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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六二章 改革成敗
中國在秦、漢以前的三代,社會形態主要是封建制度,階級劃分十分嚴格,不容混淆。自戰國至秦、漢之興替,由於戰亂連年,國家求富強之需要,乃傾向以人才為本的措施。一旦太平之世,統治階層為便利掌握政權,在社會上再度實施類似封建的階級制度,歷經兩漢四百餘年,形成四個主要階層:士大夫、編戶齊民、依附人、奴婢。
士大夫還劃分為世族高門和寒門庶族,等級區分極為周密,毫不含混。
編戶齊民多為一般戶籍百姓、因亂流離各地的浮浪人或雜營戶,在朝廷安撫下從事農、工、商等業,是朝廷賦稅力役的主要負擔者。
依附人包括有部曲、衣食客、個客、蔭戶、門生故舊、僮僕等,投靠豪門後可免附政府力役,使朝廷與豪族間形成『戶口』爭奪的衝突,而朝廷也有因故依附的兵戶、營戶、工匠、吏員等,經放免可上昇為自由編戶。
奴婢則是沒有任何人身權利和自由的隸徒,包括生口、長徒、隸戶等名目,待遇十分悲慘。
士大夫階層享有政治上絕對優越的地位,社會上擁有崇高的聲望,經濟上握有雄厚難匹的力量,又是文化傳遞的代表。這一階層主要有三類:開國功勳集團和累朝姻戚;憑藉雄厚貲財崛起的豪門;『經學傳業』和『禮法傳家』的累世公卿。
兩漢崇尚儒術,經學昌盛,加上朝廷取士,多以徵辟和郡國推舉為主,莫不以經學瞻富者為上選,習經乃成為干祿捷徑。有獨特見解往往成為名師巨儒,對授經限制甚嚴,又有將獨門之祕傳子之習,因而累世相傳,歷數十百年而不墜,造成有累世公卿情況,如孔氏自孔霸起,七世中任卿相牧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餘如桓榮三代為五帝師,弘農楊震四世為太尉,汝南袁安四世五人為三公。
這類勢力積久形成『門第』,除累世家學及致仕,又授徒講學,廣收賓客,注藉弟子往往以千百計,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現象。國家又在其把持下造出兩種制度,作為保障其特權的工具:一為『任子制度』,使子弟能憑父祖餘蔭而致仕;一為教育制度,使子弟優先入學受業,方便取得參政的機會。
世族大姓和閭里豪強,又多喜聚族而居,形成土地和財富集中,連帶周圍有越多依附人。經濟和政治力量互為犄角相輔,加速這一階層壟斷政治和雄踞地方的實力。漢末大亂,戰亂頻仍,這些世族豪強聚族自保,逐漸形成割據勢力。崛起的各諸侯,除了本身具有一定實力,往往也要拉攏這些地方豪強,如曹操拉攏許褚、李典和河北諸名士,孫策籠絡吳中四姓,劉備得糜竺和荊、蜀士族的支持,才能形成現在三足鼎立的的局面。
施政以人為本,舉才為政治鞏固的根本。東漢的選舉制度既以『經明行修』為主,這種標準又非臨時考核能得,因此鄉黨評議成為重要依循,後來逐漸發展由少數號稱專家的『名士』以臧否人物為務,進而變成『權威』,往往左右政府取士,稱為『品題』。如鄭泰評議,出口定論;許劭及管輅更為有名。但是一般主持鄉閭評議的名士,常是出身豪門大族,變成政治壟斷,結成朋黨,不僅有礙政治集權,更對社會、民生造成反向的畸形發展。
這也是群雄並起,逐鹿天下時必須考慮的因素。沒有世族豪強支持,難成氣候;太依賴了又會縛手縛腳,不利發展勝出。呂布初興,曹操連敗;後來發生饑荒,呂布強劫世族之家,終導致離心結果,曹操苦撐待變,最後在世族支持下勝出,此不言而喻。
但是鼎足之局形成,要在各方面取得優勢,就得在各方面作改革,首要的就是政治方面。蜀漢的成功,在於有『轉世麒麟』的規劃,能成功的運用其『前世』經驗,找出合理而適切的取代方案,不僅拔擢人才,並且在社會、經濟、民生等各方面,作出廣泛而中肯的革新措施;而其一切的規劃,脫不開以『法治』為本,以民為主的思想。反觀曹操和江東的改革,『人治』的傾向很重,又汲汲於權力的掌握和集中。在曹魏,往往繫於曹操一人的喜怒之間;在江東,卻受到世家大姓的掣肘,亟思整頓不果。結果,和蜀漢改革的結果也相異,都不約而同的朝反方向偏離而去,最後或者動搖了統治基礎,或是削弱了統治力,終於在戰場之外的競爭中,落居了下風,註定成為輸家。
曹操父親是宦官養子,自然為世家高門所輕,曹操對他們無形中也相當仇視;加上個人野心,在得勢之後,更想集大權於自身,對朋黨清議自然極為忌刻。建安十年,他首次發布破除朋黨的詔令,使楊、袁諸氏都遭摧殘誅除,孔氏子孫孔融也因名重當世、賓客盈門而被藉故殺害。這次是第二次,使許多世族人士遭到罷黜。但由於世族的根基深厚,在社會上具有廣大的潛勢力,迫使曹操不能不加以重視,仍在形式上保留鄉閭評議的舊傳統,藉以懷柔世族,好轉化其敵對立場。
孫策立足江東,於征討平定諸郡後,便積極羅致人才,安定政局。由於五大家擁有極多的部曲徒附,實力雄厚,孫策積極籠絡,把叔父孫靜的兩個女兒分別嫁給顧邵和全斌,又親拜顧雍母於庭前,此舉博得各世族的真誠擁護,南渡諸賢也受征招出仕。於是結合南北建立一個內部團結而賢才輸誠的穩固政權,如張昭、魯肅、諸葛謹、步隲、張紘、滕胤、劉惇、趙達等皆為一時俊彥。
但是籠絡世族付出的代價,長遠來計卻弊大於利。一則世族最注意的,是自身榮華、地位的維持和延續,其次才是對主君的效忠,甚至以把持政、軍的方式,對主君造成脅迫和忌憚;二則暗地裏北方大姓和南方士族仍不時有競爭,在孫權接位後更轉而半公開,政、軍權力由兩大集團輪流掌握,孫權不思反制,積極培養人才,卻以權謀方式挾其兩端,取得均衡。如此造成政、軍權力的壟斷和風氣的保守,與整個現實環境更為脫節。
相較之下,陸羽改革的成功,在於創立出客觀的考試方法和教育制度,來代替評價人物的選舉制度,打破世族壟斷。同時為免人才埋沒,陸羽規劃的教育制度中,在財政上挹注相當的本錢;固然在初期限制了其發展和進步,但是以長遠的成效來看,其卓著則無庸置疑。就連一般百姓受過基本教育後,無論是工業技術、商業技巧、農業改良、軍事訓練,都擁有較優越的素質和水準,從而帶動了整體的進步和繁榮。
在社會上,曹操和孫策仍沒有意識到『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對平民所產生的影響與刺激,所以在其統治下,仍任由世族豪門割據地方和壟斷地位,享有免除徭役和輕薄賦稅的特權,以致豪門連棟以百計,膏腴滿野,貧無立錐之民所在多有,使一般百姓只求溫飽而已,相當缺乏進取的志氣,社會因此瀰漫苟安氣氛,所謂的改革變成徒具形式。
此時大歷史的走向,仍在某種程度上照常出現。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大戰結束後不久,曹操在毛玠的建議下,採用變通諸端的『九品中正制度』,由中央任命評議的中正,負責品第人才優劣,以有效控制鄉里清議。但是這種作法依舊『人治』的氣氛濃厚,同時品第的方式包括了被評人的家世和才能道德,忽略了被任命的中正其實有不少仍是出身大姓世族,以致後來逐漸形成黨同伐異,擅以喜怒昇降的情形出現,並且朝向專重家世、不重賢才的情況,對於政治和社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江東方面,初時孫策採用張昭的建議,實施檢括和土斷之法,讓渡江避亂而來的流民得到戶籍,成為政府編戶;但是由於政權普遍操在世族之手,得以上下其手,將壯者紛紛隱匿為自家的依附甚至徒隸,弱者方釋為編戶。此舉招致流亡者益多,甚至逃入山中托依山越。之後孫策致力弭平山越,降民部分收編入伍,部分發為屯田,但更多為豪族掠為部曲和佃客;佔有的土地也多半落入世家之手,招致中下階層的普遍不滿。另一面,雖然江南富饒,政府賦役卻越趨煩苛,致使一些較窮困的地方,百姓寧可蔭附豪門為佃客,不願為朝廷編戶。待孫權接位,又縱容部將殺害有錢官兵,掠奪貲財為用,使一般民眾深感不公平的壓迫之苛,不免思及反抗,使社會處於不甚穩定狀態,在孫氏統治後期連續爆發數起民亂,最後都被殘酷鎮壓,流離死亡者固多,間接遭難者更以倍計,以致魚米之鄉『千里無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在朝者好大喜功又不願費心養士取才,更讓社會淒慘的情形愈為惡化。
在經濟上,建安九年,公元二○四年,曹操頒布以實物納租稅的法令。但隨著軍費支出的浩大,雜稅項目越趨繁苛而徭役更加煩重,使一般編戶漸感不堪,每每導致貧者賣妻兒或自縊,如遇水旱兵災,流亡他地致困頓死亡蔽野,或遁入山谷採草葉為食者不乏其眾;相較於世族豪貴的奢侈放縱,免役安逸,形成強烈對比。結果造成百姓或懼為朝廷編戶,寧肯流亡;或蔭附豪族為生,卻遭剝削而依舊勉強維生。說起來很悲哀,在曹魏統治下,所以能讓大部份百姓維持最低生活,不致導致社會、經濟崩潰的原因,在於戰亂頻仍減輕了人口壓力,變相的使糧食能在一定程度上勉強供應無缺。但是人口大量減少,並沒有讓活著的人得到更多土地,因為大量的棄田與荒地都被朝廷與豪族取得佔有,或分配給流民承租耕作,或派蔭附之戶負責。同時一般人民日常飲食的粗劣不堪,與豪門大姓的豐腴精緻,同樣有強烈的對比。
孫策立足江東,此地自漢漸次開拓,加上天下荒亂,北方人民避難渡江者波連不斷。在第一次大會戰後,劉、孫議和,原來盤據廣達九郡的山越族南遷,於是北抵長江、南達閩江、東至大海,西到贛江的山區險阻之地,凡有山河森林之饒,幾乎都被各大世家豪族公然兼併。為免戰敗引發動亂,孫策只能選擇先視而不見,想待穩定再行改革。目前只能在安定中求發展,冀望先以經濟的提昇,弭補政、軍方面的缺憾。
在孫策的銳意經營下,設署典校尉及都尉,鼓勵墾殖荒地,普遍推行屯田,僅會稽傍海帶湖的良田便達數十萬頃。商業隨之而興,在建業設有兩個大市,商賈雲集,貿易船隊和往來東南及東北海域,及於出雲(朝鮮)、倭國(日本九州)、呂宋、爪哇、甚至澳洲,大都結合強大水軍巨艦,乘機征討佔領。至於西南方的絲路,在與劉備軍取得協議後,劃分合理的海上勢力範圍,只要在劉備軍佔領的日南、麻六甲(新加坡島)等地,繳交一定關稅後,便可往來貿易;同樣的,劉備軍若要向東南、東北貿易,也得向孫吳繳納關稅。
只是江東的富裕繁榮,卻是建築在貧富懸殊情況的假象上。由於階級不平等,南北世族在此恣意拓展私產,競奪公田,侵佔或強行吞併農民耕地,又封山圈澤的設置田園,裝飾假山陂湖勝景,供私人享樂。恃於財富權勢,各大世家又壟斷商業富利,連地方官吏也兼營商業,甚至官職也成了商品,民間小商只能賺取微利,卻聊勝於務農;只是商稅十分煩苛,世家不但可免關市之稅,又以高利、幣制之端多方盤剝,以致商業鼎盛的情形呈現崎形發展,小民未富而窮者愈貧。
相較於陸羽主導下的經濟改革,劉備軍轄下的一般百姓,生活卻越來越好,從而吸引了不少百姓從曹魏領地和江東冒險越界而來。固然因此遭處死或流放者不少,卻有更多的人成功,獲得生活待遇的改善。從建安十三年至十八年,短短六年間,便有超過二百萬的人口,從冀州、並州、司州、甚至遠從徐州,透過各種方式,大部分流向了雍州和漢中,少部分遠至涼州和益州,還有人冒險從水路輾轉一路到交州的。
在道德層次上,由於歷史經驗的不足,曹魏和東吳的改革,並沒有注意到這個影響,結果上行下效,無形中使政治和社會的風氣,愈趨於短視近利而重視現實,缺乏理想和操守,動搖了統治根基。由於士族主要是經學傳家,重視節行,蔚為門風家法;固然有道德不一定具有政治才能和治國謀略,多少卻對社會風氣有所俾益;所以士族的敗落,自然使社會失去道德瞻依。
曹操崛起之初,打著維持漢室江山的旗幟,積極籠絡中原的世族豪強,才會獲得支持;等到權力穩固後,卻採取『循名責實』的法家精神,公開聲明唯才是舉,不重名節,全力摧殘士族、打擊豪門。雖然因此提拔了不少才士,卻與傳統禮法傳家的士族有所扞格,因而形成政治上的對立。如第一次三家大會戰,曹軍的關中主力軍失利,河北士族與庶門才人暗中爭鬥也是原因之一。
世族本來就是家族至上,然後是名義上的主君,再次是中央政府。曹操卻以『權術』自喜,無兼人之量,深惡名節之士,更促使有權力慾的士人失去節操,有識之士卻灰心失望而不求聞達,導致日後政權遞嬗,政風敗壞,篡奪殺戮之事一再發生。
東吳的孫氏政權也差不多,同樣政風日漸敗壞。初時為鞏固統治,孫策採取高壓與懷柔兼用,頗能維持穩定。但是一再受挫於劉備軍,多少招致出力頗深的世家豪族不滿,此時孫策又以強固中央、抑制割據勢力為務,積極支持北地賢才,江東大姓屈抑怨憤之下,掀起數次政爭或亂事,失勢後仍維持一定權利財富,轉而沉湎於榮貴逸樂,不再對政治懷抱理想熱情,間接導致政治教化的失序。
雖然北方有郭嘉、南方有魯肅等,都建議曹操、孫策,倣效陸羽的作法建立書院和武院,以培養人材;但是所謂『畫皮畫骨』,雖然從外表看可以很像,但內在的精神卻差得多。在北方,曹操認為領地人口眾多,尋找人材並不難,又在主觀上認定,傳統儒生的道德和才能和社會嚴重脫節,反而缺乏治國能力,不如直接取才較方便。曹操本人又多疑善妒,刻薄寡恩,總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實,反使有志者寧可設法投奔敵營。孫策雖有度量,但世家豪門恐政權為寒門取代,也多方藉口阻撓。
再者,要成立書院,並非理想中的容易,凡是教材、師資、重點、目標等,都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需要互為配合;否則東漢以降,無論公立或私立書院,不在少數,再行成立似為多此一舉。比較起來,這也是陸羽成功的原因。
為了打破世族壟斷政治等權力的局面,陸羽針對時弊,著墨於書院的在於『邏輯』和『道德』。『邏輯』激發個人思想潛能,鼓勵在其擅長才能上發揮,無論政、農、工、商等,皆能提出針砭或創出新意。『道德』則是對學子施以類似『洗腦』的節義觀念,鼓勵其操守和理想,進取益民而不慕榮利,好使得政治、社會的風氣為之煥然一新,朝氣蓬勃。
要達到這兩個目標,所需要的教材絕非當時的經學所能提供,何況許多經學屬於獨門祕授。只有具備『前世』記憶的陸羽,根據當時的水平,編出的『陸氏十策』,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等有助於邏輯思考的訓練,又有經學、史地、甚至觸及組織管理、醫藥等,能達致此一目的。至於師資,由於漢末大亂,許多逸士賢達避難荊、益,受『陸氏十策』的吸引,感於陸羽的誠意,加上本身原來就對政治抱有一定理想,所以大都一拍即合,願意從陸羽學習,然後為書院教授或武院教習。後來陸羽甚至不拘一格的成立女子書院,起用包括自己愛妻在內的才女為講師,以致日後在各行業或專門技術上,陸續出現成就非凡的女子。
第一次三家大會戰後,三方皆亟思改革,但最後的成敗和成果,也決定了最後到底由誰勝出,主宰江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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