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萍蹤傳書（連載）（作者：李敏）

李敏

2010年1月,承接聖誕,迎來歐洲新的一年.從上海回到維也納,既是出差,又是度假.時值寒冬,白雪皚皚,遍野皎然.沿著多瑙河岸,一路漫步.右岸是銀裝素裹的維也納森林,左岸是美侖美奐的聯合國城建築群,藍色流水波瀾不驚,白色天鵝優雅多姿.遠眺千裏目,山河盡收眼底,大有兩腋生風,飄飄若仙的感覺.這裏是曾經爆發兩次世界大戰的地方，如今卻是充滿田園詩意，那麽的與世無爭；然而地球的另一端,乃是火紅激蕩年代,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反差如此之大。感覺自己是一輛怠速保養的汽車,當然一旦Service結束,即又駛回F'跑道,投身火爆,刺激而甚至殘酷的場景之中.

早春的客運碼頭,幾艘來自西歐各國的遊輪,抛錨停靠,一字排開.甲板上水手們川流不息,忙碌著把越野自行車推到岸上,讓客輪上的遊客(絕大多數是老頭老太太),下船沿著多瑙河堤過把騎車的瘾.岸邊的希爾頓酒店有年頭了，仍然不失王者風範。透過落地的玻璃幕牆，可見其豪華餐廳座無虛席，坐滿了退休的耄耄老者。除了就業階層，金融危機對于這裏的老人幾乎沒有負面影響，歸功于一整套完善的福利保障系統（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險包括以下主要組成部分：' 父母哺育降生嬰兒帶薪休假 ; 從出生到學齡期間的逐年遞增的子女津貼  失業保險和再就業培訓  全民和全額醫療保障系統  全民退休保險  各種低收入和病殘人士的社會福利體系  覆蓋中低收入人群的福利住房制度，類似中國目前的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等等）。如果說，西歐國家是老年人的天堂，實不爲過。這裏的養老體系從屬社保，中低收入老人進入養老院或接受養老護理，費用得以減免。所謂三句話不離本行，還是和我的本行有關。去年，在浙江莫幹山養老公寓奠基儀式上，做爲企業的CEO，面對雲集而來的各大媒體記者的采訪，和全國人大，政協領導，相關部委以及省委官員的交談，感覺到我們國家對夕陽工程（或者稱之謂銀發工程）的重視。在與西方一樣，中國也毫無例外步入老年化社會的大背景下，養老體系作爲現代服務業的建立，已經迫在眉睫。

雲開見日，久違的金色陽光灑滿人間。暗流湧動的多瑙河，蜿蜒而去，仿佛是綿延不斷的意識，永無休止。思緒和現實的交融，時空的轉換，且戰且退的人生潮汐力，不可抗拒。人近黃昏，雖然尚未刀槍入庫，解甲歸田，不過終將謝幕。作爲曆史漣漪的微粒子，自己好象化身爲一虛擬沙漏，點擊而開。二十年前離開中國，那樣的心路曆程，至今記憶猶新。前赴後繼的出國風潮，年輕一代步其後塵，仍有人在。作爲過來人兼旁觀者，心中的感覺複雜極了，五味俱全。

所謂留學西洋，對于其中大多數人而言，實際是中國式移民工程，複雜艱辛，崎區曲折，路漫漫兮，上下求索，充滿屈辱，一切歸零，從頭越，甚至畢其一生。新生代年青人，獨生子女居多，尚有膏粱子弟，或倚仗父輩官宦之貴，或有恃家中萬貫之資；然而一般的闾閻兒女，父母無非是工薪階層，爲之傾其一家所有。和上代相比，新生代趕上了好時光，高等教育普及率高，精英荟萃，一路走得順風順水，他們的內在價值取向就是高尚的社會地位，和世俗認同的成功，除了飄飄然年代的夢遊幻境以外，當事人少有創業者應該具備的思想和意志的准備，沒有意識到即將奔赴的去處，不是人間樂土，而是充斥殘忍博弈的海外移民戰場，對于那些生平從未經曆過生存鬥爭的年青人，更是困難重重，前景暗淡，簡直就是從山峰跌到谷底。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試想一下，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就該一代代人重蹈覆轍，把年華才智，浪費消耗在飄洋過海遠走他鄉的尋夢之中？
希望那些多年來，不加刻意修飾的生活記錄，演義和思想的繁衍，能夠幫助人們喚起反思。希望我們的民族最終立于世界先進之林，我們的國家成爲一流的世界強國，讓我們的後代，永不重複父輩的愚昧和苦難。願上蒼保佑中國。

時隔二十余載，過去的歲月，至今曆曆在目。當年從不毛的村落重歸都市，揣開高考之門，恍如隔世。放眼滿城盡帶黃金甲，沖天香陣透長安，如同曆盡滄桑的土匪，滿身的殺氣，人生豪邁，大不了，從頭再來。後來飄洋出海，多少帶有類似西部牛仔的情結。當流寇雖叱咤風雲，但也不免吃足苦頭，曆盡艱辛。

漫長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的教育幾乎完全停滯，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時代。經曆了知青返城的巨變，一九八五年，我先後從兩所大學畢業。當時的社會開始重視學曆，鼓勵年輕人學有所成，將其充實到各個領域，包括上層建築和各級領導層，可謂“科舉制”的複興，仿佛回到了“褒賢貴德，樂育人材”年代。（通過考試，延攬各路人才，拓寬和優化選擇精英的基礎，從此，千萬辛辛學子有機會一展身手。後來到了海外，知道歐洲在十九世紀就有了公務員學曆與考試的敘用制度，以後演化成現代的文官制度，和中國的千年科舉制有異曲同工之妙）我這個當過鳳陽農民和上海工人的前插隊知青，因此受惠，被調入上海交通大學任職，參加交大南洋（若幹年後成爲上市公司）和交大與香港西園集團合資賓館的組建，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個有了生機和希望的新開端，用當今時髦的說法，激蕩三十年拉開了大幕。

《 本帖最後由 火影鳴人 於 2011-6-7 10:26 編輯 》

李敏

一九八六年是我人生第一次的轉折，自從十七歲到安徽務農以來，脫胎換骨，從手無縛雞之力的都市學子，變成“服田力穑，不避寒暑”地道農夫，如果和無端的迫害相比，這些簡直算不了什麽，這是我們國家特殊曆史時期的一大土特産。我在農村年限長,受的苦多,受到的打擊也重,僅僅是因爲我向地方政府提議，發展養蜂業以提高農民收入，被當地官員扣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我萍蹤于各季花期，縱橫各省一年有余，走遍半壁江山，養蜂所有收入，爲生産隊購置了一台拖拉機，在物質極端貴乏的年代，可以說是當地一大新聞。但是當地某些幹部竟然說，這是特務經費。如此顛倒黑白，無法無天。（連鄧小平都打到地獄，何況是一個小小的知青）'0年前我回國的一次特殊場合,曾把這段真實的經曆告訴國安部年輕官員,他們都聽傻了。去年，在一次國賓館宴會中,有一位高級官員好奇問道:”貴公司大手筆參與夕陽工程,這可是沒有多大利潤的慈善事業.”我舉了插隊那段經曆,聽者爲之動容,說: “和當年文革知青中一些政治鑽營分子相比之下,你的境界高出許多.”我回答道: “未必,實際那些人出于無奈，也是受害者。即便我要鑽營，還沒有本錢, 比如說有海外關系(現在，幹部子女在海外司空見慣。然而，當年海外關系可是大罪),我只是有一份善良,覺得農民實在太苦了,應該爲他們做點事,盡管我自己也成了農民的一份子，極爲落魄,沒有任何的希望.” 文革毒害整整一代人靈魂，這個影響之深，難以想象。兩年前在安徽地方黨委和統戰部安排回鄉,意外見到，當地老鄉居然養著我當年傳授他們的蜜蜂蜂群,他們告訴我，是三十年前由于我開風氣之先，如今養蜂業已經成爲當地一大副業，很多家庭因此致富。我不禁流下了眼淚。事後給親友寫信如下:“重返鳳陽，盡管多少年來，是企盼以久的心願，但是這次的成行，契機來的突然，決定做的倉促，不過效果的完美，確實超過了預期：是一次充滿情懷和思緒風暴的夢之旅。來到那些你曾經住過的村落，面對久違的黃土地和草草木木，濤聲依舊。穿過時空隧道，分明重現當年的激情，苦難，和渴望的歲月，以及充滿活力，無奈和悲壯的青春之魂，這一切和人們當前的音容笑貌，交錯重疊，顯現整一代人命運和曆史縮影，沒有比這更驚心動魄的了，仿佛身心幽浮于時空倒錯之中，回到上海以後，好一陣子緩不過勁來，至今還能感覺到那種震撼力。”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此後的遠走天涯，和早年一言難盡的經曆，有莫大的關聯。峰回路轉，接踵而至的人生軌迹，確實也是沒有預料到的。現在想來，當年長期的農民生活和四海爲家的養蜂經曆，是後來海外漂泊的預演和熱身。聽說，一個能走遍中國的人，一定可以走遍世界，後來的經曆好像證明此言不虛，但這並不浪漫，是人生的宿命。

盛大成是衆多大學同學中的一位，一個共同的目標，使我們走到一起了。這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青年往往熱衷于探討的出國話題。我們似乎很容易達到“悟”的境界，是因爲和一般的大學生不同，我們是先踏上社會，並且經曆了現代中國最動蕩的文革時期，而後再搏取文憑。我是書香子弟，他是小康後裔；由于飽嘗稼穑之辛的農村經曆，我有悲情情結；因爲初試仕途沈浮的社會實踐，他有失意心懷；開放前的中國社會現實，把昔日的夢想和追求打的粉碎，一代青年陷入信仰危機狀態。我們同代人失去的實在太多，在漫長的無序動蕩不安之中，個人追求和爲社稷謀福利的最佳年華付諸東流，無情摧毀了人們的精神支柱和價值觀念，包括一九四九年以來確立的意識形態體系。文革中過來的人，都會熟悉那種迷惘和虛無的心態。相比之下，盛大成個人經曆平順一些，至少幸運的免去上山下鄉運動的遭遇。如果說我的思想中有莊老的成份，那麽他一貫是積極用世的儒家處世態度，更具有普遍的悲劇意義。他是共青團幹部，熱衷于政治並以滿腔熱情投身其中，少慕官運，又不甚通達，大有生不逢時的牢騷。然而現實對諸如此類的年輕人開了莫大的玩笑。他欲跻身于領導精英層，但是成功概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記。我以倜傥不群，率真任情自居，自嘲“小野”（小隱隱于野之意），戲言盛大成是“市隱”（中隱隱于市），力爭“大隱”（大隱隱于朝）無望，自然是幽默機鋒。現在想來，有點刻薄。實際上我又何嘗有曠達超逸的名士風範，附庸風雅而已。地球偌大，總該有一處“世外桃源”，這種陶淵明式的天真，是我們思想根源的重要部分。無論如何，各自的思想均醞釀已久，一拍即合。一九八六年的春天，白天上班，我們幾乎每晚討論到深夜，熔岩接近火山口，爆發是無可避免了。
出國的合法性，是我們爲自己行動計劃制定的第一原則。在整個過程中，事實上我們也做到了這一點。當時，只要出示在美國親友的邀請信，就可以申領前往美國的護照。不過要獲得入境簽證，前提是有力的經濟擔保，對于我們而言，是個不切實際的奢望。山姆大叔設置的條件夠苛刻的了。美國國會一貫將“最惠國待遇”和大陸移民政策挂在一起，一九八六年，中美關系處于蜜月期，是建國以來中國政府出入境管制最寬松的一年。從此以後，球又踢到西方世界那一邊。面臨洶湧澎湃的移民潮，歐美諸國相繼把門縫調節小而又小，這是葉公好龍的所謂民主國家極其虛僞的一面，關于這個問題，後來在歐洲的一個社交沙龍上，曾問過美國駐歐盟一位資深外交官，他的回答是：“我的朋友，根據國際人權和遷移自由的原則，這並不矛盾。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任何國家的政府都不能關閉國門，使子民不得越雷池一步。至于其他國家是否有選擇的接納客人，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說的如此堂而皇之，接過他的話茬，我說：“你想必聽說過，共産主義有句名言，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難道西方的人權和自由，不是普世的嗎？你不覺得這是一種僞善嗎？”他啞口無言。
我們拿到護照時，既興奮又新奇。現在的年代幾乎是人手一本，但是在以前，我們誰都未曾見過這個小本本。想象之中，護照應該象遊西域的唐三藏攜帶的關防牒文一般神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當接過公安局郵遞來的護照，才看明白這是國際旅行的身份證，上面標明，該護照前往世界各國有效。看著這個夢寐以求的證件，仿佛已經見到自由的曙光，盡管遠走高飛仍在未定之天。
我們初步制定了一個“迂回簽證，曲線出國”的計劃，繞過歐美等西方國家遏制堵截外來移民的“馬其諾防線”，第一步先謀求第三世界的貧困落後的國家簽證，直覺告訴我們，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不會是鐵板一塊，無隙可乘。我們開始盡可能收集當時能找到的各種資料，如“世界各國年鑒”，“世界知識”，“華聲報”和“參考消息”，我們發出各種信件，如：
聯合國緊急援助非洲行動委員會，要求成爲志願人員前往非洲饑荒地區。
世界自行車旅遊協會，提交環球自行車旅行計劃，請求該組織提供路線的建議和沿途國家自行車協會名單和通訊地址。
歐洲各大學中文系和華僑子弟中文學校，毛遂自薦前往擔任中文教師。
……不一而足。
所有信函都譯成英文，然後打字力求清晰規範，小心翼翼投入郵箱。這種沒有先例的投石問路，我們心中無數，也完全可能徒勞無功。冷眼者看來，無疑是神經錯亂，好在雙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憑我們左右折騰。

李敏

國際郵件往來緩慢，不少的信息反饋是兩個月以後的事了。在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經懷孕，十一月份是預産期，在孩子出生其間是不能離開左右，到北京簽證必須在妻子生産之前或者之後。另外，家庭一點少的可憐的積蓄，是孩子降生和妻子坐月子的准備金，不可挪用作爲活動經費。犯難之時，發生了一件事情。當時，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規定，凡是獲大學文憑學有所成者，可以在單位領取四百五十元的獎金。在八十年代人均工資才幾十元人民幣，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款項。一開始交大人事處拒付這筆錢，萬般無奈之下，我直接給當時的交大校長翁史烈寫了封措辭懇切的申訴信，對交大這樣一所著名學府的官僚作風，深表失望。事後並不存在挽回的奢望。正當爲北上盤纏發愁，得到通知，翁校長簽發了這筆款子。經費由天而降，喜出望外。我們決定，立即動身入京。
江南的秋天，格外的天高氣爽。繁華都市，熙熙攘攘。改革開放，市廛開始初具商品經濟雛形，充斥著琳琅滿目的百貨，極精巧之能事。後來在東歐國家和蘇聯，相比之下，發現其商品經濟遠遜色于我們，差上一大節。內燃機車拉著列車，隆隆地駛出上海火車站，看著窗外的景色，花團錦簇，想起唐朝黃巢的名句：“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懷裏揣著護照，躊躇滿志。當年下鄉安徽，在京滬鐵道線上來回奔跑。如今，時過境遷，人事已非，感慨萬端。盛大成對我說，他向他的妻子保證，北京之行必定馬到成功。我問他，爲何說得這般有把握，他從深度近視鏡片背後，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覺，同時也得給親人希望和安慰嘛。”
北京的黃昏，璀璨絢麗，成名很久的白果銀杏，儀態萬千，還是一片綠色，只是鑲了一圈金邊，在湛藍天色的襯托下，十分招惹喜愛。
當晚，我們住進了中國工運學院的宿舍。這個學院剛成立不久，亮堂堂，嶄新的，大部分師資是來自中國人民大學，聽說主要是培養縣團級以上的工會幹部，以加強各級工會力量。東道主，好友陸曉翔給我們介紹了同校的同學，都是來自各省市的年青幹部。其中有任班委主席的沙市工會領導老李， 有任班委支部書記的徐州工會領導老陳。一到晚上，寢室私人收音機飄出西方音樂和港台流行歌曲，表面平靜的中國正悄悄的發生深刻變化，新的一代領導精英層的官員，以不同于前輩的風姿登上政治舞台。
使館區位于光華路和三裏屯，這裏就象神話中的迷宮，數不清的使館建築和外交公寓，縱橫交錯，幾乎沒有居民住宅和商業網點。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武警遍布整個區域的每一個角落。這種氣氛和秋寒交結，令人感覺仿佛空氣凝結的甯靜。和北京城其他地方車水馬龍的喧囂，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後來到了歐洲，由于簽證，也時不時前往各國的使館區，除了一些易受恐怖攻擊的使館，可見持槍警員以外。一般人都可隨意出入外國使領館，就象出入商場和航空公司一般。漫步于這個特殊的地界，突發奇想，冥冥之中傳來時遠時近的人聲馬嘶，好象當年的庚子事變，沖擊東郊民巷各國使館的拳民陰魂再現。十九世紀，列強對華大肆入侵和掠奪，最後引發了義和團運動。此後在海外，一些老外說起這段近代史時，大有談虎色變之態。但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人卻要在同一個地方，挨門逐戶地企求外國的入境許可。
周末的星期六，按照常規，是各國使館打洋之日。整個使館區域格外冷清，門前可羅雀。我們竟獲得門衛的許可，得以進入S國使館的大院，遇上一位上了年齡的中國職工，他是使館的花匠兼勤雜工，也是服務年限最長的員工。我們說明了來意，他很和藹地說，星期一可以來此找一位翻譯栗先生商談。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進入一個外國使館，什麽都感到新奇。進入S國使館純屬偶然，東南亞國家原不在計劃之內，印象中這些國家還不是第三世界最下乘的，恐怕簽證並非易事。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在鬧天災人禍的非洲國家。星期日的討論，根本沒有考慮S國的可能性。不過所謂人算不如天算，命運自有安排。後來，整個戲劇性的“簽證工程”正是由S國使館作爲發端。
從S國使館出來，我們繼續巡視使館區，爲了提高效率，我們分兵兩路，各沿馬路一側行進，仔細辨認使館建築物的國旗和銅牌。大概是天意，始終沒能找到名單上首選的，如烏幹達等噩夢般的國家使館。最後在光華路一帶看到M國和B國的使館。從《世界年鑒》來看，這兩個國家還不算是最貧窮最糟糕的，當時也沒有列入饑荒猖獗的非洲七國。
九月京城花紅柳綠，有了絲絲寒意。星期日上午，好朋友熊大力約我們在他下塌的酒店見面，然後一起前往王府井商業街，爲他意大利之行（單位派遣他的公差）購置物品。中午時分，我們走進一家人聲鼎沸的餐館共進午餐。坐在對面，大力就象即將飛向天堂的安祺爾，讓我們仰慕不已。大力多才多藝，是個英俊小夥子，我們越瞧他越美。特別值得羨慕的是，他操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意大利語。對于我們這種機關算盡的迂回簽證，他感到十分好奇，問道：“如果得到了第三世界窮國家的簽證，甚至那些鬧饑馑的非洲國家，你們難道真的能無所顧忌的動身前往嗎？”我們回答，如果得不到更好的簽證，我們還得走，設法中途改道，再不行，幹脆進入等待時機。熊大力出神望著我們，說道：“你們該說我是飽漢不知餓漢饑。你們都是成家的人了，又有前程不錯的職位，究竟是什麽原因使你們要這樣挺而走險？我能夠理解和感覺到你們的動力，我比你們年輕，閱曆也淺，再過幾年，或許我也會滋長出此般的願望和破釜成舟的決心。”他的話竟給驗證了。我們離開中國一年半的時候，國內的出國熱浪達到高潮，每天在出入境管理處，門庭若市，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以出洋爲人生目標。從意大利返回上海的熊大力，全力以赴申請到日本，雖然這時候的他已經成婚，和我們當時的情況沒有兩樣。

李敏

星期一上午，天高氣爽。我們出現在使館區，西裝革履，每人提著嶄新的手提公文箱，顯得有身份和有氣派，以當時的社會審美標准看，甚至于有點闊綽。盛大成在前一天的鬧市上，還特意買了個玻璃戒指，美其名曰：“簽證鑽戒”，自己都感到不倫不類。B國使館位于使館區南端，我們從國際大廈方向進入使館區最近的目標就是它。B國位于西非，是個瀕臨大西洋的小國，前法屬殖民地。是聯合國公布的最不發達國家之一。老遠就看到綠黃紅三種泛非顔色的國旗，圖案上有城堡，棕榈和遠洋船隊，兩側各一只金錢豹，那種配色強烈的熱帶感覺好像是個好兆頭。我們決定一試身手。B國使館大門站崗的武警，是個來自山東的半大小夥子，按照規定，他盤查了我們的護照。看見我的胸口別著的交大紅色校徽，他肅然起敬，客氣問道：“老師，是上美國吧。”看來他有點迷惑。大成說:“我們先到B國，然後坐船橫渡到美國。”我心想，這家夥也真能忽悠。那位山東大兵有多少國際地理和簽證知識，是個疑問。他這樣的莊稼漢子，穿著沈甸甸的粗呢子制服，乍一看，比我們這兩個半路出家的演員還要別扭，他一揮手，予以放行。”我們穿過大院，進入簽證處的翻譯室。
兩個中國翻譯，女的四十歲左右，男的約莫三十來歲。按照事先的約定，我們分別敬煙，送口香糖，這些東西都是在友誼商店用珍貴的外幣兌換券買來的，是創造良好氣氛的潤滑劑。效果很好，對方果然熱情接待了。我們說，打算去美國之前，先到B國一遊。男翻譯看了護照，說這種情況以前還沒有發生過，必須去問B國領事才行。五分鍾以後，他走進辦公室，笑道：“領事先生說你們可以得到簽證，請立即填表並交付二十元簽證費。”我們馬上發現一個疏漏，沒有帶上照片。翻譯很客氣的說：“你們立即去拍照，當天或者過幾天送來都行，請放心，簽證是肯定沒有問題。”我們打躬作揖，千恩萬謝，飛一般跑出使館，興奮得心都要蹦出來。真想不到事情會這樣順利。
好不容易拉到一輛出租車，一上車便對司機說：“師傅，照相館。”我們一口氣跑了好幾家，上海有句俗話說，“吃齋遇上了月大”，全都沒有快照業務。最後找到一家青年合作社開辦的攝影之家，扯著經理好說歹說，還塞上兩包外國香煙。對方答應下來說，下午三點可以取照，已是攝影社前所未有的速度，實在無法再快了。B國使館下午辦公到四點，看來是能趕得上的。緊趕慢趕，就是恐怕夜長夢多。所謂怕什麽來什麽，後來還是出了意外。
從攝影社出來，街道行人如蟻，晴空萬裏，陽光明媚，掃盡北國秋天的陰霾和寒意。我們讓出租車折回使館區，既然非洲國家已不成問題，下一步可以升格，我們想到了S國使館。
B國使館的旗開得勝，使人處于最佳競技狀態。我們興沖沖走進S國使館簽證處，開口問：“請問，哪位是栗先生？”其他的工作人員還沒有來得及作答，從裏面一間傳出铿锵有力的聲音：“誰找我？我是姓栗的。”人未露面聲音已至，無疑是位幹練機敏的人物。
走進會客室，辦公桌一側是皮椅和沙發，窗台上的木架隨意散放著S國各種旅遊指南。主人瘦挑個子，人到中年，目光炯炯，叼著香煙，坐在茶幾一角，吞雲吐霧。我們上前握手寒暄，顯得落落大方。他上下打量我們一眼，問道：“你們是哪一位介紹過來的？”我們一面敬煙，一面說明來意，直接切入主題，回避了他關心的問題，給人一種感覺，或許隔牆有耳，不便和盤托出。實際上，我們事先並沒有朋友介紹，無非是從花匠師傅聽說而已。他也不再追問，只是漫不經心地翻閱我們的護照，突然間，他一針見血地說道：“是不是美國去不了，跑到我這裏來了？”我們手忙腳亂的搬出一疊美國大學的入學許可諸如此類的資料，他咧嘴一笑，揮揮手，說：“把這些東西收起來，這裏不是美國使館，我對此不感興趣。”這下子我們尴尬不已，顯然什麽都蒙不了他。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失望，他話鋒一轉，說：“好吧，你們填表吧。”這是繼B國使館的又一次激動人心的時刻。
S國的簽證申請表格，是用質地低劣的紙張油印而成。上面分別印有本國文字和英文，字迹模糊，以至于不少的項目，要在栗先生的指導下方能填寫。其中一欄，是問及申請旅遊簽證者，打算在該國逗留期間花費多少美金。私下商議之後，我們咬咬牙填上，“一百五十美金。”實際上，就是這些錢我們也沒有，美金還在天上飛呢。栗先生彈指一揮，說“不行，窮國同樣不歡迎窮光蛋，記住了。改成五百美金，寫少了，領事先生會拒絕的。”作爲不結盟運動的發起國之一的S國，和印度次大陸其他國家一樣貧困不堪，旅遊業是該國爭取外彙的一種途徑。一家有一家的苦衷，我們的睜眼說瞎話，無奈于泱泱大國國民的難言之隱。
臨末了，還是照片這樣煞風景的問題，栗先生告訴我們，在使館區的友誼商店內就有快照服務，立等可取。我們意識到先前滿城找照相館是幹了蠢事。我們匆匆跑到友誼商店拍了快照，盡管下午三點能夠取得那家攝影社的照片，不過保險起見，哪怕提早一點時間也是好的。後來發生的事情，恰恰證明了我們的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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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館通常有午休時段。下午二時我們趕在午休結束，滿懷喜悅率先回到B國使館。還是同一個衛兵，這回卻把我們擋在外面，他說，上午讓我們進入使館，已經鑄成大錯。簡直當頭一棒，我們倆幾乎被擊蒙了。這位農村來的士兵，自己也弄不明白，在小崗樓搖了電話，一分鍾後小跑過來一個軍官，他對我們解釋道，正因爲我們上午進了B國使館，有人報告了外交部，外交部通知，必須先有前往國的簽證，才可以進入其他的外國使館。我們說，簽證已經批准，現在只是補交照片，是否可以通融一下。他的態度和藹，表示同情，雙手一攤，說：“不好意思，我們當兵的只有服從命令的份。”黃粱一夢，煮熟的鴨子飛了，頓時間，倆人像斷了線的風筝，從天上掉到地上，徹底散了架。
離開這個出師不利的傷心地，拖著沈重的步伐，沒有了目標。既然是外交部的決定，那麽所有使館的崗哨都必然接到通知，應該沒有例外。但是大家還是決定，事到如今，只有“死馬當活馬醫”，到S國使館去碰碰運氣，希望那裏的衛兵還沒有獲得消息。拐了幾個街口，忐忑不安的我們，來到S國使館大門前，老遠衛兵就和我們打招呼：“兩位上午不是來過了嗎？”我們解釋道：“下午送照片來了。”他一揮手，放行了。真好似絕處逢生，我們就像兩條漏網之魚溜進了使館。接下來發生的事更讓人不可思議。一見到我們，栗先生說了一句令人膽戰心驚的話：“看來你們挺有錢吧，不是嗎？你們還打算去西非，這個國家叫什麽來著？”我們幾乎癱在座位上，感到自己就像和風車過不去的唐诘柯德，即愚蠢又悲壯。
在強大的國家機器前面，顯得多麽的弱小和微不足道。盛大成有口吃的生理缺陷，這個時候，他是結巴得一個字也說不出。我故作鎮靜，“是啊，是B國，同時我們也打算到非洲去看看。” 栗先生煙不離口，斜著身坐在轉椅上，他拍了一下大腿，撥正角度，對我們說：“對了，是西非的B國，你們也真能折騰。”他打開辦公桌的抽屜，如果從中抽出一把手槍和兩副手铐，我們也絕不會感到意外。拿出一疊我們在上午已經填寫好的表格，他用一貫幹練的口吻說，“好吧，把你們的護照，照片和簽證手續費交給我。”並告訴我們，三天後的上午，讓我們在門口，他會接我們進入使館取出護照和簽證。我們相互看了一眼，又是喜又是憂，當我們與他商量，可否當天取得簽證。他果斷地地說，“現在的領事履新不久，交替工作十分繁忙，根本沒有馬上辦理的可能，我已經很照顧你們了，不要多說了，否則我就不幫忙了。”我們剩下的只有千恩萬謝，畢恭畢敬退出的份了。

從使館區出來，天色漸晚，我們跑到公園，心不在焉坐在小河邊發愣。“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一派宜人的景色，心情卻是亂糟糟的。盛大成和我不一樣，平時從不抽煙，今天破天荒點燃了一枝，蹲在那裏一聲不吭，活像個“駱駝祥子”。我們腦袋盡是串串問號，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外交部下達這樣的通知，好像就是針對我們倆，難道我們有那麽重要嗎？尤其令人費解的是，S國使館的栗先生，竟對我們在B國使館的活動了如指掌。經曆各種社會運動，尤其文化革命的中國人，都習慣于敏感地把周圍發生的一切，與政治聯系在一起，這是一種特有的條件反射。
很自然的推理是，我們的舉動，受到安全部門的監控。可是，S國使館的栗先生又受理了我們的簽證申請，莫非是在某種授意下，佈下個局，以此扣留我們的證件。如果按這個思路想下去，要麽發瘋，要麽幹脆投案自首。但是冷靜分析，我們是完全合法的，既然中國護照前往世界各國有效，那麽持照人就具有進入外國使館申請簽證的權利。我們喜憂參半的心境，就像這個古老京城的胡同一樣錯綜複雜。我們已見曙光，然而護照簽證尚未到手，仍屬未定之天。
從周一到周四，二人著了魔般坐立不安，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望眼欲穿，仿佛丟了魂落了魄。這個魂魄是什麽呢？就是我們的出國護照。今天的中國，人們是很難理解我們過去的年代，那種充滿無助，無奈，渴望和絕望的思緒，一旦重獲蓋有簽證的護照，進入欣喜若狂的顛峰狀態，至今記憶猶新。簽證期間，在北京天主教堂聖壇前，我對上帝默默祈禱……數年後，維也納一個女大學生說起，在國內的時候，父母從小讓她吃雞翼，希望日後獨生女兒能夠展翅遠走高飛，聽者不禁爲之酸鼻。
星期四上午，北京的林蔭道，陽光明媚，綠草茵茵，仿佛夏日未竟，尚無蕭殺的秋意。按照一個苦思冥想的計劃，我們和大力和曉翔，分爲兩組，我和曉翔爲甲組，大成和大力爲乙組。分別在S國使館兩扇門等候，這樣就可以保證遇上栗先生。根據推理，時隔數日，外交部的通知應當已經傳達到每個角落，如果衛兵認出我們，就可能不允許我們再次進入使館，那麽只能請已經有了意大利簽證的大力幫忙，他可以合法進入S國使館，找到栗先生討回我們性命交關的護照。
我們站在門口，衛兵朝我們點頭招呼，一切沒有異常。捱到九點，不見栗先生蹤影。曉翔安慰道，“北京人上班遲到是慣例。”話音剛落，栗先生騎了一輛破自行車飛駛而來，把我和盛大成帶進使館。在花園裏他對我們說，“簽證好了，在我的抽屜裏呢！”誰都不曾也不敢設想事情是這樣的順利。在辦公室裏，當栗先生遞給我們兩本護照時，我們不約而同地把它們迅速揣入懷中。栗先生嚷了，“都拿出來，你們還什麽都沒看呢，有幾點我要給你們解釋一下。”他打開護照，告訴我們，簽證是三個月有效，淺藍色的圖案印有一行英文字，下面是一張體現當地宗教色彩的貼花，上蓋有北京S國使館的印戳。有生以來，我們第一次看到外國簽證。

李敏

此時此刻，以往種種的猜疑和恐懼煙消雲散，我們欣喜萬分，站在面前的栗先生是我們的大恩人。這樣，我們從此成了很好的朋友。當天中午，我們在使館區一家幽靜的飯店共進午餐。栗先生告訴我們，在進入外交學院以前，曾在東北插隊多年，他身上那股豪爽之氣也就不奇怪了。栗先生說，他很佩服南方人，因爲他們太能吃苦，再窮的國家也敢去，像舊社會“闖關東”的漢子。他告訴我們，我們絕非是先行者，之前有幾個上海青年跑到S國的首都，以發豆芽爲生。在S國辦國籍絕無可能，按照該國的法律，必須在那裏生活九十九年方可歸化入籍，在這個世界上，窮國家往往比富國家更抵制外國移民。不過，如果化上一千美金就有希望搞到長期居留權。S國窮的叮當響，北方還在打內戰，不可開交，長期流落在那裏不行，作爲跳板不妨可以一試。我們說也正是做如此想，況且，一時要獲得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入境簽證，難于上青天。栗先生笑道，“他媽的，美國佬是個滑頭貨，勢利得很呢！如果你是小老百姓，活該靠邊站。如果你有某種背景，只消五分鍾就送你一個簽證。這就是美國式的統戰。”當天下午，我們陪同大力到首都機場，登上飛往意大利的航班。目送波音飛機劍擊長空，仿佛嗅到自由的氣息，幻想插翅飛去，融化在深邃的藍天之中。當晚，我們分別通知了各自的家庭。我的姐姐離開電話機，大聲對我妻子說，“弟弟成功了！”我回到上海後，大學的一個同學來到我家的第一句話是，“打酒來，讓我們好好慶祝你的新紀元。”這個消息簡直成了不胫而走的福音，盡管我們所能去的，只不過是貧窮落後和充滿險惡的陌生國度。
就在我南歸的第二天，兒子哇哇落地。一個走街串巷的江湖算命先生斷言，這個屬虎的兒子福星高照，給家庭帶來了運氣，明知是穿鑿附會，甯可信其有，無非討個吉利。我這個讀過一大堆唯物主義哲學的新爸爸，開始對命運深信不疑了。
孩子的降生，倍增了我出國心理上的迫切感。文革以來，無數中國家庭固有理念的幻滅，社會各階層獨立人格的缺失，在曆年持續的高壓和動蕩中，人們即便以魯迅筆下綠豆芽的生命力，頑強地掙紮出來，也是難免畸形扭曲。社會彌漫一種厭世思潮，鄙視以往人造的神和權威，唾棄養育又折磨他們的黃土地。
回到上海一個月後，我們得到上海公安局的更改前往國許可和出境簽證，處于隨時可以合法出國的境地，而且有了新更改的前往國S國的簽證，進入第三國使領館已經沒有任何的障礙，我們開始計劃的第二步。此後的兩個月中，我們多次往返京滬之間，幾乎走遍兩座城市的使領館。
美國和加拿大自然是既定目標，首先我們把目光放在美洲。前西班牙殖民地尼加拉瓜共和國，是中美洲聯邦中的窮困戶，剛和中國建交不久。在曆史上，美軍曾經在尼加拉瓜建立過基地。當時，反美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推翻長達４０余年的親美總統索摩查後，取得國家政權，和美國關系非常緊張。我們走進使館，沒有找到中國翻譯，正在犯難，一位膚色略爲黝黑的外國人，招呼我們坐下。這位態度親切的先生，正是上任不久的大使，既沒有文秘又沒有隨員，是見過的最兩袖清風的外交官。他說，除了新華社記者，很榮幸能夠第一次接待我們-兩位因私申請簽證的中國公民，我們不免感到受寵若驚。填寫了表格以後，大使先生請我們等候了一會兒，因爲他的使館印戳鎖在首飾盒之中，上市場買菜的太太帶走了鑰匙。
富有戲劇性的是西薩摩亞簽證。我們的注意力一度集中在澳洲和新西蘭。從一九八六年聖誕節起，澳洲放寬了入境管制，中國學生如能一次性付清學費，就可以獲得簽證。我們沒有錢，設想了一種可能，即先行爭取其周圍島國的簽證，然後以過境名義進入澳洲和新西蘭。
在北京國際海員俱樂部查閱外交手冊，我們發現所有和中國建交的南太平洋島國，都是非常駐性質，也就是說，雖然有外交關系，但是在北京沒有常駐機構和外交人員，委托一些在曆史上有特殊關系的國家，照看在華利益和代辦業務，西薩摩亞正是由新西蘭駐華使館代理。
薩摩亞群島，位于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亞群島中部，分爲西薩摩亞獨立國和東薩摩亞兩部分，東薩摩亞爲美國在南太平洋的屬地。群島上除了土著居民，早在十九世紀就有了華裔和華僑，我們納悶，當年他們是如何過去的？是候鳥？還是風吹過去的種子？太不可思議了。
從資料上看，西薩摩亞人口只有十多萬，首都阿皮亞才萬人。西薩摩亞又稱“椰子之國”， 盛産椰子和可可，世界各國都用來制作高級巧克力糖。海洋的綠色波紋，火山和熱帶雨林氣候，在我們腦海中勾勒出一派典型的熱帶風光。非洲沒去成，能到南太平洋赤道島國一遊，也算是還了心願。聽說西薩摩亞的還是部落制社會，薩摩亞人擅長制作獨木舟，很有魯賓孫飄流記的意境，光憑這一點就夠吸引我們了。言歸正傳，使人浮想聯翩的是旁邊的美屬薩摩亞，六萬人口，特産金槍魚，那就是個袖珍美利堅，有參衆兩院，民主黨共和黨兩黨制，仿效得惟妙惟肖，還全民免費醫療保險。如果能遠渡重洋，進入這個南太平洋群島，即使去不了澳洲和新西蘭，滯留西薩摩亞凍不著餓不著，據說當地人的食物，主要是滿山遍野的香蕉和面包果，用燒紅的卵石來燒烤野味。實在熬得不行，搞一艘獨木舟，趁著月黑風高偷渡東薩摩亞，也就算圓了去美國的夢。

李敏

通過新西蘭駐華使館，我們向西薩摩亞提出了申請，同時也申請了赴新西蘭旅遊簽證。一個多月以後，新西蘭駐華使館通知我們，因爲沒有經濟擔保人，新西蘭簽證被拒絕，不過，使館接到西薩摩亞政府回複公函，我們的簽證已被批准了。這下子，新西蘭使館陷入兩難境地。如果發出簽證，由于沒有直達航班，我們就必須在新西蘭過境轉機，這樣就有賴在新西蘭的可能。如果不發簽證，立即遭到我們的抗議，扣押簽證顯然是漠視和侵犯西薩摩亞的主權。領事查閱了半天有關的領事條例，要求我們持有中轉澳洲前往西薩摩亞的機票，就可獲得西薩摩亞簽證。澳大利亞航空公司出場的是一個經理，白人，一臉的蔑視，用盎格魯撒克遜的高傲口吻，堅持我們得先有西薩摩亞和新西蘭的入境簽證，才發售機票。新西蘭使館和澳大利亞航空公司之間的推诿，歸根到底是都害怕中國人跑進各自的國家。新西蘭臨時代辦是個重磅女人，卻有著天籁般的嗓音。最終還是她拍了板，“好了，大家都精疲力盡了，先生們，我們也不再爲難你們了，不過也請你們幫個忙。”她讓我們到日本航空公司辦理北京-東京-悉尼-阿皮亞（西薩摩亞首都）的訂票單，然後憑此單新西蘭使館換給我們西薩摩亞簽證，這樣，新西蘭將“禍水”潑到澳洲，不過，有趣的是，當我們拿到並閱讀蓋有新西蘭駐華使館公章，西薩摩亞的另紙簽證（簽證不是加蓋在護照上，而是特制的一紙公函）上的英文說明，發現我們已經有了新西蘭過境權。也就是說，沒有什麽可以阻止我們進入該國，這可不是新西蘭駐北京使館的初衷，因爲就在一個月前，我們申請新西蘭簽證是被拒絕的。
澳大利亞是個金色的夢境，至少對于當時的我們是如此。西薩摩亞旅遊和新西蘭過境簽證的成功獲得，無疑使我們士氣大振，增強了進軍澳大利亞使館的底氣。當時，北京的澳大利亞使館就像個熱門的舞廳，年輕人趨之若鹜，人滿爲患，幾乎清一色是奔著留學簽證而來。坐鎮簽證處的中國秘書，是一位很年青的陽光姑娘，敏捷又不失幹練，我爲其可動聽的地道京腔所傾倒。看見我胸前紅色的交大校徽章，她對我們頗有好感，對我們護照上各色簽證，十分好奇，“你們夠可以的，洲際旅行，真讓人羨慕。”因爲申請澳大利亞過境簽證，我們的表格得以破格優先提交，免除排隊之苦。不大一會兒，領事簽證官員召見,是一位舉止斯文的中年婦女，很有禮貌地說,”先生們,你們要去的是奧地利,而不是澳大利亞.”表格退回一看傻眼,原來是在匆忙中，竟把英文版旅遊年鑒的西歐奧地利一家HOTEL資料,填寫到表格中“在澳洲逗留期間留宿何處”一欄, 奧地利和澳洲的英文名字僅一字之差,鬼使神差，也就沒有去成大洋洲.後來去了歐洲，最終落戶了奧地利，也算是陰差陽錯的緣分，莫非是預兆和天意？當然這是後話了。
我們轉而注意歐洲大陸。當時還處于冷戰時期，歐洲分爲兩大陣營。西歐當然暫且不能碰，東歐諸國是我們的首選。先後走訪了東德，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使館，得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標准答案，就是必須先有東歐任何一國的簽證，才能獲得其他國家的入境許可，但是，就是沒有一個國家願意開個先例。真是世態炎涼，盡管本是同根生，同屬社會主義大家庭，東歐各國並不怎樣待見中國兄弟。華沙條約組織的成員國，簡直就是鐵板一塊，水潑不進針插不入。這可是我們原先預料不到的。當來到最後一個東歐國家匈牙利使館的時候，我們幾乎都不抱什麽希望了。
親自接待的是一位匈牙利簽證官員，令人驚訝的一口純正普通話，他很愉快的接受我們對他中文水准的恭維。這樣，大家的交流沒有語言障礙。早年他是布達佩斯大學的漢學教授，我們討論中歐對比文學，就像學術論壇邂後的中外學者。他的業余愛好是旅遊，對我們已取得簽證的國家，大感興趣。最後這位外交官刮目相看，歡迎我們做客匈牙利。柳暗花明又一村，東歐大門從此洞開，因爲有了匈牙利的簽證，我們很快得到其他所有的東歐國家的入境許可，包括蒙古和蘇聯。
東歐告捷，按照計劃，我們開始試探西歐。比利時駐滬總領事館設在上海靜安賓館，那天到達領事館已是下午四點過後。初冬的白晝漸短，此時天色已暗。猶豫了一會，我們還是按了門鈴。坐堂的秘書直接將我們引進給簽證官員，一位雍容富貴，儀態優雅的女領事，正在整理辦公桌上的文件。看到二個不速之客，她開玩笑地說，“紳士們，難道你們不知道應該怎樣過周末嗎？”看來她的心情不錯。打開護照，上面十幾個不同國家的簽證，分別來自南亞，東歐，中美洲和南太平洋，她揚起眉毛，說，“啊哈，環球旅行家，雄風不減當年的鄭和下西洋。”她分明在顯擺自己中國通的淵博，我們趕緊表示由衷的欽佩，“不過”，她打了個悠雅的手勢，“我的先生們，我只有給你們二十四小時過境的權限，更長的，必須報批比利時王國內政部。”我們連忙說，“借道貴國，二十四小時足夠了。”她大筆一揮，大功告成。精心策劃的方略，耗費的苦心，和直至現在所做的一切鋪墊，都是爲了這一個時刻的到來。這是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得到的西方國家簽證，盡管僅僅二十四小時過境，可是意義重大，此時此刻的心情難以言表。一個星期以後，由于有了比利時的簽證，原先猶豫不決的挪威大使館，果然批准了我們的入境許可。

李敏

有了西歐的簽證，我們決定到美國駐滬總領事館走一遭。位于烏魯木齊路的領事館門前，申請簽證的人排成長龍。我們徑自來到門口，武警打開護照，只見一排五顔六色的外國簽證，遲疑了一下，看來他是吃不准的來頭，還是優先放行。領事館是一棟老式洋房，和北京使館區的新建築相比，顯得小巧玲珑，而且有貴族氣派。進入簽證大廳之前，先要接受嚴密的安檢，海軍陸戰隊隊員全副武裝，十分擺譜。超級大國果然不同凡響。當時，蘇聯正處于巨變的前夕，即將獨步世界的美國，正躊躇滿志，飄飄欲仙。
簽證領事是個很美國化的女子，穿著打扮透著好萊塢的氣息。和她照面之前，有兩個中國雇員審視我們，其中一個小白臉，一邊翻閱護照，一邊不陰不陽的說，“搞了那麽多簽證，花了多少錢？”聽者氣不打一處來。我脫口而說，“在外國領事館裏公然侮辱同胞，作爲中國人真爲你這種行徑感到羞恥。”很快我們知道，爲此要付出什麽樣的代價。
輪到我們Interview的時候，小白臉滿臉堆笑，附耳對簽證官說了一陣子。她轉過身，漫不經心翻看護照頁，問我們，爲何要訪問尼加拉瓜？難道不知道尼加拉瓜和美國之間的關系緊張嗎？我們表示，對于這樣的問題根本不屑一答。這個顯然比我年輕的女簽證官被觸怒了，注視著我，居高臨下地說，“你來自上海交大，但是那樣不明事理，看來我的中國同事說得不錯，對此我表示十分遺憾。”隨後不由分說給我們護照加蓋“214B”，這是等級最高的的拒簽標志，六個月內不得再次申請。我們第一次嘗到超級強權的傲慢和無理。一個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的霸主，就像一頭在瓷器店中漫步的大象，破壞和踐踏，即使是下意識的，也是災難性的。這個女簽證官，無論學曆，閱曆，智商和意志力，都無法與我們相比，然而她代表的是美國的無上威權，操有“生殺大權”，可以瞬間決定成千上萬申請入境者的命運。我想，沒有幾個美國人，知道王道和霸道的區別。至于那些對權勢溜須拍馬，而對自己的同胞使壞的人，是曆次政治運動包括文化革命的産物，是社會的癌細胞，既醜陋又可憐。
整個國內段的簽證工程結束。衡量再三，我們放棄南太平洋，美洲和東南亞路線，決定走歐洲路線。一則，歐洲大陸國家衆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另則，我們已經得到歐洲國家的簽證最多；再則，十分現實的是，可以乘坐票價便宜的（從北京經莫斯科到布達佩斯的臥鋪票是七百元人民幣），橫跨歐亞大陸的西伯利亞國際列車，我們今後的路還很漫長，將能最大限度節省盤纏。

臨走前幾天，家裏面積不大的地板上，行裝散放的到處都是，十多年前送我下鄉的時候，也是一模一樣的光景。川流不息的親朋好友，除了祝福以外，紛紛傳遞海外生存的要訣，有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玉良言，有具體謀生的錦囊妙計，雖然誰都沒有見過外部世界。長女爲母的姐姐，將祖傳的鴨絨被，一針一線縫制成睡袋；剛出月子的妻子，一手摟著滿月的兒子，一手爲出遠門的丈夫收拾行李，什麽都談到了，就是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問題，何時再相逢？五年？十年？甚至更遙遠，只有蒼天才能作答，想到這裏，斷腸人在天涯的傷感，不由的陣陣襲來。翻譯家墨蘭的公子小鵬，是我的好友中最敦厚的一位，他悄悄把我拉到門外，說，“正是爲了他們，你也得往前走，不要回頭。”不料，這竟是我們最後一別。一年後上海的一場肝炎大流疫中，他成了故人。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早晨7點45分，我們搭乘的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正點從北京站徐徐啓動。送行的邬君隨著款款移動的列車追了幾步，他的簽證還在未定之天，我們先走了。至今我還記得他喃喃自語，離開月台，醉酒似的晃悠而去，瞧著他漸漸離去的身影，大家都感到無可名狀的心情。能夠走的走了，從今以後如同斷線的風筝，飄向廣袤的未知世界，無論是禍還是福，恐怕永不重歸。
我們乘坐的是中國列車（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蘇的國際列車，另一班是蘇聯列車）。列車員都是中國人。整個列車空蕩蕩的，所有北京上車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節車廂，這樣做顯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細菌一樣，散布開去至少有汙染環境的壞處。據說，80年代前期，有時整趟列車只有幾十個旅客，比列車員人數還少，相對國內列車而言，這裏服務質量要好得多。列車編組:高包(二人包房)、軟臥(四人包房)、硬臥(四人包房)。我們的二等硬臥，相當國內的軟臥，有四個鋪位。同房間的另二位來自北京林學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聯邦德國。類似這樣的國家派遣人員，約占列車人數的一半以上。
從北京站始發的k3次國際列車將途經經大同、晚上8點將到達邊境檢查口岸二連浩特，然後出境，經紮門烏德、烏蘭巴托進入俄羅斯境內以後，和西伯利亞大鐵路彙合，周一抵達莫斯科。總共六天的行程。火車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過半百，略有發福，剛一見面，即忙于分發名片，顯示身份和頭銜。他告訴我們，已是多次出國，至于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護照，以表明他和我們的私人護照並無二致。知識分子只有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點小小的虛榮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點煩人的話匣子和“酸”以外，這位半大老頭倒是隨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齡比我們還少上一截。他這一代沒有直接受到文革的影響，又趕上尚學和開放的年代，學業一帆風順。他戴著圓圓的眼鏡，笑起來一副湖南老鄉的憨厚相。他是首次赴歐攻讀博士學位，可謂春風得意，一片錦繡前程。當我們問他，是否打算學成報效祖國？他覺得是無可質疑的。使我想起自己的夏教授，留德博士，當年懷著赤誠之心回國，到了皓首之年，感慨萬分。新一代的留洋學者的歸宿何在，這個問題需要時間才能作答。

李敏

很快地又結交了一些乘友，其中，有到法國的靳先生，年僅二十歲，之所以能搞到法國的簽證，是他老爸是中國駐法航空代辦處的官員，他不諱言賴在巴黎；有赴西德留學的楊小姐，是安徽醫學院的助教，到德國的第一目標是盡快把男友弄出來。最有意思的是，在奧地利留學的高先生和赴丹麥旅行的林夫婦，我們不但是六天的同路人，而且數月後又再次見面的緣分。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在北京火車站國際候車大廳，身材格外短小幹癟，一頂奇特的西瓜狀的黑皮帽，和蒼白的長臉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爐匠。當時，整個候車大廳散放的幾乎都是這對夫婦的行李，他和太太推著兩架重磅行李車，來回運輸個不停，很有漫畫色彩。現在，我們已經成了朋友，坐在車廂裏閑聊。林先生告訴我們，這些重達半噸的行李，實際上說貨物更爲妥切，是他花費數月精心采購的，其中有種類齊全的工藝品，紡織品，足足可以裝備一家商店，還有一尊令人瞠目結舌的大如來佛，重達八十公斤，像一枚導彈橫臥在大號的木箱之中。

所有的貨物都堆放在車廂的過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廂，當時的國際列車從無走單幫的曆史，乘務員也就視而不見。一樣是初次出國，對西歐的行情他顯然了如指掌，我們雲裏霧裏，懵懂無知，一點概念的都沒有。“老弟，中國市場的許多東西，到了歐洲，尤其是北歐，那就是十倍的價錢。”他從挂在脖子的金項鏈上，取下一個古裏古怪的佩玉，湊到眼前，才看清楚是只烏龜，在中國是象征長壽的吉祥物，據說老外也是十分喜愛，“在上海才十來元人民幣，到了歐洲至少值二十美金，不說變賣，就是作爲送人的禮物，也是很體面的呀。”

林太太的父親居住台灣，讓丹麥的一個中國飯店老板，擔保他們以觀光身份進入丹麥。丹麥屬歐洲共同體，除非通過婚姻，否則幾乎沒有定居的可能。林夫婦事先辦了離婚手續，丹麥方面已經物色了一個當地女子，待他們到達丹麥，趕著入境簽證有效期內和林先生“成婚”，林先生即可獲得丹麥定居權，一年後離婚，再與林太太複盟，這樣雙雙都有合法身份。毋庸置疑，這是一場金錢交易。

“你們打算著怎麽辦呢？”他把小烏龜仍然挂到脖子上，“說白了，出了國的中國人沒有幾個打算回去的。”
但是，我們又能夠有什麽打算呢？對于奔赴的“希望之鄉”，本來就是知識有限，聽了林先生關于居留權的一席話，心中更是沒有了著落。我們沒有錢，又無人接應，最長的簽證是挪威，也不過是一個月，能否留在那裏，或者是世界哪個角落，前途未蔔，只有上帝知道。實際上，自打乘上西伯利亞的火車，我們就是兩個到處漂泊的國際流浪漢。

從北京出發的當晚八點，列車到達了中國的邊境檢查站二連浩特，中國邊防警察上車，我們倆的護照著實被反複翻看好些時間，他們還從來沒有見過，初次出國的就有這麽多簽證的，而且也搞不明白，前往南亞熱帶的S國，如何要繞道冰天雪地的遠東地區。最後，加蓋了出境章，讓我們填寫“旅客行李物品申報海關單”。我們意識到，對于個人而言，這是正式離開中國國境的曆史時刻。但是當時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那正處在二十世紀末所謂全球化來臨的前夕，而跨國移民是經濟全球化衆多動力因素之一，據二十年後今天的統計，改革開放以後出去的“新華僑”，人數約爲600萬，與昔日的“老華僑”不同之處是，其中不少人受過高等教育，無意之中，我們成了先行者。

因爲中國與蘇蒙的軌制寬窄不同，所有旅客應該下車，讓火車在“國際換輪庫”裏進行換軌。我和大成出于好奇，跟著列車進入作業地火車廂被分別吊起，撤掉中國寬軌，換上俄式窄軌，我們還是被趕了下來，倆人冒著漫天的大風雪，從車廠走回二連浩特車站。在上了凍的鐵軌上，一腳高一腳低地走著，四周黑沈沈的，好一派淒涼的邊塞風光，只有前方車站的紅色信號燈，喚回文明世界感覺。我們總算重返了車站，這裏的建築和北方其他火車站沒有什麽不同，鋼筋混凝土，像盒子般方方正正，就是多了穿著厚重棉大衣的邊防軍。

幽靈般的旅客們在站內閑蕩，一些西方人在小銀行裏忙著兌換貨幣（把在中國未用完的外幣兌換券換回國際通用貨幣，按照規定，外幣兌換券是不能攜帶出境的）。出乎預料找到一個小郵局，我坐在破舊的沙發椅上，在昏暗的燈光下，寫出第一封家信：“親愛的，我的好妻子，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夙願將要實現，半個小時後，我們即將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告別。但是，不知怎的，我一點兒都高興不起來，心中難受極了，欲哭無淚，痛苦程度甚至超過離開上海，和抱著熟睡兒子的你話別的時刻……”

列車在中國邊境站停3個小時左右，晚上11點多火車離開二連浩特，不久停在蒙方紮門烏德邊境檢查站上。紮門烏德市是蒙古人民共和國距離中國最近的陸路口岸，也是唯一的鐵路口岸，和二連浩特南北相望。紮門烏德在蒙語中的意思是“陸地之門”，車廂均下了雙重玻璃窗，以阻隔外界凜冽的寒氣，透過布滿冰霜的窗戶，外面警戒的蒙古邊防軍依稀可辨，彪悍的士兵包裹著皮毛的軍大衣，佩戴蘇制沖鋒槍，臉無表情目視列車進站。小站上有二個蒙古族姑娘，驚訝地看著國際列車隆隆進站，她們頭戴羊皮帽，腳穿牛皮護膝的氈鞋，身上裹著黃色的毛皮馬甲，在月台燈光下，十分醒目。

火車剛停穩，邊防檢查立即開始，進行蒙方入（過）境簽證檢查、物品報關等手續。先是一個高個蒙古邊防軍官依次到每個包廂，收走旅客的護照和另紙簽證，然後是海關和檢疫人員的例行檢查。令人吃驚的是，海關和檢疫人員均不會英語（後來我們發現，蘇聯和整個東歐國家也是如此），好在他們頗有自知之明，並不像以後的蘇聯海關官員和外國旅客老是糾纏不清。不過，隔壁車廂的幾個從中國探親回來的蒙古華僑，卻給折騰德夠苦的了，蒙古海關官員對他們進行了一個小時的詢問和搜查，這是當初中蒙關系的一個縮影。紮門烏德中西合璧建築風格的車站、和具有歐洲風格的車站廣場，明顯有蘇聯文化的影響。

第二天清晨，人們醒來，發現列車已是行駛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廣袤的沙漠草原上了。

李敏

中國像是一張桑葉，被蠶蟲吞噬的北部，便是眼前的外蒙古。從中蒙邊境的紮門烏德延展到蘇蒙邊境的蘇赫巴托，整條鐵路大動脈貫穿這個國家的南北。隆冬時節，冉冉升起的朝陽，一望無際的蒙古大戈壁，在皚皚白雪的覆蓋下，滿目蕭條，荒無人煙。只是在極遠之處，偶爾發現零星的蒙古包，似戴玉盔，如披銀甲。曆代文學家和詩人，有過不少描繪不毛的，淒楚的塞外篇章，如今有了親身感受，以爲置身于中世紀或更遙遠的年代，如果沒有內燃機車汽笛提醒的話。
列車上有了變化，中國餐車留在二連浩特，現在挂上的是一節蒙古餐車，這除了是被強化的主權意識以外，對于相關國家來說，是個賺取外彙的機會和手段。從中國出發之際，我們帶上足足一大袋的方便面，夠我們倆橫穿歐亞大陸七天旅程的消耗，不過出于好奇心，我們還是跑到蒙古餐車瞧瞧，只見餐車空空如也，播送著蒙古音樂，沒有預想中的不堪入耳。幾個餐車服務員坐在餐車的另一頭聊天，廚房裏飄出燒烤牛羊肉的氣味，實在不敢恭維。一位身材茁壯，皮膚粗糙的蒙古姑娘迎上前來，打著手勢問客，結果我們用了一美元，買了個又大又硬的麸皮面包，應該說它只是值幾十美分，但是對方沒有零錢可找，最後給了幾顆包裝粗劣的糖果和兩個紀念章，上面印有象征畜牧業國家的蒙古大馬，一行英文字：蒙古國際旅行社。事後，有人告訴我們，無論在蘇聯還是蒙古餐車上用餐，化美元是頂頂不上算的，應該用蘇聯的盧布。這位熱心人用二十盧布換走了我們的十美元。我們激動萬分，感恩不盡，因爲按照當時蘇聯官方兌換率，二美金兌換一盧布。時隔半年，我們在維也納發現，那裏的銀行牌價是零點二五美元兌換一盧布。這就驗證了一條真理，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即使同胞之間。這位熱心的同胞就是二十六歲的高先生。
高先生身穿當下流行的運動衣褲，鼻梁架著時髦的茶色眼鏡。他是軍隊幹部子弟，中學畢業通過關系到了部隊，後進入某軍區足球隊，複員後在北京一家旅行社工作。他說，因曾幫助過奧地利國家鋼鐵聯合企業，一年前到了奧地利，旅遊簽證期滿又續了學生簽證，這次是回國探親重返維也納。自打北京上車以來，他一直打聽前往中歐的同路乘客，不久，我們知道他所攜帶的行李，有二十個之多，壘起來像座小山丘，比起劉先生夫婦的毫無遜色。據高先生介紹，奧地利這個介乎東西歐的中立小國，仿佛很適合我們生存。由于還沒有加入歐洲共同體，奧地利的居留簽證限制不嚴，只要能合法進入，就有可能改變身份，即有可能從觀光改成學生，甚至工作身份。我們要去的匈牙利正挨著它，我們的注意力馬上被吸引過去了。高先生告訴我們，他的一個北京哥們，背景過硬，在國內搞開發公司發了筆橫財，後跑到匈牙利，在那裏弄了一輛汽車，在一沒有簽證，二沒有駕駛執照的情況下，竟從布達佩斯開到維也納。現在，這位仁兄已經有了合法居留，憑著從他老爸那兒搞來的幾張出口許可證，他在奧地利開了貿易公司，混得很風光。相比之下，高先生自歎不如，自己的父親官銜未入流，做兒子的自然要次一等，只能跑跑單幫做小掮客。
到挪威，本應莫斯科換乘到北歐的火車，當初之所以決定到中歐，是因爲匈牙利和西歐近在咫尺，那裏的國家多，回旋的余地大，況且我們已有了比利時簽證，北歐是最後的王牌，暫且作爲緊急備用方案。高先生的信息，使我們信心倍增，布達佩斯相距維也納，不足三百公裏，到了布達佩斯，或許可以申請到奧地利簽證。大成是樂天派，開始想象不久的將來，我們夾著大學教材，在風景優美的維也納森林散步。據說，采珠人有一個忌諱，在割開貝殼前，不可奢望裏面有閃閃發光的珍珠，否則事與願違。這個傳說，後來在我們身上應驗了。
位于蒙中邊界兩邊的戈壁，是世界上第二個大沙漠，占外蒙東南部的三分之一.從窗口放眼眺望，十分壯觀，駱駝和野山羊，偶爾可見. 白茫茫的雪原大漠，一片原始生態景象。
火車上的社交圈子日甚擴大，其中不乏有一些外交人員，據說，他們乘坐火車可以領取飛機的盤纏錢，火車票僅是飛機票的十分之一的價錢，這樣可以積攢一筆不菲的外彙。其中有維也納的聯合國工業開發組織中國使團的社會事務參贊陳先生，和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二秘朱先生，當前者知悉我們遊曆各國，感到十分新奇，說，“若不是當今政策開放，像你們這樣的年輕人，哪有機會跑出來看世界，不管怎麽說，這是件好事。”他是說了實話，中國已經告別閉關鎖國的過去，開始多元認同和與外部社會文化互動的時代。而從此我們也就開始了“既在此，又不在此”，“處處爲家，無處爲家”的空間互換。朱先生告訴我們，六七十年代時，乘坐這趟列車的，一般是代表團、外交官，政府官員、還有省委部委以上高官，少有老百姓。列車安保也很嚴格，有公安人員隨車。西方人稱之爲“神秘的東方列車”。作爲普通人，我們感到慶幸，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哪有這樣的可能，確實如此。
上午在喬依爾站作短暫停留，一路飛速行駛，中午時分，到達位于蒙古中部的首都烏蘭巴托，它也是蒙古航空和鐵道的交通樞紐.列車員通知大家，客車將在這裏停靠多時，可以下車看看。火車一停穩，幾乎所有的旅客攜著照相機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