業軍人的人來說,這也是個培訓職業技能的好機會。

　　但對大多數既不想當運動員又不想當職業軍人的弟兄來說,訓練和競賽是令人厭煩的。他們找到了另外4種發洩方式:遊覽阿爾卑斯山、打獵、喝酒和追女人。濱湖采爾是一個大約4公里長2公里寬的湖,景色非常優美,5月底6月初那些陽光燦爛、日照時間長的日子裏,在湖裏游泳是一件很愜意的事。“我的游泳衣太破舊了,”韋伯斯特5月20日在給母親寫的信中說,“請你儘快從阿伯克龍比和菲奇給我寄一件顏色鮮豔的游泳褲來好嗎?32的腰圍,最好是短褲,而不是游泳褲。”

　　卡普倫後面的山上有一座滑雪旅館。通往那裏的纜車已經徹底壞了,但人們還是可以從山間小路爬上去。溫特斯制定了一個計畫,每3天派一個排到這所房屋內療養、休整。屋內有奧地利的用人和廚師、滑雪教練和打獵嚮導。滑雪和捕獵石山羊都是非常刺激的運動。

　　這裏是歐洲貴族的主要狩獵場,因此這兒最少有上百頭鹿。101師總是最後才拿到分配下來的食物。每個從瑟堡和阿弗爾港口來的人有機會最先領到食物,但他們都有平民女友要養,同時活躍的黑市交易也在誘惑著他們,所以帶到阿爾卑斯山上來的食物並不夠吃。空降兵們組織了打獵隊去獵殺鹿,鹿肉成了餐桌上的主食。二等兵弗裏曼弄到了一枝勃朗寧獵槍,用它打來的鵪鶉和其他鳥豐富了餐桌上的內容。

　　“女人、妓女、少女、女朋友、姑娘、少婦、德國小姐、法國小姐:這就是小夥子們想要的。”韋伯斯特寫道。他還描述了大家在這方面的成果:“廚師們包養了情婦;排裏的情侶頻頻光顧庫房;麥克裏裏在鎮上有了一個已婚婦女作情人;裏斯把他的那位安置在一處私宅裏;卡森養了一個受過教育、漂亮而老于世故的波蘭金髮女子(後來她與卡森結了婚);排裏當官的每晚都去光顧難民營裏的女人;濱湖采爾是歐洲最漂亮女人的集中之地,伴著這些肌膚曬成古銅色的金髮女子,小夥子們實現了他們的夢想——空談女人整整3年之後,他們終於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東西。反親善政策徹底失敗了。”

　　小夥子們曾經想要倫敦、巴黎和魯爾區的女人,這些女人也能滿足他們,但據韋伯斯特的觀察,“奧地利的女孩比歐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女孩都更整潔、更漂亮,身材更好,並且更好交往,因此小夥子們在這兒度過了特別愉快的時光。”

　　可供享用的酒源源不斷。5月28日,韋伯斯特給他的父母寫信道:“離開貝希特斯加登後,我們每晚都會喝醉。兩天前我們搶了一所德國國防軍倉庫,發現了足足兩箱烈酒——總計48瓶。所以你們寄給我的橘子粉就派上用場了。”

　　關於喝酒,斯皮爾斯上尉只制定了一條長期生效的命令——不准在兵營外面醉酒。士官們對這條命令是嚴格貫徹的,他們不想看到執行警衛任務的弟兄因為喝醉酒而發生什麼事故,也不想看到喝醉的弟兄一個勁地在街頭或山路上晃蕩。然而在營房裏,弟兄們只要不喝醉,就可以不受限制盡情地喝。但大多數人都會喝得酩酊大醉。

　　韋伯斯特所在的班裏總有一滿罐現成的冰茶和烈酒。他描述當時的情景說,每天晚上,“喝到8點鐘時,馬修斯開始結結巴巴、口齒不清起來;馬什吹噓起他的班和他的弟兄們是如何地對他惟命是從;肖提安靜地坐在一張床上,呲著牙咧著嘴;溫又是大笑又是大喊著一些巴斯托涅的舊事;麥克裏裏在誇耀自己的勇敢——‘整個排再沒有比我更勇敢的人了’——這話毫不謙虛但確實是事實;吉爾摩在拼命地燙衣服,他這種表達高漲情緒的獨特方式最受大家歡迎;黑爾一邊流口水一邊又往嘴裏灌進一杯酒;從不吵鬧的克裏斯坐在後面冷冷地沉默著;裏德爛醉如泥地癱在扶手椅裏;我醉得還比較有風度,不聲不響地睡熟了。”

　　小夥子們會游一整下午泳或打一場壘球,來擺脫由宿醉引起的不適。溫特斯是不喝酒的,他對飲酒既不贊成也不反對。他的兩個最好的朋友,韋爾什和尼克森都酗酒。他從不責備那些在自己的空閒時間喝醉的人。每當他想嘗試一下的時候,每天下午發生的那些過激行為就會提醒他不要去碰酒。溫暖的陽光下,打壘球的弟兄們都只穿著一條運動短褲。幾乎每個人身上都至少有一處傷疤。有些弟兄在前胸、後背、手臂或腿上有兩處、三處甚至四處傷痕。“請別忘了,”溫特斯總結說,“我在卡普倫看到的只是一些傷得並不嚴重的弟兄。”

　　還有件事同樣提醒人們:E連和其他單位為了到達卡普倫付出了怎樣的代價。6月5日22時,弟兄們在一起慶祝諾曼第空降一周年。韋伯斯特感到雖相隔僅一年,他們的處境卻是天差地別。一年以前的22時,“我的心跳得就像吉恩?克魯帕敲出的鼓點一樣,餓得前胸貼著後背……而現在的我呢,坐在阿爾卑斯山上一間舒適的屋子裏,一手拿著一大杯加了冰的杜松子酒,一手握著筆。從德文郡機場出發的許多弟兄已經犧牲了,分別葬在聖母教堂的公墓、索恩和比利時,但我還在這兒,真是老天保佑,今晚我們應該用死去的弟兄們會認為最合適的方式紀念他們——開一個無拘無束的熱鬧的晚會。”

　　軍官們也正在舉行晚會。斯皮爾斯搶到了幾箱上好的白蘭地,在宿舍和一個帶著小孩的漂亮的波蘭難民享用美酒。辛克上校在團部——采爾旅館舉辦了好幾次令人難忘的晚會。有天晚上,他安排了506團的所有軍官與泰勒將軍及其參謀會面。那晚弟兄們玩得很痛快。斯特雷耶上校還和一位將軍打了一架,用福利中尉的話來說,“他一喝多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福利中尉和其他幾個人想出了個好主意。他們來到露天停車場把泰勒將軍的梅塞德斯車(原來它屬於希特勒)的汽油抽走了一大半。他們想像著半夜時分,泰勒在回貝希特斯加登的路上因為沒有汽油而只能困在路上的場面一定很有趣。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辛克上校就特意把所有軍官召集起來訓話。大家在旅館外面排好了隊。辛克痛斥了他們一頓,說他們的行為是不光彩的。他特別提到了昨天夜裏的吵鬧和惡作劇。他剛接到泰勒將軍的電話,泰勒的車沒油了,他在車上坐了4個小時,直到他的司機找到了一個5加侖的大汽油罐。福利沒有站出來坦白,他說:“辛克並不在意大傢伙兒有沒有聽他說的話,他只是很生氣地把我們痛罵一頓,並不在乎我們是否在聽,只是一字一頓地大喊著讓我們見鬼去。”

　　辛克很快就恢復了常態。一個星期後,他宣佈7月4日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但4號下起了雨,5號仍然下雨。不過沒關係,6號是一個好天,慶祝活動開始了。“辛克第六”是弟兄們對這次事件的稱呼。

　　各種體育活動層出不窮。滑翔機乘著高山氣流飛越湖面的場面隨處可見。一天下午,傘兵運輸機司令部借給弟兄們一架C—47,有12個人從這架飛機上空降到了湖裏。食物和酒的供應十分充足。公園裏,當地的音樂家穿著皮短褲演奏著“翁巴、翁巴”的調子。美國兵們要他們演奏美國流行歌曲,可惜他們演奏得並不熟練。大家都在翩翩起舞。每個女孩都帶著難民的臂章(反親善政策僅適用於德國人和奧地利人;難民不受此政策的限制,然而當地山區的女孩子們也有許多標識難民的臂章),但就像福利中尉印象中的那樣,“狂歡的人群裏沒有一個是難民”。

　　山區的好天氣,豐富多樣的體育活動,無拘無束地與女人交往,放開肚子喝酒,輕鬆的勤務工作,受歡迎的狩獵運動,加上一個脾氣暴躁卻人見人愛的上校,在韋伯斯特看來,在濱湖采爾的日子正是“軍人夢寐以求的生活”。

絕對官僚

　　這個夏天對E連的弟兄們來說可謂有生以來最完美的夏天。可事實上,頭幾個星期一過,大多數的弟兄們就都厭倦了。軍隊的官僚作風使他們失望和厭煩,他們過量地飲酒,他們很想回家。

　　要想回家就得積到相應的分數,於是積分幾乎變成了弟兄們聊天的惟一話題,這個話題又讓大家的心情變得更糟。按照陸軍的積分系統,服滿一個月現役、參加一次作戰、獲得一枚獎章、結婚都可以得到加分。那個讓人感覺遙不可及的基本分數是85分。只有達到或超過這個積分的人才有資格退役,可以馬上坐船回家。分數不夠者註定只能留在師裏,很有可能還要參加在中國或日本的“大空降”。

　　軍官和士兵破天荒地特別重視起獎章來。一枚銅質紫心獎章可以積5分。毋庸置疑,軍隊的等級制度和官僚主義體系不可避免地對積分產生了不公平的影響。福利中尉回憶道:“有傳聞說團裏的某個副官僅僅因為挑選了采爾旅館作為辛克的團部,就撈了個銅質紫心獎章。”

　　E連的弟兄們在另一方面也同樣有受騙的感覺:在傘兵部隊,除了紫心獎章外幾乎不可能贏得其他勳章。“比如在101師吧,”韋伯斯特寫道,“只有兩個人被授予過榮譽勳章——502團的一個二等兵和一個中校——他們都在行動中犧牲了。溫特斯少校參加過在諾曼第與德國炮兵連的激戰,理所當然地應該得到榮譽勳章,但他只獲得一枚優異服務十字勳章,而且這在2營也僅他一人。在E連,獲得銀星獎章的只有斯皮爾斯上尉和另外兩三人,約有12個弟兄獲得過銅質紫心獎章。但是,獲得紫心獎章的人很多,而且它算不上什麼獎章,只不過是步兵的徽章而已。”

　　E連的大多數弟兄在他們的歐洲戰區飾帶上只有4顆星形戰鬥獎章,不比那些從來沒有離開基地的文書所獲得的更多。“比如說麥克朗,”韋伯斯特抱怨道,“他沉默寡言、瘦高、看上去一點也不起眼,沒人注意到他。但和他同在第3排的弟兄們卻敢發誓,這個老傢伙幹掉的德國人比營裏的任何一個人都多。麥克朗能嗅到德國佬的蹤跡,尋而殲之;他在黎明的進攻和夜晚的巡邏中追殺他們;他費盡周折地殺德國人,他冒的風險和自願承擔的危險任務比E連的任何其他弟兄都要多。麥克朗一天不落地參加了諾曼第、荷蘭和巴斯托涅的戰鬥。他得到了什麼功績呢?僅僅是一個歐洲戰區的飾帶和4顆星形戰鬥獎章。”

　　希夫提?鮑爾斯中士也和麥克朗的情況差不多。和101師的其他優秀戰士一樣,他沒有獎章,連紫心獎章也沒有,所以也沒有足夠的積分。大夥的怨氣日趨高漲,泰勒將軍不得不決定以連為單位舉辦一次抽籤活動,抽中的人可以輪流回家。鮑爾斯不想參加抽籤。“見他的鬼去吧,保羅,”他對羅傑斯中士說,“我這輩子啥也沒贏過。”羅傑斯勸他去試試,沒想到他真的被抽中了。

　　他剛一抽中,就有一個士兵提出用1,000美元跟他換這次回家的機會。鮑爾斯回憶道,“我想了一會兒,1,000美金的確是一個大數目,但最終我還是回答他,‘不,我還是要回家。’”

　　鮑爾斯收拾了他的戰利品,主要是手槍,辦好了必要的文字手續,領了回家的路費,和另外10名幸運的弟兄一起去了慕尼克。沒想到他們乘坐的那輛車在轉彎時出了車禍,一輛美國大兵的卡車迎頭撞了過來。鮑爾斯被甩出車廂,摔在車道上,摔斷了好幾根骨頭,還摔出了嚴重的腦震盪。另外一個“幸運”的士兵在這次事故中死了。鮑爾斯住進了醫院,在那兒他的路費和紀念品都被小偷偷走了。最後,他坐一艘醫療船回了家,比原先被他甩在後面的弟兄們還要晚幾個月。



　　廚師和文書也能得到和身處一線的步兵一樣的積分,這已經讓弟兄們十分惱火,而混亂的積分制度更加深了這種不滿。弟兄們花費了大量時間計算分數,但關鍵在於使團裏的副官相信。韋伯斯特確信自己積了87分,但積分記錄卻顯示他的分數還不到80分。

　　泰勒將軍竭盡全力幫助他的這些老兵。他宣佈任何一個曾參加過諾曼第、荷蘭和比利時或由於受傷而錯過其中一場戰役的弟兄都將獲得一枚銅質星形獎章。當然,這一舉措受到了普遍的歡迎;但在起初的一段時間裏卻招致了大家更大的不滿,那是由於在泰勒宣佈該決定之後,又拖了好幾個星期,獎章和嘉獎令——以及隨之而來的最重要的那5分——才變成了現實。

　　所有這些瑣碎無聊的軍紀細節都讓弟兄們對軍隊及其作風的不滿與日俱增。徵兵人員正在軍官和弟兄們之間來回遊說,勸他們加入常備軍,幾乎無人回應。韋伯斯特說出了大多數軍人的心聲:“我對陸軍厭惡至極,這種深深的憎惡從來就沒停止過。我只要活著就不會說它一句好話。”他在給父母的信中這樣寫道,“我覺得我在軍隊中90%的時光都被浪費了。”惟一一件讓他有收穫的事是“我確實學到了如何與人相處”。當辛克想給韋伯斯特一個正式任命時,韋伯斯特想了一會兒後說他情願放棄。



　　除了記分體系會帶來不滿與怒氣外,陸軍裏隨處可見的酗酒現象、過量的手槍和繳獲的汽車過多也都成了引起麻煩的禍根:對在奧地利的101師來說,交通事故的危險性決不亞於當初在比利時面對的德國軍隊。在奧地利最初的3個星期裏一共發生了70起車禍,比6月和7月內的6個星期發生的事故還要多。共造成20人死亡,近百人受傷。

　　一天晚上,羅伯特?馬什中士開著輛德國卡車帶著二等兵約翰?詹諾威克從關卡走小路回營房。詹諾威克斜靠在一扇不結實的車門上。車撞上了一根木頭,詹諾威克失去了平衡,摔下了車,頭部著地。馬什火速把他送到濱湖采爾的團救護所,但由於顱骨破裂,詹諾威克死在了路上。他的私人物品很少,只有一隻手錶、幾枚空降徽章、錢包和傘兵綬帶。斯皮爾斯上尉把它們收拾在一起,寄給了詹諾威克的父母。“他已經走過了漫長的旅程,”韋伯斯特寫道,“他曾空降在荷蘭,戰鬥在巴斯托涅。他討厭陸軍,但當今天,戰爭已經結束了,回家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的時候,他卻死了。”

　　馬什並非酒後駕車。讓弟兄們引以為豪的是,在這方面,E連始終保持了良好的記錄:一向只委派那些頭腦清醒、責任心強的士兵去執行守衛任務或在關卡執勤,而且弟兄們從不酒後駕車。其他連就沒有這麼小心謹慎了。二等兵奧基夫回憶起某天晚上,他和二等兵勞埃德?蓋伊在薩爾費爾登和濱湖采爾之間的關卡裏執勤時遇到的一件事。“一輛德軍的敞篷小汽車沿著路飛馳而下,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蓋伊和我跳出來擋在路上迫使車停了下來。車裏有兩個穿著德國軍裝的人,都喝醉了。他們喊著‘見鬼,你幹嘛攔我們?都是自己人。’

　　“他們是我們的空降兵,但不是我們連的。我們警告他們,‘該死的,你們不要腦袋了嗎!’

　　“他們最後答應減速行駛。我們告訴他們再開約10英里會遇到另一個崗哨,他們必須小心而且開得像爬那樣慢。他們打包票叫我們放心。

　　“我們下了崗之後才得知那兩個該死的傻瓜試圖高速穿過韋靈駐守的關卡,韋靈大喊,‘停下!停下!’喊了三聲後,韋靈開了一槍打中了開車的那個傢伙。”

　　後來韋靈到醫院去看望了這個被他打傷的人;這位受傷的老兄說他並不怨恨韋靈,如果換成他,他也會這樣做。

　　格蘭特中士是托科阿時的老弟兄,他來自加利福尼亞,身強體壯,長著一頭金髮,總是笑咪咪的,大家都很尊重他——他在荷蘭曾有過驚人的表現——也都很喜歡他。一天晚上他開車帶著幾個二等兵去關卡換崗。他們到了以後發現出了事。

　　一個醉醺醺的美國兵站在那兒,手裏握著把手槍,他的腳下橫躺著兩具德國人的屍體。這個美國兵的汽油用完了,就強迫這兩個德國人停車,並向他們索要汽油。但他不懂德語,德國人也不懂英語,他就認為德國人在拒絕他,於是就開槍殺了他們。

　　一個來自軍事情報部門的英國少校剛好駕車從旁邊經過。他和一個中士走下吉普車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那個美國兵用槍指著他們要他們掉頭走路。

　　恰在此時,格蘭特開車經過。美國兵對著格蘭特就是一槍,偏了。英國少校上前一步想奪下他的兇器,美國兵轉身朝他射擊,他應聲倒地而亡。接著,他又一槍打死了英國中士。見格蘭特向他跑過來,美國兵開槍打中他的頭部後跑了。

　　斯皮爾斯非常敬愛格蘭特。他一聽說格蘭特受了傷,立即和福利中尉跳上吉普車趕往事發地,他們把格蘭特抬上擔架,車呼嘯著朝團救護所開去。救護所裏亂糟糟的,醫生鬍子拉茬,穿著一件滿是汙跡的襯衫,一副邋遢相。他掃了格蘭特一眼說,“沒救了。”

　　“胡說。”斯皮爾斯說著,把格蘭特抬上擔架,又一次呼嘯而去,這次去了薩爾費爾登。斯皮爾斯聽說這兒住著一些德國專家,其中一位是來自柏林的腦科專家。這位專家立即給格蘭特動了手術,救了他的命。

　　槍擊事件迅速傳遍了整個兵營。E連的弟兄們集體出動搜捕肇事者。兇手是在濱湖采爾企圖強姦一個奧地利女孩時被發現的,是才加入I連的一個新兵。儘管許多弟兄表示了對他無法抑制的厭惡,大家還是把他活著帶到了連部。

　　他覺得他還不如死了好。連裏的一半弟兄都圍在他身邊拷問他,威嚇他,對他拳打腳踢,惡毒地咒罵他。弟兄們還沒來得及對他施加更嚴重的刑罰,斯皮爾斯上尉就沖了進來,他是直接打醫院來的。

　　“槍在哪?”斯皮爾斯對兇手咆哮道。

　　“什麼槍?”

　　斯皮爾斯拔出自己的手槍,手握槍管,用槍把對準他的太陽穴狠敲了一下。兇手尖叫起來。“跟軍官說話,要稱呼‘長官。’”說著,斯皮爾斯又敲了一下。

　　那美國兵癱在椅子裏,昏了過去。與格蘭特同在2排的哈克?漢森是格蘭特的親密好友,他沖進總部,拔出手槍,“你這狗娘養的,你比我殺過的所有人都不如。”他一邊罵一邊把槍抵在那人的臉上。4個人從身後抱住漢森試圖把他拉開,他們喊著:這樣就讓他死了太便宜了這個畜牲。漢森扣動了扳機,偏了。

　　“你真該看看那個傢伙的樣子。”採訪中,戈登?卡森對我說。

　　弟兄們把那個傢伙打得失去了知覺,把他抬到團禁閉所交給憲兵。他醒來後,憲兵們又把他打得血流不止。

　　辛克來到連部,一跨進門就問卡森中士:“斯皮爾斯在哪里?”

　　“在二樓,長官。”

　　辛克上樓後從斯皮爾斯那裏瞭解了情況。大約半個小時後,辛克走了,斯皮爾斯走下樓。

　　“怎麼樣?”卡森問。

　　“挺難辦。”

　　“那麼,辛克怎麼說?”

　　“他說我應該把那個狗娘養的給斃了。”

　　他沒有這樣做,這是很難得的。我從E連幾個弟兄那兒得到的一種解釋是,斯皮爾斯肯定是對那個抓來的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肇事者有所懷疑。當我向斯皮爾斯求證時,他回答:“在對格蘭特中士開槍一事上,你的懷疑是有道理的。我想當時我肯定有這方面的懷疑,因為在需要當機立斷的時候,我還從未猶豫過。”

　　但我卻認為也許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有機會殺死那個懦夫的不只是斯皮爾斯。格蘭特剛遇到他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機會。他一發現這個I連的酒鬼時就有機會當場斃了他,而且幾乎所有我訪問過的E連弟兄都覺得那個畜牲應該被幹掉。但當肇事者被帶到連部時,雖然E連的很多人都在場而且都帶著手槍,但他們中真想殺掉這個美國兵的只有一人,而且還被其他弟兄拉住了。

　　當年那個屋子裏的人幾乎都殺過人。面對兇手,他們的血在上湧,面對兇手,他們只剩深深的仇恨和冷酷的心。但在整個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用手槍敲打,也不是毆打,而是弟兄們的自製。


　　他們已厭倦了殺戮。



　　這件事發生後不久,斯皮爾斯給福裏斯特?古思中士寫了一封長信。古思正在英國的醫院裏住院,他曾在給斯皮爾斯的信中流露出害怕被調到其他師的想法。斯皮爾斯喜歡古思,覺得他是一個好軍人,他欣賞古思總是能將所有的武器都保持在最佳狀態的能力。尤其讓他佩服的是,古思只要用一把銼刀在M—1槍的自動解扣裝置上擺弄幾下就能讓它變成全自動的。(古思改造過的槍溫特斯拿了一把。他一直保留著,參加朝鮮戰爭時也帶在身邊。不幸的是,古思自己現在已經記不得當時是怎麼弄的了。)

　　在回信中,斯皮爾斯講述了他這邊的情況。這是一封冗長而且囉嗦的信,講的是自打古思住院後E連發生的事,都是些古思最想知道的消息:“魯茲從摩托車上摔了下來,胳膊受了傷,但並不嚴重。塔爾伯特中士不想當二級軍士長,所以我叫他負責2排。2排的林奇中士現在是二級軍士長。阿利中士又喝醉了,我們只好降了他的銜。利普頓中尉正在蘇格蘭度假,過得非常開心。我熬到最後總算獲准去英國度假,看看我的妻子和孩子。鮑爾斯中士坐卡車回家,路上車翻了,摔斷了頭骨,現在在住院。施特羅中士(3排的)現在正在返回美國家鄉的路上。格蘭特被一個喝醉了的美國兵開槍擊中,他的頭不是太好,現在住在附近的一家德國醫院裏,正在恢復中。馬拉其中士剛住了很長時間的院回來。萊茵哈德中士剛從裏維艾拉回來。麥格拉思不願去休假——他正在省錢。”

　　斯皮爾斯詳詳細細地告訴古思銅質紫心獎章的事,說古思因參加了諾曼第、荷蘭和比利時的戰役而有權得到一枚,並許諾這件事一變成現實就儘快通知他。最後,斯皮爾斯還加了一段附言:“克拉克現在是軍械技工了,伯林蓋姆因為不能讓你設計的殺德國佬的自動槍正常工作而重新回到了他的排裏。我們在奧地利這裏每天都有電和熱水供應。

　　“順便告訴你,現在不管你到了哪個部隊,你都有權佩戴別著櫟葉形小徽章的‘總統通令嘉獎單位’綬帶——表明你是在101空降師贏得這個榮譽的。”

　　E連處於解體的過程中。泰勒將軍把所有積分高而還沒回過家的弟兄都調到了駐于貝希特斯加登的501團。501團就快要被撤銷了,它現在的作用是把所有的高積分弟兄從師部送回美國退役。E連的其他老成員不是在醫院住院,就是已經退伍。在莫米昂或阿格諾入伍的新兵現在已經算是老兵了。

　　泰勒將軍回了趟美國,6月底回來後,他宣佈,回美國休過冬假後,101師將移師太平洋。同時,陸軍部堅持既然101師要重新參戰,該師四分之三的成員是新兵,就必須建立完備的訓練體制和嚴格的訓練程式。

　　因此密集隊形訓練和軍體操又成了家常便飯。弟兄們不得不重新溫習M—1、勃朗寧自動步槍和卡賓槍的編類名稱和功能。公路行軍、手勢信號、班戰術、兵營檢查、野戰炊具檢查、軍事禮儀和軍紀、急救和衛生知識、著裝檢查、識圖、攜槍體驗演習、連續7天的三角測量、打靶。“就這樣,”韋伯斯特寫道,“我忍受著這一切,厭煩與日俱增。”

　　皮科克中尉回來後變得比以往更加瑣碎無聊。“對於他強加給我們的超負荷訓練,”韋伯斯特寫道,“我們都感到忍無可忍,那些在荷蘭或巴斯托涅就認識他的弟兄甚至連看都不願看他一眼。這些訓練弄得我極為惱火,快要發瘋,要是我的積分還沒有達到85分,我就寧可志願到日本打仗,也不願在皮科克手下多受一天基礎訓練。”



　　到7月中旬,參加過諾曼第戰役的老兵們都走了,除了長期受罪的韋伯斯特,因為他仍無法使人事參謀相信他的總積分數。辛克上校給那些高分弟兄們做了一次臨別講話:“身為團長,看著你們這些優秀的官兵離開,心情是很複雜的。我為你們每一個人感到高興。是你們自己的努力和戰鬥使你們有資格回到你們的家鄉和朋友身邊。

　　“看著你們離去我感到難過,因為你們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戰友。

　　“你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我熊過一兩次。我希望你們能夠理解這是不得已而為之,我對你們從未有過任何惡意。

　　“我要求你們爭取總統嘉獎令,你們做到了。這將永遠是你們的光榮。


　　“願上帝保佑你們一路平安;願那些在諾曼第、荷蘭、巴斯托涅和德國與你們手牽著手的戰友在天上注視著你們,保護著你們,引導著你們直到偉大的最後一跳!”

　　7月底,101師奉調乘40—8到了法國。E連來到位於巴黎南部的小鎮茹瓦尼的兵營。溫特斯、斯皮爾斯、福利和其他一些人在英格蘭度假。8月6日,廣島原子彈的爆炸消除了弟兄們到太平洋再打一場戰役的擔心。從那之後,空降師一直處在不斷的變動中,積分低的弟兄被調進第17空降師,其他的調到了第82師。101師的雜誌《嘯鷹》不滿地評論道,“整個部隊不像一個作戰師,倒更像是一個補充兵集中配撥站。”

　　8月11日,辛克上校被提升為副師長。8月22日,泰勒將軍離開101師,後來成為西點軍校的校長。不久以後,506團全團撤出,編入了在柏林的第82空降師。據說當辛克的手下弟兄行軍至茹瓦尼兵站以便乘船到82師的時候,辛克哭了。韋伯斯特認為他的這種反應也是正常的,因為他是“我們團的靈魂和核心”。1946年,韋伯斯特寫道:“我們那繡著

　　柯拉希山、一道閃電和六個降落傘的漂亮的深藍色絲綢團旗,已經卷放在盒子裏,正在華盛頓的國家檔案館裏落灰呢。”

　　1945年11月30日,101師被撤銷。E連解散了。



　　E連於1942年7月誕生於托科阿。差不多3年後，它在奧地利的濱湖采爾結束了使命。在這3年中,E連的弟兄們經歷過的複雜情況、忍受過的艱難困苦、做出的貢獻，是大多數人一生無法企及的。

　　陸軍對他們來說是讓人厭煩、沒有人情味和瑣碎的代名詞，他們厭惡陸軍。他們發現戰爭是醜陋的，極具破壞性的，充滿了死亡，他們也厭惡戰爭。再沒有比血腥和殘殺、艱苦和骯髒、非人的肉體負荷更糟糕的事了，但是，拋棄戰友卻比這一切更加讓人難以忍受。

　　在戰爭中，他們還感受到了世界上最親密的兄弟情。他們感受到了什麼是無私。他們發現他們可以愛同一戰壕中的戰友勝過愛自己。他們發現在戰爭中，熱愛生命的人可以為了戰友獻出自己的生命。

　　他們連曾有3個出色的擔任連長：赫伯特。索貝爾，理查。溫特斯，羅奈爾得。斯皮爾斯。他們每個人都對E連產生過一定影響，但溫特斯這位從E連建立的第一天到它解散的總共1，095天裏都與連隊息息相關的人，讓全連弟兄最為難忘。接受過我採訪的那些曾在E連服役的人都把E連叫做迪克。溫特斯連。

　　軍士們的這種感覺尤為強烈－－那些在托科阿時是二等兵，後來在戰鬥中成為下士和中士的弟兄們－－他們在E連生活了整整3年。軍官們有來的有走的，不過他們中有許多作為2營或506團的幹部繼續和E連保持著聯繫。但是，能夠見證和說明E連每一天經歷的卻只有溫特斯和這些軍士們（除非住進醫院）。是他們把E連弟兄團結在一起，特別是在巴斯托涅森林中遭遇的令人生畏的槍林彈雨中，在攻打福伊而斯皮爾斯尚未取代戴克的關鍵時刻。無論是根據文字材料還是實際情況，威廉。埃文斯、詹姆斯。代爾、卡伍德。利普頓和佛洛德。塔爾伯特等軍士長都是公認的軍士領袖。



　　1945年9月30日，塔爾伯特中士住在印弟安納的本傑明。哈里森堡的醫院裏。他給溫特斯寫了一封信。他雖然遠不是韋伯斯特那樣的作家，但他是用自己的心在寫，而且他道出了每一個曾在E連服役的弟兄的心聲。

　　在信中，他說希望能有機會和溫特斯一起交談，因為他有許多事想要告訴溫特斯。“我想說明的第一件事是……迪克，曾在你手下當兵或和你並肩作戰的每一個弟兄都愛你，而且永遠也不會忘記你，你靠自己的領導贏得了這一切。你是我做夢都想遇到的最優秀的軍人。

　　“一個人從戰爭中獲得的某些東西從別的地方是不可能獲得的。我似乎總是在增強自己的自信心或別的一些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些。但你明白為什麼。

　　“好了，就暫時寫到這裏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是能和你一樣的優秀就好了。戰鬥中，你的我的榜樣，是我的動力。那個我們都認識的小少校用兩個詞來總結你的為人，說你是'他所認識的最勇敢、最無畏的軍人'。我非常贊同他的判斷。他也是一個出色的軍人，不過我對他說你是最優秀的。我願永遠跟隨你，即使是去地獄，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和你在一起時，我知道一切盡在掌握之中。”



　　溫特斯對弟兄們懷有感情與弟兄們對他的同樣深厚。1991年，他總結E連的歷史和意義時說：“第101空降師由許許多多優秀、堅強的連隊組成。但是，第506傘降步兵團E連更是出類拔萃，因為弟兄們之間是通過一條特殊的紐帶而彼此緊緊相連的。

　　“這種非常特別、純粹和親密的感情是在托科阿訓練營地時，在索貝爾上尉施加的壓力下萌發的。在那種壓力下，弟兄們得以生存的惟一辦法就是團結起來。後來，軍士們搞兵變靠的也正是緊密的團結。

　　“承受了訓練的壓力之後，E連在諾曼第為取得對猶他海灘的控制權而爭取關鍵性的戰鬥任務又遇到了新的壓力。在戰時，圓滿地完成了一項任務所得到的獎勵是另一項艱巨的任務。E連在荷蘭－－巴斯托涅－－德國的征途中圓滿地完成了一項又一項艱巨的任務。

　　“E連的弟兄們在訓練與戰鬥中共同承擔所有的壓力，結果，在他們之間建立了一條永久性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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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戰後生涯



　　　　　　　　　1945年－－1991年


　　E連兄弟中，有48位為國捐軀，有100多人受過傷，其中許多人受過重傷，不少人受過兩次傷，有幾個受過三次傷，一位受傷多達四次。大多數人都受到過精神上的壓力，而且通常是很嚴重的壓力。所有的弟兄都把他們視為最好的青春年華交給了戰爭。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殺手，習慣于戰場上的打打殺殺，迅猛的作戰行動早已是家常便飯。他們在戰前幾乎都沒有上過大學，大多數人掌握的本領只有一個－－步兵作戰技術。

　　戰後，他們決心挽回失去的時間。利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這個被老兵普遍讚譽為美國立法機構有史以來制定出的最好的法案，他們迫不及待地進了大學。他們盡可能快地結婚生子，開始創造自己的生活。

　　他們很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決心大，有抱負和工作勤奮，部分也歸功於他們在陸軍這三年裏所學到的東西：他們學會了自信、自律和服從，他們能夠忍受各種出乎預料的艱難困苦，他們具有能夠和其他人協同工作的團隊精神。他們曾自願成為空降兵，因為他們想與最優秀的人並肩作戰，並使自己也成為最優秀的人。他們成功了。在退役後的生涯中，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也絲毫沒有降低，他們同樣也成功了。

　　他們具有岩石般的性格。他們出生於1910年到1928年之間，是大蕭條中的孩子，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爭中的戰士，戰後快速建設的直接參與者。他們接受了大兵法的賜予，但並未就此止步。他們走出了自己的路。他們中，有幾個成了富翁，有幾個擁有了相當的權勢；他們幾乎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從事著自己的工作，養活著他們的家庭，過著好日子。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充分利用了他們在戰爭中為之奮鬥所保存下來的自由。



　　讓我們還是從受過重傷的人說起吧。沃爾特。戈登下士在巴斯托涅時背部中彈了，癱瘓了。在英格蘭的醫院裏，他無助地躺在T形支撐夾裏待了6個星期後，下肢開始有了些感覺。為他療傷的斯達迪厄姆大夫經常站在床尾拿話激他：“你是個徹頭徹尾的懶漢，戈登。”戈登也總是生氣地跟他頂嘴。由於斯達迪厄姆醫生不願放棄他，一直千方百計地救治他，戈登說：“當時，我根本就沒想過我會變成一個沒有希望的殘廢。”

　　支撐夾拿掉後，斯達迪厄姆扶戈登練習走路，其實只不過是挨著地面拖著腳走。到1945年春天，戈登被列為“能夠行走的傷患”，乘坐醫療船回到了美國。他在美國亞特蘭大的勞森總醫院緩慢地恢復。歐洲戰場上的戰事結束時，他還在這個醫院裏。無論是走、坐還是躺，他都要忍受著背上的傷痛。他什麼體力活也不能做，很顯然，他對陸軍已經沒用了。6月中旬，他的父親問他什麼時候能夠退役，戈登做出的惟一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

　　6月16日，戈登做了一次體檢。年輕的醫生告訴他，他將被轉到本寧堡，被列為適合有限勤務者。就戈登的理解，這位醫生的理由是：“神經上的損傷恢復起來很慢，像我這種傷殘程度的老兵如果退役，將會獲得一大筆補償金。再多留我幾個月，我的情況無疑會好轉起來。”

　　戈登打電話給他的父親告知他這一消息，卻激起了他父親的滿腔憤慨。“他向我指出我已經受了兩次傷，而現在呢，用他的話來說，是個殘廢。他覺得我已經做了所有我應該做的，現在是該讓我回家的時候了。”然後他命令兒子把他這個口信告訴軍醫。

　　儘管有點難為情，戈登還是照父親說的做了。戈登詳細解釋了他是如何從父親那兒得到這個想法的，並申明他與這個想法沒有任何關係。

　　“滾開！別胡扯了！”醫生大聲呵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親叫我告訴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會過來帶我飛到華盛頓，而且，必要的話，他會到參議院扒光我的上衣給議員們看。”

　　醫生的臉拉了下來。戈登知道這招奏效了，也許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個密西西比的參議員。那可是張飛過太平洋的機票啊。還是放他走吧。”

　　那位醫生說道，“好吧。把你列為完全殘廢，可以馬上退役了。”他叫人給戈登領了一套新軍裝，帶他到牙醫那兒補好了牙，並讓人給他結了帳。

　　戈登進了田納西州萊巴嫩的坎伯蘭大學學習法律。除了美國軍人人權法案中規定發給的津貼外，他每月還能取200美元的全殘補助金。他說：“我是個富有的學生。”同時，他也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在取得法學學位之前，他就通過了密西西比的律師資格考試。“於是，我成了一個仍在就學的擁有執照的辯護律師。”畢業後，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為幾家從事石油產業的大公司工作。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度假時認識了貝蒂。露迪歐。一年以後他們結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後來，他們有了5個孩子，其中有4個是女孩。“我意識到我沒有足夠的薪水來滿足貝蒂的需求，”戈登說，“於是，我開始自己幹了。”

　　他開始從事一種高風險的生意：買賣石油租約，投資期貨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裏斯琴、密西西比、新奧爾良和阿卡普爾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舊沒能消除，走起路來有些困難，但戈登夫婦卻大享了好兒孫的福氣，他們夫婦依然相愛，他們喜歡拿自己開玩笑，過著幸福的生活。

　　“在陸軍裏的那幾年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在3天的採訪結束後，我問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這3年對我產生的影響是驚人的。那時候的戰友情誼是我所擁有的最有意義的東西。我活下來了，這真是太幸運了，更幸運的是我曾與這群傑出的兄弟共同戰鬥。”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爾夫波特的《太陽先驅報》上看到了一篇報導，說的是荷蘭艾恩德霍芬的簡。瑞特塞瑪市長拒絕與諾曼。施瓦考將軍會面，因為這個美軍指揮官在海灣戰爭中“雙手沾滿了鮮血”。瑞特塞瑪評論施瓦考時說，“是他策劃了盡可能多地殺人的辦法。”

　　戈登給瑞特塞瑪市長寫了一封信，信上說：“1944年9月17日，我參加了解放你國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動。作為506傘降步兵團E連的一員，我在一個名叫索恩的小鎮附近著陸。第二天我們開始向南行進，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執行任務期間，我們遭受了傷亡。戰爭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們在各種各樣的防禦工事裏呆了兩個多月。我們像動物那樣住在戰壕裏，穀倉裏，什麼苦都吃過。天氣又冷又濕。儘管有這麼多不利條件，我們仍然頑強地堅守著歷盡艱辛才拿下來的陣地。

　　“當鮮血從侵佔你們城市的德國人身上流出時，荷蘭的平民們並不像你這樣反感流血。我們遺忘得太快了。歷史已經不止一次地證明，如果你們的德國鄰居週末感到沉悶或他們的高爾夫球場有點擁擠的話，荷蘭就有被再次侵佔的可能。

　　“請別讓你們的國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岡吞噬了。我不想再回去了。現在，你們還是好自為之吧。”



　　喬。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戰後經歷：“我在巴斯托涅中彈後（因為這次負傷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獎章）經歷了一系列的手術。一個主要的手術就是右腿膝蓋以上的截肢。在這之後，我又做了兩次手術，都是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彈片。為了取出彈片，手術從我的後背做進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結的婚，那時我仍在大西洋城的醫院裏。1946年2月8日，我從陸軍退役。”

　　醫院為他開具了80％殘疾的退伍證明。戰前他在一家鑄造廠當鑄工，但現在，帶著一條木頭假腿的他已經無法勝任原來的工作。他在位於賓夕法尼亞的雷丁的一家紡織廠找到了工作，後來又在伯利恒鋼鐵廠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我常帶男孩子們去打獵，釣魚，但我從不拿槍－－我總是擔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麼東西絆住了這條假腿，我就完了，但我會帶他們去打鹿和釣魚。每年我都和他們到加拿大野營。”

　　從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進。托伊覺得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的醫生對他很好，始終為他使用了最先進的設備。但他確實也有點兒不滿，他想要兩條腿，一條在假腿的聯結處能夠稍長一點兒。但醫生卻說一條已經足夠了，“我的體重不能有任何變化，否則這該死的玩意兒就不合適了。”



　　比爾。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條腿的，它從膝蓋以上被鋸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後，他同樣被定為80％殘疾。他結了婚，生了一個孩子，做過印刷工、銷售員、退伍軍人管理局職員和木匠，所有這些事都是帶著一條假腿做的。他的履歷中有一些混亂不清的地方，這使他經濟上受到了損失，為此，他多次到退伍軍人管理局去說理。1967年，他最終以全殘的證明書得以退休。在後來的24年裏，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動。他能移動得很快，比大多數雙退健全的年輕人走得還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蘭住在費城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兒長大的。他們生育了5個孩子，長子在越南當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積極地參與101師戰友會的活動，而且在召集E連弟兄聚會方面很積極。



　　“查克”。格蘭特中士戰後被一個喝醉的美國兵射中了頭部，後來被一位德國醫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復，但言談方面仍有困難，左胳膊也部分癱瘓了。在獲得醫院開具的全殘退伍證明書後，他定居於三藩市，在那兒經營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後來的歲月裏，他經常出席E連的聚會，在101師戰友會中表現得也很積極。邁克。蘭尼提名他擔任101師戰友會506團的代表，他當選後頗感自豪地為大家服務。他於1984年去世。



　　“麋鹿”弗雷德。海利格在荷蘭被自己兄弟誤傷了兩次，被用飛機送進了格拉斯哥的一家醫院，然後又乘伊莉莎白女王號去了紐約。在後來的兩年半時間裏他又轉過三次院，還接受了皮膚和神經的移植，於1947年2月退伍。利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規定的津貼，他進了麻塞諸塞大學，1950年畢業並取得了園藝裝飾學的學位。在以後的40年裏，他為各種景觀公司工作，並為高爾夫球場當顧問和供應商。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依然保留著用帶倒鏃的箭打獵以及觀鳥和野營的愛好。



　　利奧。波義耳中士在比利時、英格蘭和美國的醫院裏住了共9個月後於1945年6月22日退役，他被定為30％殘疾。他找到了一份鐵路司閘員的工作，但他的腿承受不起肌肉的過度勞累。後來他又在郵局工作，分揀信件，但他的腿又一次無法支撐下去。“那時，我十分難過和困惑，便去退伍軍人管理局的醫院檢查。幾天後，一個由三名內科醫生組成的小組宣佈我的殘疾程度為50％，然後就讓我出院了，對我將來的前途也沒有給予任何指點。”

　　波義耳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規定的津貼上了俄勒岡大學，他主修政治學並以優異成績獲得了碩士學位。他加入了中學教師的行列，最後致力於殘疾人教育。“這是一個擁有特殊回報的職業。殘疾人與老師之間總有一種溫暖和友好的感覺。”1979年退休時，他因為從事殘疾人士教育的領導和研究工作成績突出而被授予了職業教育方面的榮譽。

　　連裏的另兩個成員－－最後一任軍士長和第一任連長也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

　　佛洛德。塔爾伯特中士身上也有傷和傷疤，這倒沒對他造成什麼大影響，但有關戰爭的記憶卻打倒了他。他成了一個四處流浪的酗酒者。為了謀生，他幹過許多職業：在加利福尼亞北部當過漁夫、獵人，做過嚮導，有時還用捕獸機捕獸。他還曾犯過幾次心臟病。

　　塔爾伯特是E連為數不多的與大家失去聯絡的人之一。1980年，戈登爭取到所在州的國會議員和喬治。魯茲的兒子史蒂夫的幫助去尋找塔爾伯特。　邁克。蘭尼中士也加入了搜尋工作。最終，他們在加利福尼亞的雷丁找到了他，並勸他參加1981年在聖迭哥舉辦的連隊戰友聚會。

　　蘭尼把塔爾伯特的地址通知了大家。溫特斯和其他一些弟兄們給他寫了信。塔爾伯特給溫特斯回了信，在這封手寫的3頁長的信中，塔爾伯特追憶了他們過往的經歷。“你還記得那次你帶領我們進入卡朗唐的時候嗎？看著你在路中央還想繼續走的樣子實在讓人受不了！……你還記得我們在荷蘭準備後撤的情景嗎？皮科克中尉把他的卡賓槍扔在了路上。他不走了。上帝可以作證，當時我叫他把槍撿起來，我告訴他要是他不走的話我就斃了他，他最終還是照我說的做了。我喜歡他這個人，他是一個真誠的、照章辦事的軍官，但他不是個戰士。在他叫我管理兄弟們的那段時間裏，我倆相處得還挺不錯。

　　“迪克，類似這樣的事說也說不完。我還從沒同任何別人說過這些。我們的共同經歷對我來說幾乎是神聖的。”他在信末的署名是，“永遠忠誠于你的戰士。”

　　塔爾伯特還在信中附了一張近照。照片上的他看起來像一個山裏人。溫特斯在回信中，告訴他如果他想來聖迭哥就把鬍子刮了，頭髮理了。他照做了，但他仍穿著一身破舊的打獵裝出現在大家面前。聚會的第一天早上，戈登和唐。穆尼還帶他到一個商店裏買了新衣服。這一年還沒過完，他就去世了。

　　戈登為他寫了墓誌銘。“幾乎E連的所有弟兄都受過不同程度的傷。我們中的一些人瘸了，一些人的視力或聽力受到了損害，但我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改變自己的生活來適應自己的身體狀況。塔爾伯特卻每天都在與他心中的惡魔作戰。他為自己的祖國付出了寶貴的代價，除了放棄生命，他已經不能付出得再多了。”

　　迪克。溫特斯給塔爾伯特最終的讚譽是：“如果只准我選擇一個弟兄來和我一起執行戰鬥任務，我會選擇塔爾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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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伯特。索貝爾上尉肉體上沒有受什麼傷，但精神上的創傷卻很深。他也從大家的視線中消失了。他結了婚，有兩個兒子，後來又離了婚，兒子們跟了母親。他在芝加哥為一家電公司當會計。60年代初的一天，克拉倫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他請索貝爾吃了頓午餐。他發現索貝爾對E連和自己的生活都頗有抱怨。20年後，瓜奈若曾努力找過索貝爾，最後找到了索貝爾的姐姐，他的姐姐告訴瓜奈若，索貝爾的精神狀態很差，他把怒氣發洩到E連的弟兄們身上。但不管怎樣，瓜奈若還是替索貝爾付了101師戰友會的會費，希望索貝爾能參加這個組織的聚會，但他始終沒有出現。不久以後，索貝爾上尉企圖自殺，但他笨手笨腳地沒有成功。最終他死於1988年9月。他的葬禮十分淒涼，前妻和兒子都沒有來，也沒有一個E連的弟兄出席。



　　斯金尼。西斯克在擺脫有關戰爭的記憶之前也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1991年7月，他在給溫特斯的信中寫道：“我的戰後生活就是拼命喝酒以擺脫那些記憶：我曾在荷蘭攔截一卡車德國人，我曾追進阿爾卑斯山巴伐利亞段殺死那個死硬的納粹分子。老莫。阿利斷言說我幹過的這些事總有一天會讓我睡不著覺的，事實確實如此。戰爭結束後，以前的事總是浮現在我眼前，我只好開始喝酒了。哈！哈！

　　“後來有一天，我妹妹4歲的女兒來到我的臥室（家裏的其他人都無法忍受我這個要麼呼呼大睡要麼爛醉如泥的人），她告訴我，耶穌受我，她也愛我，如果我懺悔的話，上帝會寬恕我總是想把那些人再殺一次的念頭。

　　“這小女孩的話對我起了作用。我把她抱出房間，讓她去找她媽媽。然後我就在我母親的那張舊羽毛褥墊床上開始懺悔，上帝寬恕了我參加了戰爭和那些年我曾做過的其他所有壞事。1949年下半年，我被委任為牧師，請相信我，迪克，從那以後我只責罵過一個人－－而且是那人自己叫我幹的。我現在有4個孩子，9個孫子和2個重孫。

　　“這真是主的旨意，我希望能在下次聚會中見到你們大家。如若不然，我將會與你在最後一跳中會面。我知道你是絕不會在艙門口腿軟的。”



　　E連對國防事業的貢獻並沒有隨著它的解散而結束。若干弟兄留在了陸軍。原先連裏的軍官馬西森中尉曾經以很快的速度被提升到團裏任職，後來成為中將並擔任101師的師長。鮑勃。布魯爾當了上校，大部分時間都在遠東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埃德。沙姆斯在預備役部隊裏任上校。

　　克拉倫斯。賴爾留在了傘兵部隊裏發展。他在朝鮮戰場上參加了2次空降，1954年被派到法國第29傘兵團擔任顧問。第29團駐守在越南奠邊府。賴爾是在駐軍投降的前兩星期離開奠邊府的。他是少數幾個完成4次戰鬥空降任務的人，當然他也是惟一一個參加過突出部戰役和奠邊府戰役兩次軍事行動的人。

　　羅伯特。伯爾。史密斯也留在了傘兵部隊。在傘兵部隊裏，他得到了正式任命，最終成了一名中校。他在三藩市指揮特種部隊一支後備隊。1979年12月，他寫信給溫特斯說：“最後，我在後備隊的任職讓我走上了在政府機構工作的新的職業生涯，隨之而來的是8年在老撾作為一支大型非正規軍的平民顧問的生活。1974年我還經常跳傘，後來我對跳傘的興趣消失了，我又轉而開始玩滑翔機，從那以後，這就成了我釋放激情的一種方式……目前，我被委任為三角洲部隊司令官的特別助理，這是一支在布拉格堡的反恐部隊。我專門負責（一定會令你吃驚！）：空降行動，輕武器和小分隊行動。

　　“我的辦公室在巴克那爾街，只要穿過當年我們準備出發去英國的那條街就到了。那些老房子仍和你最後一次看到時一樣，而且仍在正常使用著……

　　“迪克，告訴你一些'現代軍隊'裏發生的有趣的事，我現在任職的部隊是被譽為美國陸軍中最好的部隊－－三角洲部隊，我相信它的確是最好的。然而，如果從戰友的角度看的放,無論何時，我都會選擇戰爭年代咱們的E連！那3年我們所擁有的某些東西是無可比擬的。”

　　1980年，原本他要被派去伊朗執行解救人質任務，但當中央情報局得知這一計畫後，阻止他去執行該任務，原因是他瞭解太多的機密。“所以，我失掉了我這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冒險機會，這肯定是最後一次了，”他在給溫特斯的信中這樣寫道，“在大約兩年的每一天裏，我都和三角洲部隊一起生活、工作和訓練；迪克，老實說，我討厭被甩在後面。”

　　這使史密斯的話題轉到了領導問題。他在信中這樣評價溫特斯：“你享有（有的人會說你贏得了）120名戰士的一致尊敬和欽佩，尤其是那些平民戰士，他們甚至可以跟著你去死。我幾乎是一成年就當了兵，在這段時間裏，我遇到的優秀戰士只有幾個，而且只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我在二戰期間認識的，但是E連中卻有兩個－－你和比爾。瓜奈若。我們其餘這些人還過得去……大體上還算好士兵，少數幾個比一般人要強一些，但是，'重壓之下出好漢'，這一點，我和大多數弟兄都一樣清楚，而且比有些人清楚得多。可你是真正的好漢。”

　　1980年，在一次懸掛式滑翔機試飛過程中，史密斯摔了下來，受了重傷。在對他實施肺部手術的時候，醫生發現他患了癌症。1944年6月6日曾把史密斯從洪水區中拉出來的裏德去醫院看望了他。他們在一起玩了一種有關名字的遊戲－－一個人報出一個托科阿時的老兵的名字，另一個人用幾句簡短的語言對這個弟兄進行描述。不久，史密斯就去世了。

　　“勇士”阿莫斯。泰勒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了25年，他在秘密行動部的遠東司裏工作，有時候在華盛頓上班，但經常在海外。對自己所幹的工作他不願多說，只是說“在世界的那個地區有兩個威脅極大的國家，一個是***中國，還有一個當然就是蘇聯。這些都與我的工作中心有關。我只能說這麼多了”。



　　1945年夏天，斯皮爾斯上尉回到英國後發現與他結婚的那個英國“寡婦”給他生了兒子，但她當初根本就不是寡婦。她的丈夫從一個戰俘營裏回來了。她選擇了原先的丈夫，拋棄了斯皮爾斯。這對夫婦還拿走了斯皮爾斯從歐洲大陸用船運回來的所有戰利品。斯皮爾斯決定留在陸軍。他在朝鮮戰爭中空降了一次，並在那場戰爭中指揮一個步兵連。1956年，他在加利福尼亞的蒙特雷學習俄語，然後被派往東德的波茨坦，擔任同蘇聯軍隊的聯絡官。1958年，他當上了柏林施潘道監獄的監獄長，魯道夫。赫斯就被終身監禁在這個監獄裏。1962年，他作為老撾皇家軍隊美國顧問團的一員去了老撾。

　　現在，E連的老弟兄們打電話給他時，往往這樣開頭：“你可能不記得我了，我們曾在戰爭中共事。”斯皮爾斯往往會問，“哪一場戰爭？”他的兒子羅伯特出生在二戰中的英格蘭，現在是皇家步兵軍團的步兵少校，是一位“綠夾克”（陸軍特種部隊）。他是斯皮爾斯的“驕傲和幸福”。


　　大衛。韋伯斯特無法理解怎麼竟有人願意留在陸軍。他想當個作家。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在寫作和發表文章期間，他通過打各種零工過活，這段時間裏，他還寫了一本記述自己戰爭經歷的書。他的許多文章都發表在《星期六晚郵報》上，但他無法為他的書找到出版商。他當了記者，開始時在洛杉磯的《每日新聞》工作，後來為《華爾街日報》效力。1951年，他與一位藝術家巴巴拉。斯托塞爾結婚，巴巴拉的哥哥是後來成為美國駐波蘭、蘇聯和聯邦德國的大使不沃爾特。斯托塞爾。

　　韋伯斯特一直對鯊魚很著迷。巴巴拉寫道：“對他來說，鯊魚成了大海中一切神秘和狂暴之物的象徵。他開始為寫一本關於鯊魚的書收集資料。他的研究持續了好幾年。他身臨其境地觀察鯊魚，在水下或在鯊魚之間游泳，他還抓住了不少。他有一艘11英尺長的小舢板，他叫它圖斯塔拉，意即'說書人'，他就是從這條小船上用無竿釣絲抓鯊魚的。”書完稿後，雖然前後努力多達29次，他卻始終沒有讓一個出版商相信有人會讀有關鯊魚的書。

　　1961年9月9日，韋伯斯特帶著作魚餌用的槍烏賊、一根粗釣絲和捕鯊魚的鉤子從聖莫尼卡揚帆起航了。他再也沒有回來。第二天的搜索發現圖斯塔拉被沖到了離岸5英里的地方。舵柄和一隻槳不見了。他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

　　巴巴拉出版了韋伯斯特的關於鯊魚的書（《傳說與食人魚》，諾頓出版公司，1963年），這本書還有英國版，在澳大利亞還出版了平裝版。1975年《大白鯊》上映時，戴爾公司發行了這本書的平裝版，結果很暢銷。

　　E連弟兄中，有3位士官發了大財。約翰。馬丁靠著美國軍人人權法案中規定的退伍費進了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然後又重操舊業，回到了鐵路部門。他當上了鐵路督察員，有了輛小轎車，有秘書，津貼費也在增加。作為副業，他還投資蓋房子賺錢。1961年，他放棄了所有這一切，不顧妻子和正在上中學的幾個孩子的強烈反對，搬到了亞利桑那的費尼克斯，開始投資房地產。當時，他的全部資本僅有8，000美元，大家都說他簡直是異想天開。但是，第一年底，他交的稅款就超過了他在鐵路上賺到的所有的錢。很快他就開始建公寓大樓和私人療養院。他把生意擴展到了德克薩斯和蒙大拿。1970年，他在蒙大拿西部的山區買了一座養牛的牧場。現在他已經是億萬富翁了。他仍然喜歡冒險，只不過已經不再跳傘。有人願出高價購買他的產業，可他頂住了誘惑；如今，約翰。馬丁是馬丁建築公司的董事長，他的妻子派特裏夏是副董事長和財務主管。他倆同時還兼任經理，是公司股份的惟一持有者。

　　唐。穆尼利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規定的退伍費進了格林內爾學院，畢業後進入了廣告界。穆尼在公司裏平步青雲，到1973年已是紐約一家大廣告公司凱赤姆、麥克萊德和格羅夫公司的董事長。4年後，51歲的他退休了，在佛羅里達蓋了一處家宅，在那裏定居，生活相當豪華安逸。

　　卡伍德。利普頓在馬紹爾學院（現為大學）主修工程技術，與此同時，他的妻子喬。安妮給他生了3個兒子。利普頓為歐文斯－伊利諾斯公司工作。他在公司裏的職位穩步上升，1971年，他搬到倫敦，擔任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8家玻璃廠的生產主任。1974年，他到了瑞士的日內瓦，管理歐洲、中東和非洲的業務。1975年，喬。安妮死於心臟病。第二年，利普頓娶了瑪麗。霍普。莫霍尼，她的前夫曾是利普頓的好朋友，瑪麗也是喬。安妮的好友。應聯合玻璃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的要求，利普頓寫了一本名為《領導者》的小冊子，這一方面對他說是再熟悉不過的了。



　　利普頓於1983年退休。他寫道：“現在我在北卡羅來納的南派恩斯安享我的退休生活，這是我在麥凱爾營地訓練時下決心一定要過上的日子。我的愛好是周遊世界、打高爾夫、製造模型、做木工和讀書。”



　　路易斯。尼克森一直都很富有。他從父親手中接管了經營範圍極廣的家庭產業，這些產業不僅包括製造業，還包括農業。他一邊進行經營管理，一邊周遊世界。如今他的主要愛好是讀書。



　　“莽漢”康普頓中尉從事的是公共服務業，因此他的名聲比財富更加引人注目。從1947年到1951年間，他在洛杉磯警察局做偵探，以後的20年擔任地區檢察院的公訴人，最後當上了地區首席副檢察官。1968年，他主持了對西爾汗的調查，並擔任該案的公訴人。1970年，羅奈爾得。雷根任命他到加利福尼亞上訴法院擔任陪審法官。他和他的妻子唐娜有兩個女兒，一個外孫女。他在弟兄們中一直享有聲譽，因為他始終是E連最優秀的運動員，據說他是個打高爾夫球的高手。



　　邁克。蘭尼中士在北達科他大學獲得了新聞學學位。他在記者、報紙編輯和公共關係顧問等事業上取得了成功。他和他的妻子朱莉亞有5個女兒和7個外孫。1980年，他開始出版他命名的《E連通訊稿》。以下是其中的一些節選：



　　1982年3月號：“賓夕法尼亞小組在迪克。溫特斯家中集會，為哈裏。韋爾什舉辦了一次聚會，為了給他一個驚喜，事先並沒有通知他。芬斯特梅克爾、施特羅、瓜奈若和古思等人都來了，大家在一起度過了美好的時光。”

　　1980年號：“這年夏天在納什維爾的聚會是E連有史以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部分出席者名單：原軍官中到場的有迪克。溫特斯、哈裏。韋爾什、'麋鹿'。海利格和“莽漢”康普頓；其他有'查克'。格蘭特、保羅。羅傑斯、沃爾特。斯科特、戈登；蒂波、瓜奈若、雷德、赫夫龍、蘭尼、約翰。馬丁、喬治。魯茲、珀康特、吉姆。阿利，當然還有'嘎嗓子'史密斯。”

　　1983年號載：“唐。穆尼從廣告界中退休了，住在佛羅里達。他和戈登、卡伍德。利普頓在新奧爾良聚會了一次。”

　　除兩位外，這些弟兄們都沒有業務或工作上的來往。沒有哪兩個人住在同一個鎮，幾乎沒有人住在同一個州（除了賓夕法尼亞），但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繫。1981年1月，穆尼寫信給溫特斯感謝他的聖誕禮物，並向他提供了一些弟兄們的最新消息：“塔爾伯特最終被找到了，這真是個大好消息。我立即給他打了電話，在互相臭罵了幾句後，我們交談起來。我一直都很喜歡他。在過去的那些日子裏他很照顧我。元旦那天早上我這邊剛6點鐘，他就打來電話祝我新年快樂。他喝醉了，但講話還算有條理。就像我們猜想的那樣，他承認他遇到了酗酒的問題，他正在戒酒，但特殊場合除外。新年的前夜想必就是這些'特殊'場合中的一個吧。

　　“唐。馬拉其在新年前夜那天的淩晨3點鐘打電話給我，他也過得很好。”

　　蘭尼退休後打算寫詩和回憶錄，但還沒來得及動筆，就在1988年9月去世了。

　　除了海利格、馬丁、瓜奈若和托伊，還有幾個弟兄從事的也是建築、工程或製造等行業。克拉倫斯。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亞的薩克拉門托當了屋頂材料承包商，“泡泡眼”羅伯特。溫成了大樓和橋樑的鋼鐵構架工。二等兵約翰。普萊莎在華盛頓州的高速公路部門工作。“大牛”丹佛。蘭德爾曼是路易斯安那一家重型建築承包公司的管理員。沃爾特。亨德里克斯從事了45年的拋光業務，和花崗石打交道。伯頓。派特。克裏斯坦森在太平洋電話與電報公司工作了38年，他的工作是安裝新線路，最後他當了督學和教師。吉姆。阿利中士是木匠，後來在華盛頓州和加拿大邊界上高聳的水壩工程上工作。最終，他在加利福尼亞擁有了自己的建築公司。

　　除了利奧。波義耳，還有若干弟兄也加入了教師的隊伍。利奧。哈施伊中士在俄勒岡波特蘭的紅十字會裏講授水安全，後來成為健康與安全教育方面的主任。羅伯特。雷德在加利福尼亞的帕叟羅伯斯中學教了30多年殘疾人。哈裏。韋爾什上尉回國後立即結了婚，他的新娘基蒂。格羅根穿著由韋爾什的後備傘服製成的禮服。韋爾什在諾曼地登陸的D日就穿著這套傘服；一直到戰爭結束，他始終把這套衣服帶在身邊。韋爾什進了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後當了中學輔導員，後來成了學校的管理者。福裏斯特。古思是教繪畫、林業、電力和電子的教師，退休前，他還一直在管理學校生產的音響和舞臺佈景設備在佛吉尼亞的諾福克、特拉華的威爾明頓的銷售。二等兵拉爾夫。斯塔福德講述了他的的戰後生活：“我畢業於1953年，開始是在沃斯堡教6年級。教了3年以後，又當了27年小學校長，我非常喜愛這一職業。我天生就是幹這行的。我被選為德克薩斯州教師協會達拉斯－沃斯堡會分（擁有20，000個會員）的主席。

　　“1950年我和消防局的幾個夥計們一起去打鳥。我打中了一隻，當我低下頭去看它的時候，我感到很後悔。這只鳥兒沒妨礙我，也不可能對我有什麼危害。我回到卡車那兒，一直等到其他人回來。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打過獵。”

　　埃德。蒂波中士進了密歇根大學，取得了文學學士學位，然後又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攻讀文學碩士。後來他在丹佛郊區的中學教了近30年書。退休後，他寫道，“我到哥斯大黎加去看望我以前的一個學生。在那兒我遇到了34歲的羅澤。我用老掉牙的辦法追了她大約一年後，不顧周圍人的強烈反對結婚了，幾乎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反對我們的結合，除了迪克。溫特斯。我也很難責備這些反對的人，特別是因為與一個61歲的老頭子結婚，就幾乎沒有可能生育子女，而子女問題對拉美婦女來說又是很重要的。我們的女兒克裏幾乎是在我們結婚剛滿10個月時就降生了。”後來，羅澤去瓜達拉哈拉的醫學院讀書，於1989年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

　　最近，蒂波因患癌症而接受了手術。“我的妻子、女兒和我剛剛才搬進了一所新房子。也許一個70歲的老頭還買房子看起來有些奇怪，但我們蒂波家信奉的格言是，'永遠也不遲。'”

　　羅德。貝恩中士1950年從西華盛頓學院（現為大學）畢業，同年結婚，有4個孩子。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當了25年的教師和管理人。夏天的時候，他會“像漂浮的海網那樣，追逐著四處逃散的大馬哈魚”。

　　埃德。蒂波用一個問句總結道：“如此之多的原E連的空降兵們都當了教師，這是一種偶然嗎？也許對一些人來說，生活中一段時期的暴力與破壞，使他們想在另外一段時期裏尋求某些創造性的工作來作為一種平衡。我們在重聚中還發現，在我們當中，從事建築和其他類似行業的人數也超出正常的比例。”

　　二等兵布拉德福。弗裏曼退役後回到了農場。1990年，溫特斯寫信給他，說他經常到南方看望沃爾特。戈登，想哪一天順便到弗裏曼那裏看看他的農場。弗裏曼回信說：“如果你來密西西比看我們的話將是我們極大的榮幸。夏天我們可以坐在一塊頂好的陰涼地中，冬天我們有很不錯的取暖設備。我所要做的事就是在夏天栽培花木和給奶牛割草，在冬天餵養牛群，其餘的時間都用來釣魚和打獵。我們這裏離湯比格比河很近，我經常看著駁船在河面上來來往往。給你寄去一張我們房子和奶牛的照片。前廊下有一塊很舒適的地方可以供我們坐著聊天。期盼著你的來臨。”

　　溫特斯去了。他們的會面很愉快。他請弗裏曼為本書寫一些有關他戰後生活的文字。弗裏曼在文字的結尾寫道：“我寫的東西看上去不怎麼樣，但我的確擁有一段真正的好時光，這段時光我是不會與任何人交換的。”


　　理查。溫特斯少校也為他的戰後生活寫了個材料。他寫道：“1945年11月29日我退役那天，路易斯。尼克森邀請我到紐約與他的父母會面。他的父親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成了尼克森家族在新澤西的尼克森硝化廠的人事部經理。工作期間，我利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提供的條件在拉特格斯大學學習了商務和人力管理課程。1950年，我被提升為尼克森硝化廠的總經理。

　　“1948年，我與艾瑟爾。愛斯托佩伊結婚。我們有兩個孩子。蒂姆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獲得了英語文學碩士學位，吉爾在奧布瑞特學院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

　　“朝鮮戰爭的時候我又被召回了軍隊。在新澤西迪克斯堡，我被任命為團裏的計畫和訓練參謀。退伍後，我回到了賓夕法尼亞，開始經營農場並把動物健康產品和維生素預混合料銷售給飼料公司。1951年，我在沿布盧芒廷腳下的地方買了一個農場－－在印第安敦山口以東7英里的地方，在那兒我找到了我在D日時就想著要獲得的和平與寧靜。”

　　這是典型的溫特斯式的輕描淡寫。誠然，他在他的農場以及赫爾希的一棟小型城鎮住房裏過著樸實的生活，但他也是一個有殷實收入的人，他通過發明、生產並經銷一種新的、革命性的牛飼料和其他動物的飼料產品取得了成功。

　　他還極富紳士風度。1990年7月的一天，他對我講完了1944年10月5日他在荷蘭那個堤上幾乎全殲一個德國步兵連的故事後，我們出來向他的池塘走去。一群大約30只黑額雁飛了起來；一隻雁落在了後面，對著飛走的同伴哀鳴不已。溫特斯解釋說那只雁有只翅膀斷了。

　　我建議，趁狐狸還沒來抓走它，用一枝步槍打死它，“凍起來留作感恩節的大餐。”

　　他吃驚地看了我一眼。“我不能那麼做！”他對這個想法感到震驚。

　　他無法再使用任何暴力了，他從不提高嗓門說話，他瞧不起誇張、自吹或故作姿態。過去想要的東西，他已經完全得到了。他得到了1944年6月6日夜裏躺下來小睡一會兒時希望將來能過上的和平、寧靜的日子，得到了他在二戰中指揮的E連弟兄們的永恆的愛和尊敬。

　　在最後的一篇通訊稿中，邁克。蘭尼寫道：“在我回顧E連的風雨歷程時，我的一個孫子問我，'爺爺，戰爭中你是英雄嗎？'我很欣賞自己的回答：

　　“'不是，但我是在英雄連裏戰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